发挥历史优势 进入学术前沿--《疑古思潮回顾与前瞻》序

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思潮，对现代史学研究影响颇大，但疑古思潮的局限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主要问题是文化建设方面不足，造成了古代历史的很多空白，对古代典籍搞了很多“冤假错案”，极需反思。“走出疑古时代”，重建古代历史系统，是目前史学界的共识。由洛阳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主编的《疑古思潮回顾与前瞻》是应运而生的一部学术力作。     

顾颉刚疑古辨伪原因新探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顾颉刚先生以大胆疑古和编辑《古史辨》一书而闻名。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偏重于破坏伪史，而较少从事建设真史。顾颉刚认为，学术之大，需要分工合作，才能深入和发展，破坏与建设只是分工的不同，破坏是为了建设，辨伪是为了存真和求真。顾之一味疑古辨伪，也是基于此。另一原因是，顾颉刚在考古学素养方面的缺乏制约了他去做建设工作。     

试论顾颉刚疑古史观的形成与其性格的关系

顾颉刚“层累说”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传说的古史系统,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由不同的时代“层累地造成”的。顾颉刚的性格和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使顾颉刚选择了一生做学问的道路,并使他形成“学问是目的不是手段”的治学理念和不盲从名人和权威的治学态度,从而为他疑古史观的形成打下了思想基础。     

疑古是解决历史谜团的一把钥匙

廿世纪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思潮有功也有过，应一分为二看待；疑古思潮应该走出，疑古精神必须发扬；以“前四史”为例，可信的正史也有许多舛误之处；“乡”、“亭”及“三老”考证及推断，最能显示疑古在历史研究方面的推动作用；疑古必有据，为疑而疑，势必走向反面，就会得出一些遗笑大方的结论     

顾颉刚古书辨伪思想初探

顾颉刚是我国"古史辨派"中心人物,"疑古辨伪"是其主要史学思想,古书辨伪思想又是这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其辨伪思想渊源、主要思想以及史学价值等方面进行论述,突出其在中国辨伪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两宋“孟子升格运动”过程中“非孟”思潮论析

两宋时期的思想界,兴起了一场“孟子升格运动”,孟子在孔门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孟子》一书也由子书上升为经书,但与之同时也一直伴随着不容忽视的疑孟、辩孟乃至黜孟的“非孟”思潮。本文对“孟子升格运动”过程中的“非孟”思潮进行论析,认为“非盂”思潮出现的原因极为复杂,与当时学人的疑古思潮、政治态度、思想倾向都密切相关。     

论顾颉刚的疑古史观对现代史学的贡献

顾颉刚的疑古史观是我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桥梁。它反对封建意识，运用近代科学研究方法，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提供了思想和方法论基础；它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将历史辩证法运用于史学研究。疑古史观还体现了对史学主体意识和主客体关系的重视，为史学理论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新发於硎”解》献疑

《庄子·养生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於硎。”“刀刃”句,传统的解释是“刀刃象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一样”。谢质彬先生《“新发於硎”解》一文(载《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认为这个解释不妥,理由是“‘发’字并无‘磨好’之训,也不能解为‘拿起来’或‘磨出来’。”谢文引用有关材料论证“硎”当     

顾颉刚其人其事

1923年,30岁的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史学界一颗新星。1926年,顾颉刚的史学巨著《古史辨》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新的史学学派古史辨派的诞生。     

中华经典研读之《易经·系辞》二十三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这句话是在前一章节的基础上继续对《易》的理解阐述，字面上不难理解。《易经》既广且大，涵盖的内容无边无际。在《易经》里面，说到“远”的概念就是无边无际，句中的“御”就是边际的意思，不御就是没有边际，那是真正的远；     

顾颉刚遭受"中华民国"文字狱问题述论

20世纪初骤起的西化大潮,在1928年全国统一之际,渐趋沉稳。后至1938年,以抗战为界,多数学者的研究方向与主观立场都有明显的转变。古史辨派主要成员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及其师友傅斯年、冯友兰、钱穆等,亦莫不因时局的巨变而有所折中。1929年顾颉刚所遭受的“‘中华民国’的一件文字狱”,其前因后果及其前后解释中的变化,虽然只是时势变迁中的插曲,仍不失为学术方向抉择与学者自身进退的一个侧影。     

试析钱冠连“家园论”学术思想的形成

钱冠连的专著《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发展和加深了我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钱氏“家园论”形成的原因在于楚文化的影响,深厚的语言功底,时代的磨练与机遇;其形成过程可以概括为四个主要阶段：思想准备-理论准备-方法准备-实际写作.     

超低水分贮存对小麦种子生活力及活力的影响

试验采用氯化钙为干燥剂对新冬２号和解放３号小麦种子进行超干处理和贮藏，以研究其对种子生活力和活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冬２号种子水分降到２．３２％，解放３号种子水分降到２．４４％，未发现对种子生活力和活力有明显的影响。对不同含水量的新冬２号和解放３号种子室温密闭贮存９个月后的试验结果发现，超低水分种子生活力和活力较高，细胞膜能保持较好的完整性，脱氢酶活性较高。由此可见，赵干贮藏有利于保持冬春麦种子的生活力和活力。     

揭傒斯历史学说综论

元代史学家揭傒斯的历史学说包括发展学说和历史编纂理论两个方面.在历史发展学说方面,他有唯物主义思想但不彻底;奉行"不敢必平天"而"志于道"的命运观;坚持"变化消息,与时皆极"的发展现.在历史编纂理论方面,重视历史垂训功能;谨守直笔书法;致力于史意;首倡史家之心术.揭氏理应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清末明初浙江学者蒋观云的风俗观

清末民初浙江学者蒋观云作为现代民俗学的先驱之一,是进化论学说的早期引进者并将其运用于中国社会风俗的分析.他率先引进神话概念,并发表第一篇具有现代意义的神话学论文.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的衰败根源于农耕社会的主静保守风俗,鼓荡民性,培养刚性、强国新民是蒋观云风俗学说的重要内容;社会改造与学术研究相统一,西方人类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民俗观相统一,是蒋观云民俗观的显著特点.     

