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战国策》的说辩技巧

战国时代是纵横家的时代。出于合纵连横的政治需要,春秋时期从容辞令的行人,演变而为剧谈雄辩的说士。他们奔走于诸候之间,以其三寸不烂之舌,“扶急持倾”,“转危为安,运亡为存”（刘向《战国策》序）,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由于他们以出谋划策为职业,辞令乃其安身立命博取功名富贵的根本,因而其“说词之工”,令人叹为观止。鲁迅先生曾感叹:“战国时谈士蜂起,不是以危言耸听,就是美词动听”。主要记载纵横家言行的《战国策》一书中,有许多当时说士们游说之词的记录,本文拟撷取其部分“危言”、“美词”,管窥蠡测,探讨一下其多变的说辩技巧,这于眼下风行的演讲、论辩活动,或可有所裨益。     

论先秦诸子中的“譬”

"譬"是先秦诸子散文中大量出现的一种表达方式。"譬"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简单比譬,一是连类比譬。作为先秦诸子散文中大量出现的一种表达方式,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这种表达方式的产生有时代背景,诸子散文中的"譬"有不同表现形式、特点以及发展轨迹。     

《楚辞·天问》之"帝何竺之"试解——兼论贾学鸿《楚辞还须楚语解——<天问>篇"帝何竺之"破译》

《楚辞》是一部在我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先秦典籍,而如何理解却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尤其是《楚辞·天问》中的"稷维元子,帝何竺之"句,从古至今都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特别是从我国先秦时期曾经作为"荆楚"民族重要组成部分的苗瑶语出发,认为现代黔东南苗语中汉语词义为"远"或者"疏远" 的[to11]可与"帝何竺之"中的"竺"相对应,亦可从先秦曾与楚民族有广泛联系的壮侗语以及现代汉语的吴、闽方言等对《楚辞》进行研究.     

全球化语境中诸子文化资源的整合

在中国文化史上,先秦诸子文化资源并未真正从积极的意义上整合过。全球化趋势为诸子文化的阐释提供了全新的语境。在新的文化视野下,老、庄建立在对“道”的神秘和宇宙无穷的理解意识基础之上的认识论,孔、孟以仁义之学为基点的伦理思想,墨子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的宗教理念,正显现出各自独特的魅力和价值。这些思想精华的互补与整合,对内可提升民族的精神品格,对外可与世界文化交流与沟通。     

先秦诸子政论散文中的文学因素

先秦时代,文、史、哲都还处于混然一体茫然不可分开的状态之中,致使文学史界长期以来仅仅局限于把诸子散文作为文学色彩浓厚的说理艺术加以研究,呈现出研究诸子散文走不出说理文的特点及其文学成就的奇怪现象.同时,也很少出现对诸子散文的文学因素和文学价值进行专门系统论述的著作.先秦诸子政论散文中为何蕴含了丰富的文学因素?推究求源,先秦战国时期,礼坏乐崩,百家争鸣,处士横议,诸子论辨,可放言无惮,各家各派的文章或传道立说,或互相攻讦,或斥责君王.为了助说析理,使人信服.他们十分注意表达效果,这种注重表达效果就使得诸子文章注重了文采;其次,从文章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诸子散文承殷商、两周散文的质文递交,有的尚质,如韩墨,有的尚文,如孟庄.然而不论是文质并存还是尚质尚文,这一时期的诸子文章已由简括趋于详细,文辞由简约趋于丰赡,包涵了丰富的文学因素.这表现在形象、情感、气势,写作技巧、表现方法、语言艺术等方面.     

"太一"考

从史料学、民俗学、文字学等角度对“太一”进行考证 ,确认其出现乃原始母性崇拜的遗留 ,先秦诸子借用之作为解释万物起源的宇宙本原 ,秦汉时期受燕齐方士的鼓吹 ,才由万物之化育者变为万物之统治者 ,汉武帝始立为最高神。“太一”的原形“太乙” ,在齐鲁俗语中为媒神。东皇在古人观念中为伏羲 ,与之相配的“太一”为女娲 ,《九歌》实为迎高媒神女娲的一组祭歌。     

宋代剧谈风气与"谈录"小说

宋代文人性喜剧谈,蔚然成风。座谈之时,多有故事传闻。剧谈之后,可将这些素材记录下来,自然成为"谈录"小说。本文对宋代的剧谈风气进行考察,并探析剧谈传播方式对宋代"谈录"小说的影响。     

