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术语整理与标准化研究工作概略张金忠

术语的整理与标准化是术语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俄罗斯的术语整理工作,因起步早,研究成果多,理论观点丰富,而更加令人瞩目.文章就俄罗斯术语整理与标准化领域所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作概要的介绍.     

俄国的术语教育

摘要 本文介绍了俄国开展术语教育的实际状况,特别阐释了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以及术语教育在俄国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回答了术语教育的对象、内容及方式方法等问题,以及这些对我们的启示。一、问题的提出“术语教育”对我国读者来说,也许还是个相当生疏的概念。对一个术语学理论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的国家来说,开展术语教育也确乎无从谈起。好在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据2002年第4期《科技术语研究》^[1]报道,中国科技名词代表团访问欧洲归来之后,提出的6条工作建议中,第1条便是：“注意现代术语学理论与工作方法的教育与普及。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e-learning)的网络体系。”今年恰逢中俄两国国家领导人共同发起的旨在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俄罗斯年”。术语学理论研究又是俄罗斯的学术强项。考察一下俄国开展术语教育的状况,对落实上述建议,也许会有助益。二、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进入上世纪70年代,把术语学看做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的认识,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既然如此,术语学一定有它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有对其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做出解释的理论,以及相对固定的研究组织与研究人员,等等。既然术语学称得上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这门学问就不会是无心不经意就可以掌握的。对术语学的正确定位应该成为开展术语教育的一个前提与根本出发点。众所周知。为了实行法制,落实“以法治国”,仅仅制定法律条文显然是不够的,对作为行为主体的公民开展普法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开展术语教育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毫无“术语意识”与“术语观念”的人,很难指望他们能在专业交流过程中自觉地贯彻遵守有关的术语规范。诚然,不应该完全排除通过专业学习过程获得“术语意识”与“术语观念”的可能性,但那可能是非自觉的、模糊的、无意识的行为。而自觉的、清醒的、带有理性的“术语意识”与“术语观念”,只有通过术语教育才能获得。完全指望让学习者自悟,那是靠不住的,甚至可以说,那也是术语工作者的失职。如果上述认识是对开展术语教育的一般性理解,那么,对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俄国学者还有出自自家国情的切身体会。俄国的著名术语学学者格里尼奥夫(С.В.Гринев)在谈到这一问题时,特别指出以下方面。首先,这与当前科学发展的大趋势有关。近四五十年以来,随着某些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某些部门学科的分化,致使术语出现了“失控性的增加与互侵”,以至学者之间的相互理解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术语对获取、积累与传播知识的作用,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其次,对在生产领域内使用的术语,人们越来越要求确定它们的明确界限,这促使全国范围内科技术语的标准化工作不断拓展。再次,随着国际间科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对翻译工作的需求,对术语词典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再次,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区域性的、地方性的、行业性的自动信息系统、管理系统、设计系统,以至语言信息保障系统的设计与建造日趋升温,这些浩繁的工程也与术语学密切相关。