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诗歌对何其芳创作的影响

何其芳的诗歌作品和诗歌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但何其芳谈论翻译诗歌的言论及其创作所受译诗之影响却很少有人论及。有鉴于此,文章首先探讨了何其芳谈论翻译诗歌的学术思想,然后论述了何其芳的创作及其后来的诗歌语言观念受到了译诗的影响,由此给何其芳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     

语言变革视野下五四新诗体式几个现象的阐释

白话代替文言的语言变革对五四时期新诗体式的生成和嬗变具有重要意义。白话语言特有的代词“我”、“你”及其蕴含的个体性情感是“告白式”情诗的前提条件;白话语言表述的清晰、连贯有利于表达瞬间流动的感思,一定程度上促成“小诗”的风行,同时过度的白话化也导致了“小诗”的衰落;白话语言的“欧化”彻底拆解了“诗界革命”中保留的古诗句式,为新诗的诗体建设扫清了障碍,同时面临着对诗歌文体特性忽视的问题。从语言角度可以更好的理解初期新诗体式衍变的一些现象。     

从《诗经》看仪式中的巫、尸角色

巫、尸是古代祭祀仪式中的重要角色,他们的表演构成了仪式的主要内容。《诗经》中除了祭祀诗之外,其他一些描写盛会、舞蹈场面的诗歌也间接反映了巫、尸表演的仪式过程。传统的巫的职能在《诗经》中呈现出隐形化特征,巫术仪式也民俗化为歌舞欢会的形式;祝作为巫的一类,其职能相较于传统意义的"巫",有所区别,其祝辞表达已呈现出礼制化特点。与之相比,尸在仪式中的职能得以较为充分地展现,祭祖敬尸显然已成为礼制文化的一部分。由此可窥见《诗经》时代原始宗教的巫术文化向政教制度下礼制文化的递嬗。     

浅谈民间歌谣的音乐美

诗歌是声情并茂的文学样式,它不仅饱含丰富的感情,而且极富音乐性.诗的艺术感染力既要用语言所包含的意义去影响读者的感情,陶冶读者的情操;又要调动语言的声音去唤起读者的美感,拨动读者的心弦,使诗产生音乐效果.作为民间的诗、大众的诗的歌谣,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除了具有深刻的思想外,它的音乐美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那么歌谣的音乐美怎样体现出来呢?本文将从语言学、音韵学的角度作一探讨.(一)节奏的来源和表现诗歌语言的音乐美,一是指它的节奏,二是指它的韵律,可以说,节奏和韵律是诗的生命,谈到诗的音乐美,不可能不谈到它     

诗海遗珠民俗瑰宝——从长沙窑器表诗文看唐代民间诗歌文化

瓷与诗是两种别具中国特质的文化产物,唐代长沙窑开创的器表题诗艺术形成了一种别具特色的“瓷诗文化”。这些诗歌大多不为唐诗典籍记录,属于民间原创作品,它们率真质朴地反映了唐代特定历史时期的市井生活和民生状态,为我们了解唐代民俗,研究诗史发展,特别是分析唐代民间诗歌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鲜活实物资料。     

论英语诗歌语言的"前景化"

诗歌语言源于日常语言，它灵活多变，涵义丰富。同时，它又因诗人创造性地使用语言而具有显著的艺术性和变异性。“前景化”，作为诗歌语言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诗歌赏析和理解的过程中，是不能被忽略的。通过举例分析“前景化”的概念及类型，“前景化”与变异的关系，“前景化”与显著性的关系，“前景化”对于诗歌语言的重要性和线索作用得以充分体现。     

毛泽东的诗词观

诗人毛泽东善于总结诗词创作的经验,并形成毛泽东独特的诗词观。即：诗言志;诗以情胜;诗要用形象思维;诗歌应当风格兼容;对旧诗、新诗持辨证观点;提倡民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诗歌语言应广纳博取;诗不厌改等九项。     

英语诗歌语篇中的重复

运用G.利奇等现代语言学家提供的理论框架, 对英语诗歌语篇中的重复现象进行分析,认为重复是英语诗歌最重要的创作手段.论文阐述了三种常见的重复手段及其表现形式, 认为英诗的韵律是以重复为特征的,词语重复和平行结构是诗歌特有的语言组合方式; 重复是诗歌语篇的一种衔接手段.论述诗歌语篇的重复与诗歌前景化的关系,强调诗歌中的重复是对常规语言的偏离,是诗歌前景化十分重要的表现形式,而偏离的手段就是运用违背日常语言的诗意化的词语、诗意化的音韵和诗意化的结构,认为重复的手段总是与诗歌语篇的整体意义有着直接的关系,每一种重复都会传达作者的某种动机,因此,研究诗歌中那些频繁出现的音素、词语和语言结构的重复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还着重分析了现代诗人在运用重复时反传统的一些基本特征及表现形式.     

