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考

在汉语中,“学科”一词古已有之,但原指科举考试的科目。现代意义的“学科”来自日本,最早见于启蒙思想家津田真道的一份手稿。手稿刊印后“学科”一词得以流行。后来哲学家井上哲次郎也使用了这个词。1870年代,“学科”传入中国,最先使用这个词的是晚清驻英公使郭嵩焘。现在“学科”在日语中有3个义项,汉语也如此,所以这个词是中日两国共通的词语。     

从“会通以求超胜”到“西学东源”说——论明末至清中叶的科学家对中西科学关系的认识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的明清之际诞生?”人们对这个问题作过不少的探讨。本文仅从明末至清中叶(以下简称明清间)的科学家对中西科学关系的认识来分析这个问题。明清间的西方传教士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中国当时的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注意到学习和吸取先进的西方科学,提出“会通”中西科学的主张,并付诸实践。因而李约瑟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差异,它们已经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世界科学的演变》)但是,明清间中西科学的会通,没能够改变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总体格局。相反,中西科学的差距正是在这期间增大的。造成这一历     

"春帆楼"李鸿章遇刺割让台湾给日本的内幕

1895年甲午一战,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对于李鸿章而言,甲午战败是他一生的耻辱,签订《马关条约》更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熟悉外交事务的李鸿章,不得不听从岛国晚辈伊藤博文的摆布。李鸿章不想做“卖国贼”甲午海战后的1895年2月22日,李鸿章奉旨进京。此时,日本人再次向清政府表示,他们不仅要清政府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而且要求割地!此时,不管是慈禧、光绪还是满朝文武,谁都不愿意背上这个遗臭万年的罪名,李鸿章自然也不愿意。经办外交多年,李鸿章早尝够了“卖国贼”的滋味,所以,他一定要得到清政府的全权授权,才肯出使日…     

地球的地质-生命过程之中的技术-社会过程

地球的发展是其地质-生命过程的共同进步,人类是地球的一员,人类的技术体现为技术-社会过程,也是从属于地球的地质-生命过程之中的.人类在非洲的出现,埃及古老文明的产生,再到犹太文化在巴勒斯坦的繁荣,这些都紧密联系在地球的地质过程之中.做为西方科学渊源的希腊文明以及古罗马的繁荣与衰落,伊斯兰的强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做为欧洲的文化和科学中心的意大利之技术的快速进步,一直到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些都是技术-社会过程的展现,紧密编制在地球的地质-生命过程之中,是走向生态纪元的必经过程.     

现代星座汉译名的由来与演变

早在8世纪左右,黄道十二星座的概念就传入中国,从明代起,西方近现代星座体系陆续传入中国.近几百年来,西方星座的汉语译名从初步使用、改变到最后定名经历了复杂的过程.论文为理清这一现象的历史脉络,在查找、核对大量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现代星座汉译名的演变过程作了较为全面的对比、考订和分析.星座译名的使用和变化,与国人对西方星座体系的了解、认识和全盘接受的过程也是一致的.论文还站在现代各学科沟通、融合的高度,对某些星座现译名的不合理之处提出修改建议.     

19世纪金星凌日天象在中西方的反响——从郭嵩焘使英日记切入

纵观19世纪金星凌日天象奇观的发生史,在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种族和阶层人们的视域中都有其不同的意义。文章从郭嵩焘使英日记中三段关于金星凌日的记述切入,从金星凌日与郭嵩焘,天体观测与社会大众,阐释自然与国家利益三个维度逐层深入,剖析同一天文现象在西方世界与晚清中国两种文化和社会中产生的不同反响。     

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李鸿章是中国晚清洋务运动的首领之一,他不但创立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外交,而且开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他不但通过大力办洋务,初步对中国工业、经济实施了近代化,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打下最早的基础,而且通过创办新式学校、开新科取士、倡导留洋等,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始作俑者之一。因此,称李鸿章为中国近代化之父,并不为过。     

征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相关资料启事

100多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历经曲折，有辉煌的成就，有歧路的徘徊，甚至也有惨痛 的教训 ，无数中国人为之奉献了智慧、心血和生命。为了探讨和总结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 历史经验，宣传和发扬我国科技工作者的爱国敬业、开拓创新和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抢救 、搜集和整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有关资料，已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科学史研究机构，自1957年成立以来 就特别重视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近年来我们开始实施“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 ”的研究计划。此项工作于200…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早期的西医护理学(1880-1930年)

现代西方护理学伴随西方医学由传教士带到中国。传教士通过建立诊所、医院和护士学校，开始在中国传播西医护理学。主要回顾了1880—1930年的50年间，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所做的工作，重点介绍了沃安娜（1890-？）和盖奇（1883-1946）两位传教士护士的工作，以及中华护士会的建立和作用，并简要分析了影响西医护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因素。     

汉语言中的身体观:躯体性思维的语言渗透

中国人疾病表达的“躯体化”倾向是心理学和精神医学领域的一大问题,而这种思维倾向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传统身体观.它可以通过汉语言使用渗透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汉语言中的身体隐喻具有其独特性,反映出中国传统身体观与西方身体观的差异.汉语中的“身”从来不是西方的身体.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身”具有本体性地位.而这种身体观正是中国心理疾病实践中凸显“躯体化”现象的一个原因.     

