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与中国传统农学

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产物，作为士，他们掌握着一定的文化知识，而作为隐士，他们又不得不自食其力，且多以农耕为生，知识与农业生产实践的结合，产生了隐士农学家和隐士农书，并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探讨了隐士农学家的产生、隐士生活对农学的影响，并对隐士的农学贡献进行了评价。     

一种基于工程师的科学体制化研究何以可能

科学革命从根本上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数理-实验的科学观,将科学定义为一种基于实验和理性传统的,以造福人类为目的 的有组织的实践活动.这一新定义形成了现代科学家群体,和独立于理论科学的工程科学和技术科学,由此形成了科学哲学中社会-文化研究、实践转向和工程哲学新的哲学领域,这些新领域无一不诉诸或强化了工程师的理论地位.这一地位...     

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进程缕析——兼与西方国家的比较

从晚清时期西方科学的传入,到以中国科学社为首的民间科学社团的陆续建立,再到中央研究院等官办研究机构的诞生,中国科学的体制化逐渐形成。中国科学的体制化是包括广大留学生在内的新知识群体“扩散和移植”的结果,因此与欧美诸国有着相似的一面,带有一些模伤的痕迹。但不可否认,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又有着自己的特征,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     

2O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

２０世纪前半期是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其重要的标志是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产生了几十个至上百个科学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初步奠定了我国现代科学体制化的基础。中国科学研究机构的产生是同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的。该文从社会科技意识的增强、领导者的组织领导作用、人才资源的保证、经济方面的支持等四个方面来讨论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     

中华自然科学社与民国科学体制化的演进

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前身为华西自然科学社,1927年9月在南京中央大学成立,以"研究及发展自然科学"为宗旨,1951年宣告解散。作为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全国性、综合性科技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通过创办《科学世界》、编纂科学书籍、召开年会、举办演讲等途径,在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积极致力于中国科学的体制化。与此同时,就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科学研究路径、科学大众化等问题,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研究诚信的体制化——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及其启示

科学研究中的不端行为愈来愈引起各界关注。在此背景下，研究诚信的体制化显得至关重要。作为应对此类问题的专门机构，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的成立背景、早期发展和主要工作对我国相关领域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揭示研究诚信和研究伦理的体制化趋势。     

现代科学体制化进程的案例研究——1660-1940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展规律及其启示

英国皇家学会是迄今为止历史最为悠久而又从未间断的科学组织,通过对其会员总数、专业分布以及会员成份三百多年发展历程的实证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视现代科学体制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对于认识科学组织如何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革完善自身结构,具有积极的现实参考价值。     

近代火器技术与中国封建社会

早在300多年前,目睹火药火器技术对西方世界封建制度的猛烈冲击,F.培根曾由衷赞叹,认为火药、印刷术与指南针“改变了全世界的表面和一切事物的状态。”200年后,马克思也断言,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然而,使人疑惑不解的是,火药火器技术对发源地中国的影响却似乎与西方南辕北辙。李约瑟曾指     

明清时期中外农学的交流与融会

明清时期,随着世界新航路的开通、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传统农学也随之东传西被。中国传统农学不仅对日本、朝鲜以及欧洲国家的农学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也积极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农学的有益成果,并在中国兴农会、刊农报、译农书、办农校,广泛传播农学思想和农学知识,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中国农学的发展。     

中国近代地质学家群体研究

中央地质调查所作为中国成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近代科学机构之一和20世纪上半叶中国规模最大的地质学机构，为现代学者研究中国近代科学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在20世纪中期地质学领域的学者约有300多人，其中半数以上曾经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过。文章依据由大量资料整理的《地质调查所人名录》研究了该机构的人才来源、人才结构、科学家的社会分层及其影响因素。     

汤若望与中国近代科学的历史命运

引进西方科学是中国科学迈向近代化的现实途径.作为输入西方科学的使者,耶稣会士为实现这一途径提供了可能.本文以耶稣会士汤若望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的经历为例,探讨了明清之际近代科学在中国发展的命运,指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缓慢的三个社会原因:夷夏之防文化传统的排斥、王权至上封建制度的扼杀和工具主义科学价值观的局限.     

