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手机导航轨迹数据的城市大规模人群出行模式分析

手机导航轨迹数据具有多种交通方式,反映大规模人群的活动情况,适合开展不同交通方式下的出行模式研究。基于手机导航数据,利用LightGBM模型实现出行交通方式分类,得到步行、机动车和非机动车3种交通方式下的人群轨迹。基于这3类交通方式,给出人群出行在周末和工作日下时间、空间和距离的分析指标,并对上海4天数百万条手机导航数据开展了实验分析。结果表明：在时间分布上,上海居民的周末出行高峰比工作日更晚并且持续时间更短,出行方式主要以机动车和步行为主;在空间分布上,机动车主要集中在高架区域,步行主要集中在地铁站附近,高架路和地铁站的引导标志不充足,周末交通枢纽和商圈类热点区域比工作日多;在距离分布上,导航出行距离符合截断幂律分布,人群导航出行以中短距离为主,并随距离增长迅速衰减。研究结果可以为城市规划、城市交通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城市居民职住分布与通勤出行链关联性建模分析

从出行链的角度,构建了不同职住空间下,通勤出行链与家庭环境、个体活动时空间约束以及多样性约束的结构方程模型. 以昆明市为例分析了不同职住空间下居民通勤出行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共性与差异. 共性方面,不论职住区域交通环境如何,居民在考虑通勤出行决策时,更关注出行时间而非出行距离,而家庭环境和活动多样性的影响则趋于稳定;差异方面,相比较职住市区的居民,职住跨区受活动时空约束的影响更为强烈,这是由职住两端可达性不平衡所引起. 居民必须同时考虑职住空间可达性与通勤活动时空制约,才能做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出行.     

基于浮动车数据的城市居民出行行为规律分析

基于浮动车数据对代表居民活动地的特征点进行提取,并采用K均值算法对特征点进行聚类.本文采用这种方法对居民周末出行的空间分布规律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周末出行主要集中在商业娱乐休闲区,且城区分布相对于郊区更集中.     

基于GIS的西安市土地生态环境敏感性评价研究

揭示西安市土地生态环境敏感性,不仅为不同区域开展土地生态建设与保护提供理论基础,还能为西安市土地资源的优化利用提供有力借鉴。采用单因子敏感性评价和综合敏感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以ArcGIS为技术平台,从生境、水环境、土壤侵蚀和地质灾害4方面对西安市土地生态敏感性和空间分布开展研究。西安市土地生态敏感性区域差异比较明显,极敏感区位于西安市秦岭北坡的中高山地,总面积为2 132 km2,占西安市土地总面积的21.36%。高度敏感区主要是骊山丘陵和浐河、灞河的西安市上游区段,总面积为1 936 km2,占西安市土地总面积的19.40%。中度敏感区位于秦岭北麓与渭河平原过渡的缓斜地带,总面积为2 683 km2,占西安市土地总面积的26.88%。轻度敏感区包括西安市建成区周围平原地区,总面积为2 344 km2,占西安市土地总面积的23.49%。不敏感区主要包括西安市建成区,总面积为885 km2,占西安市土地总面积的8.87%。根据评价结果,应对不同敏感区采用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     

城市居民活动韧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轨道客流恢复的实证

居民活动韧性是社会韧性的重要体现。文中从社会韧性概念出发，定性验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民活动韧性的存在性，定量分析其演进机制。首先，收集了我国境内28个城市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后近两年的轨道交通逐日客流数据，定义并测度了居民活动韧性，引入逻辑函数对客流恢复过程进行建模分析；其次，从政策调整与行为适应角度建构并分析政府、公众等多元主体的行动调节和学习适应过程。结果显示，轨道交通网络规模越大的城市，居民活动韧性越高；相较于人口小于500万的城市，人口超过1 000万的超大城市工作日客流恢复到50%、80%、90%和100%水平的时间分别提前7、15、47和95 d，越到恢复后期二者差异越大，周末也呈现出相似的规律。同时，工作日刚性出行相比周末弹性出行具有更强的活动韧性，工作日和周末客流恢复的逻辑函数拟合参数α分别为0.019和0.016,H分别为77.07和106.82 d。在首轮疫情之后的疫情再爆发期间，轨道交通客流下降幅度减小，客流日均恢复率是首轮疫情时的1～3倍，居民活动韧性显著提升。研究认为，科学防控所塑造的公信力提升了公众对管控政策的遵守，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和学习能显著改善活动韧性。...     