试从翻译效应学角度看《道德经》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本文试从翻译效应学角度,通过对中国先秦诸子中的《道德经》的翻译对西方几个主要国家的影响,谈翻译作为一种传播文化的手段,对文化交流、文化创新的促进作用以及对译入语固有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尺棰命题”的悖论何在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是先秦“辩者”提出的著名命题．“一尺之棰”的无限分割及其逆过程,使人们第一次认识到了“积少成多”这一在有限范围内正确的原则,应用于无限领域时产生的局限和矛盾．“辩者”所构造的“尺棰命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无穷多个不为零的量,其和并非都是无穷大．这一天才的发现,是中国学者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接触到无穷级数敛散性问题的有力证据．     

"疹"之音义与"反(返)"之文化内涵

本文对现行高一语文教材的两处文言注释提出疑问，并阐明如下观点：一、《勾践灭吴》中“疾疹”为名词活用作动词，“疹”通“疢”，音Chen。二、从先秦礼仪的角度入手，援引相关史料分析了先秦诸侯已嫁之女“归宁”、“来归”的两种情形，挖掘出《触龙说赵太后》中“必勿使反”之“反”的文化蕴含，指出“反”具有“古代已嫁之女被夫家遣返回娘家”的特指义。行文的目的是试图为传统说解提供些许文化性补注。     

“真”、“很”、“太”的多角度分析

副词“真”、“很”、“太”在语义上都有表示程度高的意思,但是三者在语义特征及语法功能上还是存在许多差异。文章从语义内涵、组合能力和语用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对外汉语教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研究

在直觉模糊集定义及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基础上 ,利用 F -格的序关系 ,研究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给出了直觉模糊逻辑 t-范及 t-余范的定义 ,同时给出了两种新型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探讨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 t-范及 t-余范所具有的性质 .拓广了模糊逻辑中关于生成子的概念 ,给出了阿基米德直觉t-范及 t-余范的表现定理 ,并对不同算子分别进行了研究 .     

《文选》与《玉台新咏》

南朝梁时，萧统、萧纲兄弟分别主持编纂了《选》和《玉台新咏》。论对其编撰目的和体例、作家作品录情况、各自的学观和对后世的影响，一一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见出它们的价值与得失。     

“司马牛之叹”是“叹”还是“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的使用包含着更为广阔、更为深沉的内涵,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译出原作的语义信息,而且还要译出原作内在的文化信息。通过对比分析霍克斯及杨宪益、戴乃迭对"司马牛之叹"中"叹"字的不同翻译方法,说明译者只有正确理解原语词义及其文化意蕴,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传达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     

从“shillings”到“铜子儿”——论英若诚译《芭芭拉少校》的动态表演性原则

本文通过分析动态表演性原则在英若诚先生所译的《芭芭拉少校》中习语、活句、文化转换、称谓等方面的应用来论证这一原则在戏剧翻译中的可行性。     

消费需求中的"NEEDS"与"WANTS"

在英文中，消费需求包括“Needs”和“Wants”，有人把它们分别译为“需求”或“欲望”，“需要”和“想要”，也有人用“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或“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来区分，从意义上讲，这些表述都是有道理的，但从“Needs”和“Wants（也有人用‘desires'）”的定义和表述的简洁来讲，本人更愿意把它们表述为“需求”和“欲求”，即消费者“求其所需”和“求其所欲”的意思，从消费需求的发展来看，二者的区别越来越小，甚至可以互换使用；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只使用“消费需求”这一概念，而不再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     

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与“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左传》所载"因""报""烝"考辨

就《左传》的记载来看,“因”并非一种婚姻关系,而“报”并不见容于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烝”是在婚姻伦理形成之初,在宗法制度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的一种事实婚姻。它既非群婚或转房婚的遗迹,亦不同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收继婚。对于这种事实婚姻,不同地区、不同的人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既非毫不犹豫的承认,亦非旗帜鲜明的反对。这种情况反映了春秋早期贵族阶层婚姻伦理的相对混乱状态。     

浅议“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与“中国设计”

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以及与世界制造业的差距,指出中国的设计师应＂为中国制造而设计＂,从而使＂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设计＂,最终实现＂中国创造＂。     

“网络成瘾”与信息“节食”

“互联网成瘾症”(IAD)在全球网民(尤其是青少年网民)当中迅速蔓延,社会危害性极强,备受社会学和心理学家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从网络成瘾概念的界定出发,介绍了网络成瘾的临床鉴定和基本类型,剖析了网络成瘾的心理成因,建议网民们要解除网瘾,进行信息“节食”,最后对青少年沉缅于网络游戏这一社会问题提出了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