西方生物学的传入与中国近代生物学的萌芽

16世纪末,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同时,附带传入了一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西方生物学知识最初见于中文著作中的是《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其中第5至第7章介绍了各地草木、禽兽等生物学内容。虽然传教士本身并没有带入多少生物学知识,但是这一工作却意味着中西科学技术合流的开端,它促使中国与世界生物学汇成一体。鸦片战争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同时,大批传教士纷至沓来,也夹带了一些包括生物学在内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洋务派,奏设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聘请西方人士大量翻译出版科技书籍,开始了西方自然科学在近代中国的     

甲午之前的中国近代建筑与社会心理

本文主要论述了甲午战争之前，中国近代社会心理与近代建筑的相互关系，着重介绍了在西方建筑冲击下中国传统心理的变化，以及变化之下的社会心理对建筑观念的影响。通过论述说明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国内出现了一些近代化的建筑形式，这些新事物又引起民社会心理的近代化，同时与传统的伦理观念、封建迷信发生了激励的冲突，造成近代初期中国社会复杂的社会心理，在初步的冲突之中，近代建筑与社会心理艰难地向前发展。     

教会医疗事业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是其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直接、间接方面对于基督教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其它传教方式所不可比拟的。但是,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教会医疗事业在基督教传播上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这一切都是中国特殊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邹代钧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

邹代钧（1854－1908）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他曾随刘瑞芬出使英俄（1886－1889），学习西方测绘理论和方法。1895年在武昌创办了中国地理学的最早组织－舆地学会，该组织出版了大量用西法测绘的高质量的中外地图，这些图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广为流传，影响较大。他还撰写了大量的世界各国地理志和边防地理著作。本文主要介绍他的生平和学术成就，研究他对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的贡献。     

《格致汇编》与中国近代教育

《格致汇编》是中国第一份科技期刊,致力于传播西方科技知识。主编傅兰雅以专文、游记、趣闻、问答等多种形式介绍西方教育,尤重科技教育。这些教育信息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深远影响,具体表现为:第一次介绍西方教育学知识,为科学教育作了理论宣传;大力推介西方教育理念,为西学教育提供门径;着力引介美国初等教育及职业教育,为全面导入美国教育作了铺垫。     

近代科学文化教育是中国女权运动推动力

科学文化教育是女权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改善妇女的生存条件,促进其全面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代中国妇女科学文化教育是在爱国士大夫的倡导启蒙下兴起的。由于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和启蒙老师独立人格意识的缺乏,使得中国妇女教育和女权运动具有鲜明的“男性化”特点和局限性。而唤醒受教育者的价值自觉,真正实现“人”的自立和自强,才是妇女科学文化教育和平权的真谛。     

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工程事业的起步——以工程师的培养为中心

中国近代工程学来源于西方,其在中国的起步离不开归国留学生的努力。中国第一批近代工程师就产生于晚清留美幼童当中,他们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工程学训练,回国后在铁路、矿冶、军事等各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开创我国工程事业的功臣。之后,庚款留美生更是热衷于学〉--j近代工程学,以利国家建设;留日、留欧学生中也培养了一批近代工程师。这些留学生成为促进我国近代工程事业起步的重要力量。     

中国近代科学语言的形成

“科学语言”,即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和交流时所使用的一套语言。考察中国近代科学语言的形成,既是中国近代科技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又为研究中国近代科技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自西学东渐开启以来,传统汉语不断在语词、符号、语法、文体、标点、文字排列等诸多方面发生着调整和变迁,以适应近代科学向中国的移植和发展。然而,中国近代科学语言的形成不仅应关注语言本身,还须关注创造和使用该语言的群体,以及与该语言的出现密切关联的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的因素。从科技与社会(STS)的视角,探讨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和语言变迁之间的互动问题,进而从科学技术史的维度阐释近代科学语言在中国的形成。     

中世纪伊斯兰文明与近代科学

伊斯兰文明的崛起来源于其内在对知识的渴求,并通过知识研究平台的搭建得以实现。大翻译运动使伊斯兰文明融合理性与务实,从而推动人类科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从一定角度来看,中世纪的伊斯兰文明拉开了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的序幕。伊斯兰文明中的科学研究更成为文艺复兴的重要知识储备,为近代科学之树的生根发芽提供了必要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