基于共享单车数据的人口流动与城市空间活力研究——以沈阳市浑南新区为例

文章通过利用共享单车的骑行数据,对浑南新区短途出行轨迹进行可视化,以分析其慢交通出行为例,并结合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识别城市功能空间,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此得到人口慢交通出行特征以及城市活力区域空间分布情况。分析显示,人们骑行大都在3km左右,以通勤和休闲为主要目的,城市高活力区呈现散点分布,与商业区、大学城以及产业园区联系不强,功能体系尚有待完善。     

西安市主城区银行网点空间演变与趋势研究

银行是现代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其空间形态是现代城市空间研究的重要内容。为了揭示银行区位特征及空间演变规律,本文以西安市主城区1218个银行网点为研究对象,运用GIS和空间统计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西安市主城区银行网点空间演变过程及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银行网点空间演变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圈层式扩散,城市主干道是银行网点空间演变的主要路径;2银行网点分布中心变化缓慢,主要位于离钟楼1km的范围内。分布方向变化较大,东北—西南方向成为银行网点分布的主要方向;3西安市形成了多层次银行集聚区,未来经济技术开发区将成为西安市新的银行网点集聚中心。研究结果对于金融机构合理布局及金融中心构建等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西安市城市扩张及土地利用变化遥感监测分析

针对西安市作为新晋国家中心城市,城市发展与土地监测信息不足的问题,基于遥感方法,利用1993、2003、2013、2017年4期Landsat TM/ETM/OLI遥感影像为数据源,提取西安市4期建设用地和土地利用信息,通过扩张指数、象限分析法、同心圆分析法、植被覆盖度等方法分析西安市近年城市扩张的时空特征,并对西安市城市扩张和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西安市在1993—2017年间城市扩张明显,扩张速度经历了缓慢增长阶段、加速阶段和稳定增长阶段;扩张方向整体经历了"向南—向北—向西"发展,扩张范围主要集中于以钟楼为中心的6~20km处,反映了城市区域发展的阶段性差异和空间开发受政策变动的影响。城市扩张规模影响因子主要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人口增长,扩张方向主要受政府政策影响。由于城市的快速扩张,西安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持续下降。因此,西安市后期应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长,促进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加大耕地的保护力度以及对林地、水体、草地等生态用地的维护与改造,维持整个区域的生态平衡。     

西安市主城区银行业分布及集聚特征

以西安市银行网点为研究对象,运用GIS与地统计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银行空间分布、集聚特性、集聚区布局及形成机制等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西安市银行空间呈同心圆环状向心分布,并沿城市主干道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延伸.城市层面,银行空间呈现倒"U"型集聚特征,距离为4.1km处显著集聚且趋势最强;中小尺度层面,形成了多层次的银行集聚区,一阶热点区数量多,集聚程度差异大,二阶热点区数量少,集聚程度相似,集聚方向与交通干线方向大体一致;空间尺度不同,银行集聚区形成机制差异较大,小尺度集聚区形成主要受到交通便利性的影响,较大尺度银行集聚区则更加关注服务对象.     

基于人类活动氮输入探讨深圳市的城市生态风险(2000—2014年)

基于氮元素对人类活动的指示性, 通过估算不同类型人类活动的氮输入量, 整合与构建氮输入量变化趋势下人类活动生态风险评估框架。选择典型快速城市化地区深圳市为研究区, 分析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趋于稳定时期, 深圳市工业生产、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三类主要人类活动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强度及其变化,结合土地利用数据, 识别深圳市人类活动生态风险相对高值的区域。结果表明, 2000—2014年间, 工业生产氮输入量及居民生活中交通运输的氮输入量逐渐上升, 居民生活氮输入量呈先升后降趋势, 其占深圳市总氮输入量比重大, 是深圳市主要的人类活动生态风险来源, 所以深圳市人类活动氮输入量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 在空间分布上, 生态风险相对较高的区域分布在南山区、福田区及罗湖区。为了降低人类活动的影响, 建议目前应在产业升级与绿色出行方面上进行优化。     

