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科学的传播模式

本文从传播学和出版学的角度论述了晚清时期西方科学在中国各领域的普及传播,主要涉及译书出版、口岸传播、留学生传播、通过日本转口输入、办学和实物传播等模式.文章分析了晚清出现传播科学高潮的成因,提出研究近代西方科学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接触规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认为这些规律是今天中国科学传播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该文初步分析了这些传播模式的特点、作用以及各种模式之间的联系,并结合今天科学传播进行一些理论思考.     

探寻儒学与科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明末清初奉教士人与科学"研究断想

明末清初奉教士人与科学的研究现状表明,有关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以及对科学译著文本的研究较为薄弱.为此,在科学著作的翻译过程和科学传播的社会影响两个领域所表现出的有关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亟待加强.科学著作的翻译过程中存在着无意和有意两种变异可能,而无意变异又具体表现为传教士"理解变异"和"口授变异",以及中国人的"笔述变异".因此,对照翻译底本和今人译本钻研当时的科学译著并深入思考这些变异背后的文化含义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科学传播的社会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历法改革和中国古代科学的复兴两大领域.研究儒学与科学关系拟应把握的主要原则是:(1)以儒学、科学、基督教的互动关系为背景;(2)区分科学传播社会影响的两种表现形式;(3)把握中国传统科学与西学冲撞与融合的主线;(4)以科学译著的文本研究为基础.     

试论中国科学功利主义的消解

科学功利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科学在近代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社会逻辑前提引起的,这个逻辑前提包括:为什么要在中国传播科学,科学的基本功能是什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在中国传播科学,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有什么不同特点等内容。科学功利主义从科学在中国传播的一开始就已经出现,到目前为止,虽然有许多学者反对科学功利主义,但是,由于没有完全改变科学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社会逻辑前提,所以不可能取得成功。消解科学功利主义的根本方法有三条:重新解释科学的功能,建立科学的理论标准和发展中国社会的民间力量。     

现象学视野下的公众信任科学

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科学、媒体与公众之间却产生了信任危机.基于主体哲学的科学传播研究难以解释并解决这一信任危机.本研究试图从突出主体间性的现象学入手,总结出科学传播中的信任是一种正向的、积极的主体间关系,也是一种有约束机制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形成强调科学、媒体与公众三个主体的共同显现,同时与他们之间的"成见"有关....     

科学传播中的逻辑维度：辩护一种批判的理性主义精神

从逻辑维度而言，科学传播的本质是改变思维方式。在每一种科学传播的背后，都隐藏其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传统科普关注科学知识，其背后是演绎主义思维；公众理解科学关注受众态度，其背后是面向公众的修辞学思维；反思性科学传播关注传播机制，特别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其背后是元认知的批判性思维。大科学视域下的科学传播新时代，要求把公众作为平等的理性对话者，从以一方为中心的“缺失”模型演进到以论证为中心的对话模型，以期实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反思性均衡”。为此，科学传播必须超越绝对的理性主义和相对的修辞学，秉持一种批判的理性主义精神，才能建设一个良构的科学传播共同体。     

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的思考-兼论古代中医的科学性

科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和演变过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形态和标准.西方学者习惯以近代科学作为衡量历史上科学存在与否的标准,并以此否认中国古代存在科学.笔者认为,这种非历史性地以现成标准反注历史上某一区域和民族"文本"的做法并不合理.事实上,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了不同形态和特征的科学.尽管古代西方科学中公理化方法和实验初具雏型,但亦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即便是在近代西方社会,牛顿力学在严格的定量实验基础上建立起完整、严密的公理化体系,但在其他领域并无如此鲜明特点,医学尤其如此.但人们并不因此否认古代西方科学和近代西方牛顿力学之外科学的存在.评判某一区域或民族存在科学与否,应深入考察该地区或民族把握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方式及其表现形态.古代中西医相异的发展源流与模式典型地说明了科学有无的衡量标准不是惟一的,而是历史的、多元的.本文拟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深入发掘科技史料,探索衡量古代科学的基本标准及不同地区或民族科学的特殊标准,兼论中医的科学性.     

《科学的中国》与中国近代科学传播

20世纪30年代科学化运动是由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组织发起的中国近代一场深刻的民众科学普及运动.<科学的中国>作为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会刊,是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喉舌和科技传播的重要刊物.<科学的中国>在传播内容和方式上都具有鲜明的特色,传播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知识,普及了公众的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的科学素养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谁是公众,如何参与,何为共识?——反思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及其面临的挑战

在科学传播领域,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因为符合民主政治的诉求而得到了极大发展。但该模型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包括如何确定公众代表,怎样实现公众真正参与科学进程,如何调和公众参与科学所体现的平等诉求与科学精英对科技知识的天然垄断之间的矛盾等。面对挑战,公共政策研究者在代表选择、观点均衡、议程设置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与科技决策的方案;部分科学传播学者则跳出公众参与科学局限于民主政治层面,将该模型拓展到科学教育与公众参与科研等领域。尽管有种种挑战,但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在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中国近代生物学名词的审定与统一

清朝末年主要是传教士在译介西书的时候注意到名词统一的问题,并开始有所实践。益智书会以及后来的两个名词审查会作为民间力量,在生物学名词的审定和统一方面影响深远。清学部的编订名词馆和中华民国国立编译馆作为政府部门,分别在不同时期参与或领导了科学名词的审定和统一工作。中国科学社等科学社团在生物学名词统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生物学的发展、官方力量的介入都是生物学名词统一的必要因素。     