而信息检索的有效性更与检索关键词的科学性分不开。^[2]总而言之,上述的种种情势都呼唤术语学的理论指导,开展术语教育也成了相当广泛的客观需求。其实,上述这些认识大体上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所处的现状。三、术语教育的发展历程在俄国,最早的术语教育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先行者应推坎黛拉吉(Т.Л.Канделаки)。她本是著名语言学家列昂季耶夫(А.А.Леонтьев)的学生,60年代中进入俄国科技名词术语委员会工作,稍后便在莫斯科印刷学院开设了“科技术语原理”专题课。后来,科瓦利克(И.И.Ковалик)在乌克兰的利沃夫大学也讲授了“斯拉夫诸语言中技术术语的语言学问题”。再后,哈尤京(А.Д.Хаютин)在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大学也开设了术语学专题课。其主要内容反映在后来以《术语 术语集合 名称集合》为书名出版的读物中。这是苏联出版的第一部术语学的教学参考书。1970～1974年间,列依齐克(В.М.Лейчик)在莫斯科大学为语文学系的本科生与研究生讲授了术语学课。这是第一次把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开设课程。这个事实本身,也是术语学自身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此后,即从70年代中开始,不仅在一些综合性大学,还包括某些专业学院里,也都开始讲授术语学课程。与此同时,针对各种不同对象的进修班、短训班,也不断地、不定期地举行。术语教育的教学内容是随着教学活动的不断扩大而逐步充实完善的。坎黛拉吉的讲授内容偏重术语的语义与结构,以及术语的整理等。科瓦利克则较多关注与术语紧密相关的概念系统、术语的构词方法,以及术语与普通词汇的对比研究。哈尤京的专题课对术语、术语集合以及名称集合的概念区别、术语的系统性以及术语脱离开系统使用中的问题更感兴趣。由于列依齐克是把术语学视为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来讲授,因此,其授课内容较为广泛,从术语的逻辑学、符号学、系统科学到信息学、语言学等方面的问题,从理论术语学到实践术语学的多种活动形式,如术语词典编纂、术语的整理、标准化,以至术语的翻译等问题,也都有涉及。进入八九十年代,术语学的教学内容在格里尼奥夫的《术语学引论》一书中得到反映。本书是以他本人于1978～1989年在莫斯科大学以及1992～1993年在莫斯科师范学院为本科高年级、研究生以及不同进修班讲授术语学的授课内容为基础撰写而成。术语学教学内容的发展,一方面体现为教学内容的充实与扩展,另一方面,还表现为内容的细化与专业化。针对学习者的不同需求,以及讲授者的不同研究专长,有的以“术语的语言学方面”为题(如乌克兰的基亚克Т.Р.Кияк),有的以“对比术语学与科技术语翻译”为题(如蔡特金娜Ф.А.Цеткина),也有的专门以“科技信息专业的术语学原理”为视角,还有的以“带有术语成分的外语词汇学”、“拉丁语与医学术语原理”等为讲授内容。^[3]这里特别值得就苏联解体之后的情况单说几句。列依齐克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出版术语学著述的地域相当广泛——从圣彼得堡到东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从秋明到克拉斯诺达尔。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俄国很早就以大学为中心开展普及学科理论与培养年轻干部的工作,其中包括术语学基础理论与部门术语的应用培训。虽然近年来,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一些俄国城市学派的领衔人物的相继去世,使这些学派的活跃程度有所下降,但也有一批新的、年轻又富有激情的术语学工作者涌现。”“作为学科成熟的标志,也出现了一些可作为术语学初学者案头书的著作。”^[4]这段话实际是在说,由于术语教育工作做得好,俄国的术语学研究与实践工作是后继有人的,并且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四、术语教育的对象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划分术语教育对象的人员组成。他们既可能是在校学习某专业的在读生,也可能是完成了专业教育的接受继续教育者。就专业知识背景与职业背景来说,他们主要包括以下四类人：一是术语工作者,包括术语理论工作者与术语实践工作者;二是语言学工作者;三是科技信息机构和出版机构的工作者;四是国民经济专业人员及科学文化活动人员。一般说来,大多数术语理论工作者都受过语言学的教育,而术语实践工作者都有相关的专业教育背景。第三类人员又可以区别出文摘工作者与翻译工作者、信息系统语言手段研发者以及不同专业的编辑等。五、术语学的教学内容到目前为止,也许还没有官方正式批准制定的术语学教学大纲之类的文件。但下面介绍的一些具体讲授题目,具有极强的操作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当做选择教学内容的参考。