毛泽东的诗词观

诗人毛泽东善于总结诗词创作的经验,并形成毛泽东独特的诗词观.即:诗言志;诗以情胜;诗要用形象思维;诗歌应当风格兼容;对旧诗、新诗持辨证观点;提倡民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诗歌语言应广纳博取;诗不厌改等九项.     

《彻底的奉献》中前景化的文体学分析

《彻底的奉献》是美国"民族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1961年1月20日应邀在肯尼迪总统就职典礼上朗诵的诗歌。该诗受到广泛关注,然而国内对这首诗歌的研究分析还很不够。本文运用文体学中的前景化理论,从偏离和超规则两个方面对该诗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该诗主要出现了词汇及语义方面的偏离,超规则则表现为反复手法的使用。诗歌语言前景化有利于发现语言表达潜力或美学潜势,对整个作品的意义有贡献。     

简论汉乐府民歌对“家”的表现及其成因

与《诗经》、楚辞相比，汉乐府民歌无论在艺术形式还是思想内容上都有重大变化，其中对“家”这一社会现象的表现在汉乐府民歌中尤为突出。此种现象与两汉的社会结构、统治思想和诗歌理念无疑都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诗歌翻译中声音的顺应性研究

诗歌是否可译和应当怎样译是两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尝试从Jef Verschueren（2000）的语言结构顺应理论这一全新视角出发，探讨诗歌翻译中声音的动态顺应，旨在揭示语言结构顺应对诗歌翻译实践的启示和指导作用，力求寻找诗歌翻译中声音处理的动态，灵活的标准，使诗歌的整体审美效果在译文中得到更好地体现。     

论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划分——以《走向语言之途》为中心

语言问题无疑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核心.而对语言的划分亦标示了其思想行进的站点,具体表现为自然的语言、形而上学的语言、诗意的语言.自然的语言首先是诗意语言的开端,但却成为遗忘并被耗尽的诗歌.形而上学的语言首先表现为陈述,其次表现为生产和设定.根本上却是对自然语言一种形式化的强迫.诗意的语言一方面在现实中遭遇语言的沉默,另一方面却是试图对作为纯粹语言的自然语言,亦即家园的回归.     

唐诗英译意韵谈

唐诗英译是中国文化继承和发扬的客观要求。英汉两种语言音韵表达手段和文化传统上的差异,使得唐诗英译充满挑战性。意境是诗歌翻译中传达的灵魂;音韵是使其完美再现的载体。因此,唐诗英译主要是在准确传达意境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传递原诗的音韵美。     

努力开拓古典诗歌研究的新途径--以《古体诗歌艺术研究》为中心探讨

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研究离本体研究较远,高度不够.李娓教授的<古体诗歌艺术研究>以诗情道性阐说的方式达到了诗歌艺术本原的新发现,从哲学的高度和新的角度开辟了古典诗歌研究的新途径.该著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立论根基,从天道与诗道的形而上品质的高度,以新的角度审视并研究诗歌审美体验、诗歌语言、诗歌炼意、诗歌旋律、诗歌修辞诸多方面的表现特征及其形而上渊源,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命题与新观点,为我国诗歌艺术的理论研究草构一个新框架.     

诗人何为？——论柏拉图诗学观中的矛盾与中和之道

柏拉图在《伊安》、《理想国》等篇章中审视了诗人及其诗歌创作现状,从他的道德主义原则出发对诗人进行了严厉批评,要把诗歌驱出城邦以正视听;同时他又认可诗歌通灵的能力和诗性语言的魔力,希望诗歌以某种方式介入哲学领域,为城邦建设发挥潜力。柏拉图诗学思想中的矛盾是他的政治理想和他的诗人天性的矛盾,艺术与真理合一的构想和实践又体现了柏拉图作为诗化哲学理想先驱的深刻性。     

论徐志摩的诗歌策略

徐志摩的诗歌以意境圆融，语言优美称于世。通过对其诗歌策略的形成运用，尤其是意象的化合与创作蕴积两方面论述其诗歌意境富于生命力的原因。进而得出结论：徐志摩诗歌是中西诗艺的第一次成功的整合。他的整合主要涉及中国古典诗歌与英国浪漫派诗歌。     

苏曼殊诗歌的现代情韵

苏曼殊诗歌深得近代日本文化之精髓，与西方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给中国近代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诗中忧郁的情调是日人哀物性格、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思想与近代中国主情诗歌的融合；静美的品格表达了大和民族的审美情趣，并打下了西方文艺思潮涤荡下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的烙印；平淡的话语传递了清新的情思，将日本文学言文合一的倾向引入了中国诗歌领域。其忧郁、静美、清新的诗歌成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序曲。     

现代汉语诗歌语言叙述功能初探

从语言学、诗学、美学等角度,分析叙述在诗歌表达中的必要性,并就诗歌语言叙述功能的多样性展开重点论述,指出诗歌语言的多样性取决于诗人叙述的角度与思维方式、叙述的技巧——结构与解构、叙述的趣味性与意味性,以及叙述的想象力与表现力等。同时对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中语言推进的几种可能进行了思考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