南京城市内部迁居特征及未来住宅区开发的方向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工作地与居住地在空间上逐步分离,居民的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和个性化,居住选择的自由度增大,移动性和出行需求不断提高,个人偏好和主观能动性在居民活动行为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因此,解释城市活动空间的视角有必要拓展到经济、社会及文化这一更广的层面上来.本文以南京城市居民问卷调查为基础,通过对居民个人情况、家庭属性特征、迁居时空过程和迁居原因的分析,评价南京城市住宅区开发现状,提出未来开发方向,以供相关部门在进行城市居住空间决策时参考.     

西安城市贫困与城市环境质量的时空耦合分析

以西安市居民收支状况调查数据及近20年城市环境统计数据为基础,通过ARCGIS空间分析技术和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以城市内部的微观区域(街道)为载体,从时间变化和空间差异的角度分析城市贫困与综合环境质量的耦合关系及演化规律.结果表明:西安城市贫困空间大致由放射状嵌套分布转变为圈层分布,城市贫困程度不断减轻;城市远郊的综合环境质量优于中心城区,但整个城区的综合环境质量逐步变差,尤其是南部地区;城市贫困程度与综合环境质量的耦合不断变化,并未呈现某种统一的规律,而是在城市内部表现出更加细化的耦合特征.     

基于层次聚类分析的城乡居民出行特征研究——以苍南县为例

针对城乡居民出行的不均质特征,以苍南县为例,基于区域经济、交通和城镇化3个方面的指标,利用层次聚类分析法将研究区域划分为中心城区、重点乡镇和一般乡镇3个聚类区,并将苍南县的城乡出行活动划分为3个聚类区间的出行,从出行次数、出行目的、出行方式、出行距离分布和出行时耗5个方面分析每一类居民出行活动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别的城乡居民出行特征存在明显差异,Ⅰ类城乡出行以上班为主,具有频率高、距离短的特点;Ⅱ类城乡出行中上班和生活购物出行的比例较一类有所下降,但以上学、公务和看病为目的的出行比例有所上升,且私家车仍然是出行的主流选择;Ⅲ类城乡出行中非机动化方式基本消失不见,选择摩托车和城乡公交出行比例较高.分类别居民出行特征分析更符合城乡交通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城乡交通规划,可以为城乡交通的规划建设提供有效的导向数据.     

呼和浩特市中心城区城市公园可达性分析——基于高德地图API数据

城市公园布局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其对城市内部居民的服务水平。基于高德地图API数据,以呼和浩特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居住小区为研究单元,从数量、供需角度分析步行和骑行两种交通方式下公园可达性水平。结果表明：（1）基于出行时间计算的各小区可达公园数量随着时间阈值的增大,居民接近公园的机会增多,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在此基础上,考虑了公园供给与人口需求之间的空间分布及其相互作用,研究区公园分布存在空间供需失配现象;（2）两种出行方式下,可达性呈现“外围高,中心低”态势,步行出行方式在三种时间阈值范围内一直存在无法享受公园服务的小区,可达区域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隔离;骑行方式下的可达性水平空间分布显著高于步行,在20 min阈值内服务范围可达到全覆盖,各小区居民的供需可达性值相较于步行分异程度明显降低;（3）城市公园可达性较好区域集中分布于研究区北部和东部,而可达性较差的城市核心区、西部和南部,可以作为呼和浩特市公园规划建设重点关注对象。     

居住区3类典型公共设施布局对慢行出行行为的影响分析

为了促进非通勤活动的慢行交通出行,从居住区公共设施的规划布局对慢行出行偏好影响入手,提出公共设施布局规划模式和规划指标建议.选取了公共设施沿街布置、成片布置和混合布置的3种典型居住小区,对居民非通勤活动慢行出行行为和公共服务设施布置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混合布置的居住区居民慢行出行偏好最高,成片布置的居住区居民慢行出行偏好最低;公共设施布局对日均1次及以上的活动慢行出行影响程度最大,对平均2~3周1次的活动慢行出行影响程度最小.合理的公共设施布局能够促进居民在非通勤活动中采用慢行交通出行,对居住区公共设施"大集中,小分散"布置提出定性定量规划建议指标.     