因此,这里作为单独一节来加以介绍。据格里尼奥夫的调查,全部讲授内容可以归结成包含56个题目的8个板块。第一板块是引论,涉及的题目有：术语学在现代科学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术语学的研究对象;术语工作的科学意义与经济意义;术语学的哲学与科学学方面;术语学的历史;术语学的产生与发展阶段;现代术语学的不同学派及其对术语学理论的贡献。第二板块与类型学及专业词层的研究相关,包括如下题目：术语及其特征;专业词汇单位的类型;术语的性质及对术语的要求;术语工作的类别及其阶段组成;名称单位;术语的类型与选取原则。第三板块主要涉及术语学的逻辑学方面,具体题目有：概念的类型及其相互关系;划分概念与建立概念分类示意图的原则;定义的类别与建立定义的规则;建立定义的典型错误;术语的系统化与分类。第四板块主要围绕术语的语义学问题,包括的题目是：概念与术语之间的关系;术语的等值与术语的变体;术语的多义与同音异义;统一术语的方法;国际术语的协调。第五板块主要涉及术语学的语言-结构方面,其具体题目有：术语的结构类型;术语的历史研究方法;术语构词的语义方法;术语构词的形态学方法;术语构词的句法学方法;术语构词方法的演进;术语系统的概念与术语模式;名称的模式与整理名称的原则;术语的借用、不同的借用方法以及借用词的同化阶段;整理借用术语与国际术语词的技术方法;省力原则在术语中的贯彻。第六板块主要涉及术语工作的不同方面,其中包括：术语参项描写的原则与评估原则;不同知识领域术语的特点;术语的评审;术语编辑工作;媒体使用术语的特点及自动化信息系统的语言手段研究;教学活动的术语学问题：术语的翻译问题,术语的标准化。第七板块主要关乎几个术语机构的活动;第八板块则涉及术语词典学理论问题,包括：术语词典学的对象与地位;现有专业词典存在的缺点与不足;词典参项概念;词典的结构与组成;词典编纂方法指南;词典的宏观参项;词典的微观参项;词典的比较评价原则;编纂术语词典的计算机方法与系统方法;术语词典工作的自动化与现有的术语库;术语库设计的原则与方法。针对学习者的不同行业与不同知识背景,上述的讲授题目,可以适当地加以调整与选配。对有语言学知识背景的术语学研究者,包括研究生、进修生等,上述56个题目要全选,而对研究某一具体专业术语的研究生,可选53个题目。某一专业的术语研究者与词典编纂者,可选择44或42个对口的题目;信息系统语言手段的研发者可选33个题目;词汇学与词典学研究者可选32个题目;翻译工作者可选29个题目;科技编辑可选28个题目;术语系统审定委员会的成员可选19个题目;教师与教学参考书编者可选18个题目;拉丁语与医学术语教师可选17个题目,等等。为了削减讲授内容,除了可以舍去某些题目外,还可以将有些题目适当归并。六、几点启示在大致了解了俄国的术语学教育的情况之后,我们还可能在如下方面得到一些启示。如果从20世纪30年代初俄罗斯术语学派产生算起,到60年代末术语教育步入高等学校讲堂,即使刨除二战期间的几年时间,术语教育的准备阶段也大约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实际上,这个准备是与术语学研究成果的积累与发展同时进行的。或者,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研究术语学,也就是为开展术语教育做准备,其中包括认识上的准备与内容上的准备。反过来,没有术语学理论研究,开展术语教育就是一句空话。无怪人们说,一门学科正式登上大学讲台,是这门学科发展成熟的一个标志。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想在我国开展术语教育,也许应该从重视与加强术语学研究开始。只有等到研究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开展术语教育才有实际可能。俄国的术语教育的先行者,是一位来自科技术语工作领导机构的语言学学者。这也许并非出于偶然。首先,在俄国,语言学,特别是词汇学,被视为术语学的源出学科。与奥地利-德国术语学派相比,俄罗斯术语学派以语言学介入较深为特点。其次,身居领导机构,便于通观全局,其视野相对开阔。对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也应该有更敏锐、更切实的体会。而来自领导机构的“第一推动力”,产生的效果与拉动作用自然也会更大。当然,随后跟进的人,主要还是来自高等院校的教师。这一过程本身可能反映出开展术语教育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术语学涉及的学科门类广泛,术语的规范使用关乎的行业与人员就更多。开展术语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应该视对象不同,采取“因人而异”的灵活办法。这样做会加强活动的针对性与适用性。但这些灵活的办法,只有在积极的行动过程中,才会逐渐摸索出来。眼下我们要做的,首先是行动起来,迈出第一步。*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度重大项目《国外术语学理论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740180)中期研究成果。     

