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反君主专制思想解读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集中表达了他反君主专制的思想。首先,他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其次,对君主专制制度之下的君、臣、帝王之法及相关政策的批判;最后,黄宗羲围绕君权的监督与制衡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很有力度的反思,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以宰相而摄天子”、“公其是非于学校”等主张。黄宗羲的政治思想既不可与西方近代的民主启蒙思想相提并论,也不能简单的归为儒家民本论,而有着独特的内涵。     

论黄宗羲思想的民主内涵及其历史地位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一个系统批判君主专制制度、主张实行社会改革的具有民主启蒙性质的政治思想纲领,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中国17世纪最伟大的民主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他的“君为民害”论和“民主君客”论,批判了君主专制,伸张的是主权在民、君须为民服务的思想;他提出“藏天下于天下”“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之说,具有民治、民享、人权平等的思想倾向;“公其非是于学校”的主张,则是对人民议政权和监督权的肯定。     

论《原君》中小儒对“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曲解——兼从《庄子·让王》看黄宗羲对“君臣之义”的突破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抨击了维护君主专制的人（小儒）,认为他们所谓的“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为君权辩护的无耻说辞。“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本出自《庄子·人间世》,《庄子·让王》对此问题进行了呼应,通过文本可以发现《原君》中的小儒对其内涵进行了曲解：其一是对君主本位的曲解,其二是对君臣关系的曲解,其三是对反抗暴政的曲解。“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与《原君》篇抨击君主专制的思想并不矛盾,黄宗羲并没有否认君臣存在于历史中的事实,其辨明君主职位的指向也正是处于“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前提之下的社会职能问题。同时,黄宗羲也道破了“君臣之义”的历史性,破解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易被曲解的逻辑难题,是对原句思想的补充和发展。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和卢梭《社会契约论》比较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两部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本文拟就两书提出的社会政治思想作一尝试性的比较,以就教于专家们。 (一) 关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恩格斯曾经说过,国家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历史上富人和穷人的矛盾就是最早的阶级对立。在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阐述社会历史以前的时代,已有种种关于国家起源和本质问题的观点。 黄宗羲继承前人“智而明者为君”的思想,认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已之利,而使天下受其     

权力场“话”权利——从士权与君权的角度对秦汉士人的政治学分析

权力与权利是一对孪生兄弟，也永远是政治的核心，更是政治学研究的关键。秦汉社会在专制王权的笼罩之下，士人努力在政治场中寻求与君王的“对话”，以话语权来获得支配权。对此，通过士人在王权政治舞台上的表现来尝试对士权与君权的关系进行分析。     

对法治社会的反省

当前学界大多以为我国传统政治之流弊,在于主张人治而不重法治,因此,建立法治社会,乃是现代化建设中极重要的工作。这当然是切应时弊的确论。然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对于法治社会的质疑也很多,尤其是明末清初的一些思想家像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对此问题有最为集中的讨论。他们基本上认为法治是必要的,但并非治国之充分条件,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主导法的仍是人的因素。故制法者应以百姓心为心,谋天下人之福利,勿立一家之法。执法者应宽仁、不忍、哀矜,勿以刻察为得意。对于民众,除了以法律督察纠课以外,更应注意教育。钩稽整理这些人对“法治”的反省状况,对当代法理学及政治学之建设,仍有相当的意义。     

反思传统 突破传统——黄宗羲法治思想别议

黄宗羲的个人经历和学术造诣使得他在面对明末清初的高度集权专制的政治法律制度时能够在反思中国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突破传统的观点,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中的法治思想的渊源其实来自中国传统思想,但同时暗合了一些近代西方法治思想。在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上,他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他认为善法是"天下之法",而"一家之法"非法,即恶法非法;然后又主张君与臣平等,"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的平等观,并设想了设置宰相和学校议政两个具体的制度。他的法治思想有时代进步性,认为必须限制权力、分散权力,制衡权力,这样的权力才能为"天下万民"服务,才不至于成为谋"一姓之私"的工具。但也体现了局限性。本文试图对黄宗羲的法治思想作别一解读。     

黄宗羲法治观辨析

学术界普遍认为,黄宗义有一种民主主义的法治观,它代表了市展阶级的反封建要求,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笔者曾对宗义等人思想的启蒙性质予以质疑,现对其“法治”观作一辨析,以期抛砖引玉。一、立“天下之法”辨黄宗义在《明夷待访录·原法》篇中立“天下之法”的命题,常被视作其“法治”观的主旨。基实,只要辨析一下其中的“天下”和“法”两个概念的意蕴,就可看出,黄氏的主张实在是传统儒学的“天下”观和“三代”理想,在明     

《明夷待访录》与《留书》关系考

“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是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脍炙人口的名言。它象投枪,似七首,刺向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心脏。虽然在当时,代明而起的清封建王朝似乎固若金汤,这位“梨洲老人”的呼声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惊天动地的雷呜,他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也没有激起群众反封建的热潮,然而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并且思想敏锐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毕竟超越常人的见识,于无声处看到了封建制度终将灭亡的历史预兆,所以,他能用犀利之笔,写下严厉谴责君主专制的不朽雄文——《明夷待访录》。     

春申君《上秦王书》及晚楚时期春申君的历史贡献

春申君黄歇《上秦王书》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上书"说秦善楚",主张以仁义兼并天下,并具有纵横家术的特点。《上秦王书》是春申君获取高位的基础和历史起点,也是他能在此后作出杰出贡献的历史起点。晚楚时期,春申君利用《上秦王书》及秦实行"远交近攻"战略的持续效应,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楚国的国力;他经营寿春和推动楚国迁都寿春;并推动了晚楚文化的东渐。春申君在晚楚时期的历史贡献,是其以《上秦王书》为起点的历史活动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