王栋的安身与尽道

王栋特别强调安身,他既看到了安身对于个人的作用,也看到了安身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并把安身视为做一切事情的前提。王栋重视安身并不否认保身,认为保身是为了更好地尽道,所以他把保身看成安身的一个基本条件和人的重要道德要求。此外,在安身保身的问题上,他赞同王艮的"慎出"和出不"辱身"的思想,但他同时认为,出处要"以时位为轻重",只要符合社会需要,可以不拘形迹。     

塔里木板块东北缘霍布哈尔白山组流纹岩地球化学特征及构造意义

探讨塔里木板块东北缘额济纳旗霍布哈尔地区上石炭统白山组流纹岩的形成环境、厘定晚石炭世雅干地区的古大地构造环境。对白山组流纹岩样品开展了岩相学分析以及主元素、痕量元素地球化学分析,结果显示流纹岩SiO_2平均质量分数为75.63%,K_2O/Na_2O比值平均为1.09,里特曼指数δ平均为2.05,属于高钾钙碱性岩石。TiO_2、MgO含量较低(质量分数分别为0.06%～0.17%、0.12%～0.29%),显示壳源岩浆岩的特点。高场强元素Nb、Ta、Ti和P强烈亏损,大离子亲石元素K、Rb、Th和U相对富集,轻重稀土元素分异明显,具明显负铕异常,流纹岩具有大陆边缘火山弧的地化特征。综合岩石组合特征及与西侧白山岩浆弧的对比,认为晚石炭世霍布哈尔地区为大陆边缘火山弧环境。     

生物遮阴对银杏幼苗次生代谢的影响

【目的】高温和强光都会降低银杏的净光合速率,从而影响银杏叶黄酮、萜内酯的合成,降低其含量。笔者对银杏幼苗进行适当遮阴处理,研究幼苗的重要次生代谢物质含量对遮阴环境做出的响应,以期为银杏的科学培育提供参考。【方法】试验采用种植不同株行距的玉米形成不同遮阴度对银杏幼苗进行遮阴,挑选有规格一致、1年生健壮实生银杏苗的12块样地,同时在银杏幼苗的一侧按照不同距离点播一排玉米种子,待玉米长成稳定高度后,将玉米植株在阳光下形成的投影面积作为实际遮阴面积。试验设置3种玉米株距,即株距30 cm(形成遮光率约30%,编号L1)、株距20 cm(形成遮光率约50%,编号L2)、株距10 cm(形成遮光率约70%,编号L3),以全光照样地作为对照(CK,遮光率0%); 每个区组间空1块地作为隔离带,每个处理3个重复。通过玉米遮阴降低银杏叶片温度和光照强度,测定不同处理下银杏叶片中主要次生代谢产物含量,筛选出有利于提高银杏次生代谢物含量的合适遮阴度。【结果】不同遮阴密度处理下,槲皮素、山奈酚、异鼠李素及总黄酮含量均表现为L1>L2>CK>L3; 银杏内酯 GA、GB、GC以及总内酯含量均表现为L1>L2>L3>CK; 而白果内酯BB的含量则表现为L1>L2>CK>L3。总体来说,L1处理下银杏叶片中的黄酮、总萜内酯以及各个单体的含量方面均表现最高,其次是L2,而L3处理下不利于银杏次生代谢物含量的积累。【结论】L1处理(玉米遮光率约30%)对银杏叶黄酮、萜内酯合成效果最佳,对提高槲皮素、山奈酚素和异鼠李素等3个黄酮单体含量的效果均最好,且L1处理下,3个单体以及总黄酮的含量均高于CK; 随遮阴密度增加,银杏内酯(GA、GB、GC)以及白果内酯BB的含量均呈下降趋势。     

刘宗周与证人社

作为明代儒学殿军，刘宗周在学术上开浙东学术中兴之局；在道德上与黄道周并为明季道德完人。他继承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的“格物说”，倡导“慎独说”，成立证人社，与陶爽龄展开工夫与本体的论辩，力图扫除王门后学“以禅诠儒”的空疏之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论钱基博对章学诚修志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钱基博在丰富的修志实践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方志思想。这些思想是对章学诚修志思想的继承,并有所发展创新。在方志性质上,钱基博认为方志属史,讲究方志编纂的可靠性和严肃性。在方志功用上,钱基博进一步深化章学诚经世致用的思想,凸显了"资治、存史、教化"的整体功用。在方志修纂人员组织上,钱基博认为方志为专门学问,但不排斥文人修志,重视修志人员专门化培训,以提升其修志素养。在修志材料上,钱基博继承章学诚资料是修志基础的观点,还利用图书馆和社会征访拓宽修志资料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