俄国的术语教育

本文介绍了俄国开展术语教育的实际状况,特别阐释了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以及术语教育在俄国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回答了术语教育的对象、内容及方式方法等问题,以及这些对我们的启示。     

俄国术语学研究纵观

俄国术语学在世界范围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介绍俄国术语学发展的主要历程，勾勒出其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兴起阶段、成形阶段以及进一步发展阶段，简要描述了俄国术语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及其对中国术语学研究的启示。     

俄国术语学研究综观

俄国术语学在世界范围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介绍俄国术语学发展的主要历程,勾勒出其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兴起阶段、成形阶段以及进一步发展阶段,简要描述了俄国术语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及其对中国术语学研究的启示。     

俄国术语学产生的外部因素

摘要 俄国术语学派的形成有其内部原因与外部条件。本文着重阐述了西欧学者,主要是英国的惠威尔、穆勒以及德国的奥尔什基和奥地利的维斯特等人的有关学术思想对俄国术语学形成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
术语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开创人物是奥地利学者欧根·维斯特(E.Wüster 1898～1977)。术语学诞生标志性的事件是维斯特于1931年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术语学的论文——《在工程技术中特别是在电工学中的国际语言规范》。作为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术语学派之一,俄国的术语学也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稍晚的时候。为了系统地了解这个学派的发生、发展历史以及其主要的理论建树,有必要先弄清该学派产生的内部与外部原因。本文着重探讨的就是推动俄国术语学产生的外部因素。一般说来,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总有一个酝酿、孕育过程。这个过程又往往与大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思潮分不开。就一个具体学科而言,它还有更具体、更直接的相关因素。经过彼得一世的改革,俄国通向西欧的门户洞开,各种进步的科学思想乃至技术文化大量涌入。对于俄国的术语学来说,西方逻辑学与科学理论的引入与传播,为其孕育与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土壤。俄国学者在阐述这一问题时,有两个人的名字必然被提到。一个是英国著名科学史研究者惠威尔(1794～1866),另一个是英国哲学家穆勒(Mill J.St.1806～1873)。前者的《古今归纳科学史》一书于19世纪60年代译成俄语出版。后者的《三段论与归纳逻辑系统》则在1914年译成俄语。20世纪初,胡塞尔(Husserl E.)的《逻辑研究》也在俄国问世。惠威尔在自己的著述中已经大量涉及到术语问题。请看他的有关论述：“虽然,古希腊哲学家从研究词的日常意义开始,但他们很快就不得不对某些意义赋予某种固定的主导的意思,……他们使自己的语言技术化了……”“大部分读者可能以为,所有写作者都应该满足于使用日常的词的普遍认可的意义,而对技术术语表示反感,如同对学究气与故弄玄虚反感一样。然而,如果有人要对某个科学学科加以完善的话,他马上就会看到,没有技术术语和硬性规定就不可能有可靠的或者不断发展的知识。日常语言的不确定的质朴的意思不可能像科学研究所要求的那样严格确切地表达事物,并把它们逐级地概括上升。只有牢靠的科学固定语机制才能做到这一点。”“有些人觉得我们所描述的术语非常令人犯难,并且,既然让某个术语表达某个意思是按人的意愿确定的,要想出它们并不需要认识自然。针对反对术语的观点我们可以说,技术性的描述是唯一可能清楚明白的东西。不过这种技术语言如同任何其他语言一样,不经学习是不可能理解的。因此,学习者应该把术语与自己的印象与知识直接联系起来,而不限于间接地按字面去解释：他不应该去猜测它们的意义以及像通常那样,通过特别的解释或者翻译成较明白的语言来认识它。植物学的语言对植物学者来说应该是最习惯最容易的用语。当学习植物学的人学会用植物学的语言来思考时,如果对他说‘聚伞圆锥花序’与‘总状花序’有区别时,——那时,他自己就会觉得,植物学术语是最有益的工具,而不是额外的负担。”^[1]不难看出,惠威尔不仅很早就注意到科学技术语言与日常语言的重要区别,而且对科学语言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它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都有清醒的认识。