兰州市轨道交通对城市时空格局影响初探

随着国内轨道交通的规划与兴建,有效提高了城市居民的出行效率,对研究城市空间演变也具有重要意义.以兰州市地面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的出行时间以及交通路网为基础数据,运用比较分析法和最小阻抗的可达性分析模型研究轨道交通对城市时空格局的影响.研究发现,兰州市轨道交通相比地面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效率提高了2.64倍,有效缩短了居民的出行时间;市区外围轨道交通站的辐射范围大于中心城区,轨道交通的建设更有利于市区外围居民.轨道交通影响下兰州城市空间结构由扁椭圆状变为近似圆状特征,城市的时空压缩效应明显;城市的空间可达性得到明显提高且分布更加均衡,有效增强了城关区、安宁区、七里河区、西固区之间的城市联系.     

城市居民出行碳排放研究进展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中,居民出行碳排放逐渐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文章从居民出行碳排放的核算、影响因素和模拟三方面系统归纳了居民出行碳排放的研究内容及相关研究方法.可以认为:使用自下而上方法核算居民出行直接碳排放能明晰社区-家庭层级上居民出行碳排放的变化特征,由于数据获取困难,使用复杂方法核算居民出行间接碳排放的可操作性差;区域-城市环境特征和社区-家庭因素共同作用影响居民出行碳排放的变化,单方面分析居民出行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会出现研究结果的偏差,将二者结合使用复杂的数理统计方法量化各因子是揭示居民出行碳排放驱动机制的关键;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和GIS空间技术模拟居民出行时空轨迹可以较为直观地分析居民出行碳排放的时空特征,且为居民出行碳排放驱动机制分析提供支持.虽然考虑城市形态、土地利用、交通系统和居民个体行为的综合模型的时间和空间精度较低,却是未来模拟和调控居民出行碳排放的有效途径.     

基于出租车OD数据的居民活动强度时空特征研究

以福州市区出租车GPS轨迹数据为数据源研究面向地理空间的居民活动时空规律.首先探析出租车起源地-目的地(OD)空间分布和时间分布特征;接着采用基于道路中心点区划方法确定空间研究单元,将时间分为6个时间段,以活动强度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索其时空变化规律;最后结合出租车乘客的出入情况实现对研究区内居民活动时空规律的进一步探索.研究发现,主城区居民夜间活动规律总体上比白天明显,尤其是晚21点之后,主城区总体的居民活动强度达到一天的顶峰,核心区内外的活动强度以及出入特征差异突出,核心区内的居民活动优势最明显,有成片聚集的特征;白天大部分时间的居民总体活动强度变化稳定但空间分布规律不明显;通勤早高峰时段的出租车活动强度为全天最低并且大部分区域以流出为主.     

西安市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的空间耦合关系

采用1997—2014年西安市10区3县文化产业和GDP数据,运用重心模型和地理集中度方法,对西安市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西安市文化产业重心与经济重心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一定偏差,但总体上存在耦合关系;文化产业地理集中度整体上南高北低,经济地理集中度为中间高、四周低。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呈现明显的圈层结构,以内城为核心向外扩散式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文化产业在区域间差异更大。根据耦合度指数将西安市文化产业发展划分为滞后型、协调型、超前型三类区域。区位条件差异、文化产业地位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是影响西安市文化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关系的主要因素。     

杜陵与西安市空间发展关系研究

杜陵位于西安市东南,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客观上决定了此处区域的区域主体性质为大型历史遗址保护区,这也对城市空间地域性扩展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本文从空间角度和历史演化层面分析和研究了杜陵与西安市空间发展的关系,为后续进一步制定保护与开发战略提供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