需要法则,更需要光明——读乔治·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

古拉丁文献中有这样一句话:Ex oriente lux,ex occident lex,意为“光明来自东方,法则来自西方”。从人类近代文明史来看,似乎不无道理。本来,人类文明的摇篮就在古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埃及,这最早的文明之光照耀东方数千年之久。这火种被冲撞奔突于黑暗之中的西方人从拜占庭拣回,燃起冲天大火,对西方人来说,真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短短几百年,西方人找到了支配自然的法则,发明了发明的方法,建立起近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建立起当代文明。     

略论中国近代卫生观念与卫生事业的起源

根据有关资料,简略地考察了清末到民国期间中国引进西方“卫生”(Hygiene)概念和“卫生学”学科的历史,以及中国现代有关卫生机构的建立过程。     

以思想和行动注释言语——从李约瑟科学史思想和科学史研究看“李约瑟难题”

将“李约瑟难题”置于李约瑟科学史思想与科学史研究工作的背景下加以分析，可以认识到它的真正内涵是下述三个问题：1）什么因素是造成中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科学超越？2）什么因素促成了西方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的融合？；3）什么因素造成“融合”与“超越”之间的时间差？李约瑟着力解答了第1、第3两个问题，而忽视第2个问题，解答这一问题是“李约瑟难题”留下的重要任务。     

海外现代中国研究视野中的科学技术角色

分析海外现代中国研究视野中的科学技术角色,将有助于启迪现代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思路,并检讨现代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进路。本文通过解读这一领域中的部分非科学史文献,指出海外中国学家在"科学-现代化"、"科学-文化"、"科学-政治"三种分析视角下,分别刻画出了作为现代化元素、异质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科学角色。但是,由于这许多研究仍将科学预设为理性、进步、正义的化身,并将其视作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单质性、不变性的动力,因此他们无法为我们呈现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建制与科学威权在中国遭遇的历时性建构过程,也无法讲述一个脱离了西方文化场景的科学,在中国本土化、地方化、情景化的复杂故事。     

“连续统”观念下的中国古代科学

科学是一个演变和进化的过程，我们应该注意到科学定义的间断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有着不同的内涵，与此同时，还应看到它的连续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又具有革些相同的特征，或某些主要特征只存在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有”或“无”的区别，对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不可简单地加以断言，也不应该以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定义及特征作为评判标准，退一步来说，即使以西方近现代科学作为评判标准，在“连续统”观念下仍可得到中国古代有科学的结论。     

晚清筹办北洋海军时引进军事装备的思路与渠道——从一则李鸿章致克虏伯的署名信谈起

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致信德国工业巨头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商谈购买战船与火炮之事。信函的内容表明:李鸿章与阿尔弗雷德有直接的书信往来;克虏伯公司力图向北洋推销新式军火;李鸿章曾留意克虏伯所造的毕福脱快船,但是拒绝对方为原有火炮更换新式炮弹的要求;李凤苞和徐建寅被寄予厚望。李鸿章重视与克虏伯等西方军火制造商保持直接的交往,双方相互派员成为北洋引进军事装备和相关技术的重要渠道。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主义思潮:路向、特质及影响

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主义在中国思想界不仅有着丰富的表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异,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科学主义的特质。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潮是同崇尚科学、倡导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新文化运动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很难在科学主义与追求和崇尚科学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科学主义思潮时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影响,既有其消极的一面,也有其积极的一面。科学主义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出现,盖源于实用主义地理解科学。因此,在中国消解科学主义之路,不在于反对把科学作为“新权威”、“新信仰”,而在于培养我们民族真正的科学精神。     

20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家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

20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家在中国科技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本文梳理了这一时期的德国汉学家在十几个中国科技史领域研究成果,并从汉学史方面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定位。在用西方的现代学术理路将传统中国知识纳入近现代的西方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方面,德国汉学家们的研究实际上是第一步的尝试,他们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都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20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家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也迅速反哺到了中国学术界。竺可桢等一批具有科学史意识的科学家,也已经开始运用现代的学术方法对中国科学史进行研究。     

明清对西方的事物并不保守

西方人爱用“中国人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对外国事物缺乏兴趣”来解释为何西方制造品在明清没有市场.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很多例子显示,明清时代的中国人对外国事物充满好奇心,并积极吸收西方较先进的技术. “闭关锁国”心态的另一种表现是对外国事物的抗拒.西方人爱用“中国人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对外国事物缺乏兴趣”来解释为何西方制造品在明清没有市场.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很多例子显示,明清时代的中国人对外国事物充满好奇心,并积极吸收西方较先进的技术.     

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看时代

1996年5月3日,我在中国太平洋学会召开的“太平洋与中国国际研讨会上”作了题为《文明的亚洲和亚洲的文明》的发言。这个发言超越会议的主题。讲了一个从社会经济制度的角度看时代问题。我这个发言有两个部分：“书面发言提要”和“口头说明和补充”。在“书面发言”中,一开头就宣布“我们来这里讨论的是时代性的问题”,紧接的是提出问题：“什么是当前时代的质的规定性”。然后从19世纪说起,概括叙述近二百年世界历史的演变：19世纪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在征服世界的道路上取得辉煌胜利。也是它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从而作为学说的社会主义兴起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