另一位英国哲学家穆勒写道：“在任何科学中,分类总是根据科学知识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因此这些科学里的定义也是不断变化的。”“所有致力于引入某一术语正确用法的人,都应当准确地熟悉这个词的历史以及它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表述的意义……”“哲学语言的第三个条件是,要使每个自然类别具有自己的名称,换句话说,不仅要有术语,还要有名称。”^[1]穆勒注意到术语的定义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他还不止一次地谈到术语和名称(nomenclature)的区别。这个问题直到后来术语学正式诞生,也一直是该学科所关注并特别注意区别的两个概念^①。惠威尔和穆勒的著作在俄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月革命前俄国的逻辑学教科书中,已有相当的篇幅涉及到术语问题。例如在维金斯基(Введенскиий А.И.1856～1925)主编的教材中,已经开始关注概念与术语之间的互相关系以及建立科学术语的规律等术语学的重大问题。维金斯基还制定了使用术语的4个原则。第一,术语只用一个意义来对应一个概念。第二,有俄语词时要避免使用外来语。第三,对已经稳定下来的术语的意义就不容许再作改动。第四,如果对某一个术语,学者们使用的意义并不相同,那么,每个作者都有权选择其中的一个意义,甚至把自己认为正确的意义附加在这个术语上。^[2]对于维氏的上述观点,抛开第二条不说,我们似可作这样的理解：第一,术语最好是单义词,要尽量避免多义与同义现象。第二,术语的意义要经过商量最终确定。一旦确定下来,就不容许再作改动。第三,术语的最终确定要有一个过程,不同学者用于不同意义的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阶段,容许学者提出并坚持自己的意见。另一位值得一提的俄国学者是普安卡列(Пуанкаре Ж.А.1854～1912)。他在《科学的价值》、《科学与方法》、《最后的沉思》等著作中,对术语有许多重要的阐述。他认为,科学事实只有借助语言、公式和话语表达才能存在。因为“单纯的事实本身常常失去特别的意义：它可能被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但对科学没有任何效用,只有当深邃的思想家发现它……并用某个术语象征性地来表示它的时候,这个事实才获得了意义。”^[3]透过这些话语,我们都不难读出,作者对术语的重要性有相当充分的认识。这也反映出当时俄国知识界对术语问题的重视程度。与惠威尔、穆勒相比,德国人列昂纳多·奥尔什基(Olschki L.1885～1961)与奥地利学者维斯特的著述、思想对俄罗斯术语学派的影响可能更直接。维斯特的名字已逐渐为我国术语界所熟知,而奥尔什基的名字则可能还是陌生的。据维斯特的著述披露,奥尔什基是海德堡大学罗曼语教授。他在1919年发表了一部题为《新语言科学文献史》的3卷本巨著。其俄译本于1933～1934年在俄国出版。该书研究了中世纪到文艺复兴过渡时期技术语言的发展状况。科学总是通过用语言写下的文本来表述的,奥尔什基把这人所共知的事实变成了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在奥尔什基的著作问世之前,没有人知道,甚至没有人注意到,科学文献的语言问题应该属于哪个知识领域来负责研究。因此发现并提出这个问题就应该视为一大科学成就。这也正是奥尔什基的历史功绩之所在。正如作者在引言中写道：“科学史从前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对学者的传略及其成就的描述,如今则变成了描述科学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历史……它完全拒绝研究平行发生的语言发展过程。而语文学对科学语言的形成、科学文体的表述也不感兴趣。哲学史、数学史和自然科学史都把语言看作是已有的,随时准备效劳的,而对表达思想和推理并不总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比如：依靠符号和公式的自然科学通常把词语的作用看得很消极,对概念及其表达之间存在的惯常的联系也不感兴趣。”“一般说来,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并不认为语言是自己思维的必需的前提条件,但在他们看来,语言却是使思想缜密的必要手段。一位当代物理学家说得好,各种已获得的认识的完善都取决于这一工具的性能。语言向来是科学建设的工具。……而在思想家与发明家眼里,语言的作用还不仅限于此。他们富于创造性地确定地影响了语言的发展与准确化,而当代的民间以及文学语言的财富……也潜在地、持续地为思维提供刺激与准确表达思想的手段。”^[1]总之,在奥尔什基看来,科学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是互相依存、紧密相关的。为了更深入阐释自己的上述观点,奥尔什基以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早期学者阿尔倍提(Alberti L.B.)、德国文艺复兴艺术的奠基人丢勒(Dürer A.)以及伽利略、布鲁诺等人为例,以敏锐的洞察力与科学的开拓精神,挖掘了他们的科学实践中与构建术语有关的实例,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术语的单义性问题、概念与词的关系问题、术语中的同义现象等。