控制论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929-1966年)

控制论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可分成3个阶段:维纳与中国学者李郁荣的合作(1929-1949年);控制论概念的传入(1949-1955年);<十二年规划>制定后,控制论在国内的研讨和发展(1956-1966年).在统计、对比和分析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提出:控制论思想在新中国的传播过程体现了一种独特的科学传播模式--哲学先行,平行推动.在这种传播模式中,传播并不是始于吸纳具体的科学理论知识,而是始于辨明其背后的整体哲学涵义和应用意义.国内科学哲学界的学者从译介苏联的相关论文开始,后来发展到自主地进行大规模的研讨;工程理论界在钱学森及其创立的工程控制论的指引下培养了自己的研究队伍,理论上紧跟国际前沿并有自己的发展,应用上偏重自动化、航空和计算机的研究.这一传播历程为"文革"后迅速兴起的"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讨论热潮奠定了基础.最后,就控制论引发的科学传播与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和讨论.     

近代科学中国化的实践者:虞和钦

虞和钦系清末民初由一中国传统士人转变为醉心科学的新型知识分子,是我国近代科学中国化的积极实践者.他最先将化学元素周期律引介入中国,首次在国内推广“某化某式”的无机化学命名法,建立首个系统的有机物意译命名体系,组织成立科学社团,创办传播科学新知或基于科学新知的实业,主编科学期刊,编译科学教材,充任理科教员,对西方科学的本质、功用也有独到的见解,促进了西方科学知识及科学传统在中国生根.     

科学传播理论的概念辨析

科学普及的理论建设日益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对科学与技术、科学普及、科学传播、技术传播以及科技传播等近似概念,却往往缺乏明晰的区分.本文力图对科学与技术做出区分,进而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发展史这一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界限模糊的概念组群,发掘其背后的启发意义.     

论明清西方力学知识在华传播的特征——以对《奇器图说》的受众分析为例

明清西方力学在华的传播是研究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关键。《奇器图说》是中西力学知识会通的里程碑式作品,对于研究明清西方科学知识在华的传播极具代表性。在比较明末中西力学传统的基础上,分析明清西方力学知识在华传播的不同路径;以明清学者对《奇器图说》的认知为例研究受众群体对西方力学的认知特点,并分析明清受众特质对其影响,揭示出明清西方力学知识在华传播的特征。这些特征反映出力学知识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动力与阻碍,及传播模式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论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历史地位

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是一笔有待开发的巨大精神财富.在苏联,科学和哲学的关系曾经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扭曲,我们可以从苏联哲学史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从而深刻地理解哲学的本质.苏联哲学家在自然科学哲学领域中开辟了新的学术边疆,提出了大量创见,值得认真研究.     

当代语境下的科学传播研究

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涉深刻又多元,科学技术的传播活动是连接二者的桥梁。回溯历史,科学技术的传播活动的理论发展与时代背景、社会需求密不可分,经历了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三个阶段。当前,科学传播面临着全新的局面:警惕科学思想分离了知识进展与实践行动;城市化进程分离了人类与自然;个体差异造成价值观念的不一致并因此造成信任危机。当代语境下的科学传播应着力建构科学共同体和公众双方参与、互相理解的"参与科学模型",增加科学传播的历史维度,并推动建立科学传播的标准体系。探索科学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是推进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良性发展与互动的必要途径。     

汤若望与中国近代科学的历史命运

引进西方科学是中国科学迈向近代化的现实途径.作为输入西方科学的使者,耶稣会士为实现这一途径提供了可能.本文以耶稣会士汤若望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的经历为例,探讨了明清之际近代科学在中国发展的命运,指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缓慢的三个社会原因:夷夏之防文化传统的排斥、王权至上封建制度的扼杀和工具主义科学价值观的局限.     

库恩与中国的科学哲学

本文简要地综述了库恩的科学哲学在中国科学哲学界传播、研究、探讨的历史.最后,作者指出了库恩的科学哲学的不足之处,提出了学习库恩、超越库恩的建议.     

X-ray中文译名演变过程研究

X射线(X-ray)于1896年传入中国之后,基于音译、意译、形译和字母词等方式产生的多种中文译名之所以长期并存和混用,是由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异的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传播和接收时,引起了不同的理解和对接.直到“X射线”成为被专业共同体和社会所公认的X-ray中文译名,才完成跨文化传播的概念对应.X射线译名的整合或“规范化...     

论科普的立场与科学传播的信条

科学技术普及除了国家立场和科学共同体立场外,还可以设想一种个体公民立场,这三种立场与三种科普模式有大致对应关系,其中传统科普对应于国家立场,公众理解科学对应于科学共同体立场,而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对应于个体公民立场.作为科普新形态的科学传播,也有自己的若干信条.     

科学权威、意识形态与科学传播——基恩“边界设置”理论研究

本文简要介绍并分析了托马斯·基恩的科学边界设置理论,并进一步综述了这一理论与科学权威获取以及科学传播之间的关系。托马斯·基恩的边界设置理论从建构主义的角度解释了科学的话语权威来自于科学自我进行的与其他知识类型与社会群体之间的边界设置行为,且这一行为集中体现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基恩的这一理论或为我们思考科学传播以及科学话语权威的形成提供全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