奥尔什基著述的价值在于他对科学家如何凭借语言创造力来创建科学的概念进行了敏锐的观察,并把术语作为一种文化历史现象来对待。但术语在他那里还称不上是一门新学科。他的巨著会载入史册,但是他的光辉却多少被随后诞生的维斯特掩盖了。维斯特是一个具有非凡创造精力的人。他一生的著述近500篇。他的学术、社会和经营活动的成就,同样令人赞叹。他在那篇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的开头提到了奥尔什基并且特别引用了奥尔什基的话,“语言学忽视科学语言的形成”。接下去,他写道：“这项任务迫使技术人员研究这一他们似乎准备不足,另一方面又一直轻蔑看待的问题。然而,只要深入观察概念、名称及实物间存在的联系,他们就会愈来愈承认语言领域内科技工作的重要性。”“应该承认,语言学家没有技术人员的合作而单独地进行研究,就不可能卓有成效地开展技术语言的规范工作……把语言建设看成是一项与修路或造机器毫无区别的技术课题,也同样是错误的,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科学地规范语言应该看作是应用语言学,正如同可以把技术称作应用物理学一样。在这项工作中,语言学工作者应该获取技术知识,而工程师应该学习语言知识,要进入这两个领域的临界地带,工程师比语言学家要容易些。”^[1]维斯特的著作正是致力于开拓这一临界地带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维斯特认为：“科技语言是与概念对应的声音符号(语言表达)体系。”他创立了一套技术语言的词语与构词的结构体系。后人认为,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它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但也不无启发。许多年以来,这本书成为术语学唯一的一本像样的参考书。特别是对那些非语言学家出身的术语学家来说更是如此。语言学家对维斯特研究语言和术语的内部形式以及隐喻过程是表示支持的,对维斯特描写的一些语义现象也很感兴趣。维斯特对术语的准确性与单义性的认识已经非常明确,有碍准确性的情况诸如同音异义现象、同义现象、多义现象等,在他看来,都是应该尽量避免的。由于对确定术语本身的复杂性有较深的了解,他没有走向极端。他曾写道：“完全取消同音异义词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不同专业间的同音异义词,他是主张保留的：“实际上也不要求绝对的单义性……相对的单义性就足够了”,“然而,当需要强调同一概念的某一个方面时,同义词常常是必需的。”在强调规范化的同时,维斯特并不反对创建新词。他认为,“规范化对构词有促进作用,在规范化过程中构造新词要比选择已有的词重要,因为专门为已有概念创造的新词语比之科技思想尚未达到现代水平时创立的词语更能体现术语与概念间的对应。”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据有关材料记载,最早报道有关维斯特著述消息的是1932年第1期的《俄德科技导报》。该刊同年的第3期还载有维斯特著作的详细摘要,可是作者的名字被隐去。^[4]在俄国术语学派的创始人洛特的文集中,出现在参考文献中的维斯特的著作,都是用德文注出的。另一位俄国术语学派的重要人物德雷津(Дрезен Э.К.1895～1936),在1932年的《国际语言》杂志上刊登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技术语言规范》一文,这实际上是德雷津的第一篇术语学著述。但此前他发表的其他学术领域的专著已经有10多部了。今天读来,德雷津的这篇东西明显地带有当年的意识形态烙印。作者没有忘记指出,维斯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了某些现象和事实之后,维斯特被迫做出一系列资产阶级科学意料之外的结论。”德雷津一方面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为资产阶级利益实行的规范语言的方法应该批判地由无产阶级来掌握”,另一方面又说：“无疑这些方法中有许多有价值、有用的东西,应该由我们来加以研究”;“值得我们关注、研究并批判加工”。德雷津本人对维斯特的著述的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仅如此,他还与几位合作者一起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使维斯特那本书于1935年在苏联用俄文出版。更为重要的是,在翻译研究维斯特著述的过程中,他本人的学术研究立场与视角也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当然,维斯特的著作影响绝不仅限于此。可以说,整个俄罗斯术语学派的产生与形成,都与维斯特以及维斯特之前的西欧学者的启发与影响分不开。这一点是当今俄国术语学界一致肯定的事实。 ① 这里所说的“名称”是英语词(nomenclature)和俄语词(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对应的译词。现有的术语学译著多译作“名称”,其实,外文的意义与汉语译词不尽一致.有的词典把该词解释为：⑴(专门学科中)有系统的命名法。⑵专门用语;术语表(集)。⑶(编类)名词……这样处理至少注意到了汉外语词的不等之处。至于“术语”与“名称”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待另文讨论。     

俄国术语学研究掠影

本文大致按时间线索介绍了术语学在俄国的发展历程,评述了俄罗斯学派的一些特点,同时,也着重分析了俄国语言学传统对该学派形成的影响。     

俄国术语学产生的外部因素

俄国术语学派的形成有其内部原因与外部条件，本着重阐述了西欧学，主要是英国的惠威尔、穆勒以及德国的奥尔什基和奥地利的维期特等人的有关学术思想对俄国术语学形成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     

德国术语标准化掠影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术语进行标准化的需求也越发强烈,术语标准化的问题被各国提上日程。文章旨在简要介绍德国术语标准化的发展状况,希望德国这样一个先行者能对中国术语学建设有所启发。     

术语能力培养中的理论问题

术语理论发展经历过两个大的转向,首先是描述转向,然后是认知转向。描述转向使得术语学朝着实际应用的方向发展,因而成为能够对术语能力培养实践进行指导的理论基础。认知术语理论则强调了术语资源的分布性。在这种分布性下,术语能力可以视为在不同知识表征之间进行切换的能力。分布式认知理论为这种能力的培养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培养路径。     

基于术语教育的术语学习词典研究

术语教育对于推广科学技术至关重要。成功的术语教育要做好资源建设,分学科术语学习词典是重要的资源类型。本文主要探讨基于术语教育的术语学习词典的编纂、使用定位,归纳了这种词典类型的基本特点。同时以法律术语为例探讨了术语学习词典编纂所依据的语料库的入库语篇的四种类型,以及语料库在内容、权威性、语料入库量的比例、难解度四方面的平衡要求,提出了基于语料库提取基础术语的两种基本方法。     

术语字母词在当代汉语中的使用状况考察

本文利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考察分析了术语字母词在新闻语体中不同文章领域的差异和分布,并就文章领域对术语字母词使用的影响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发现,术语字母词的使用和文章领域相关。其中,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较多,其根本原因在于,在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英语是术语的主要原创语言,中国要引进新科技并在这些领域与国外进行交流,就必须引进新术语。新闻语体中术语字母词的使用主要和语言三要素之一的语场即语篇所谈及的内容有关。术语字母词的总注释率为15·58%,注释率较低。     

词典编纂参数化理论与术语词典的参数解析

词典参数化理论是在一般词典类型理论的基础上发端并形成的。该理论是词典类型划分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细化。把该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术语词典编纂实践和理论研究,可以帮助专业词典编者全面认识词典诸参数及对词典做精细处理。文章在阐述词典参数化理论的基础上,对术语词典编纂的参数进行了详细解析。     

汉语经济学术语及其英译术语系统比较研究

基于南京大学NUTERM术语库中的经济学子库语料,对汉语经济学核心术语及其英译术语系统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描述了汉语经济学术语的构成特征、英译方法特点以及英译形式特征,计算了汉语经济学术语与英译经济学术语的系统经济律指数,考察了翻译过程对英译术语系统形式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经济学术语英译方法选择的系统合理性。     

现代西欧对术语学传统思想的质疑和新的思想突破

维斯特创立的普通术语学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基本形成后,在30年中稳步前进。自21世纪以来,欧洲对术语学的讨论忽然变得热烈,产生了一些“颠覆性”的质疑。文章介绍了欧洲术语学传统思想的承继者们如何应对这些质疑,以及“现代术语学革新派”突破性的理论思想贡献,并浅析未来的术语学理论发展的趋势和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