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法律传统之近代命运

自汉以降至清末,儒家法律传统从未遇制度理念的正当性危机,然而近代以来,固有的法律传统和制度体系已不能给出现实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但作为帝制正统之儒家法律传统,其思想观念仍渗透到各个领域并发挥作用,难免使中国法律的近代化每前进一步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与激烈的斗争。儒家法律传统在近代的命运嬗变,伴随本能的抗争最终走向解构。儒家法律传统向近代化、现代化发展与转型之路是坎坷的,其在近代之复杂命运是国人对自身法律文化与思想体系进行现代意义重建的艰难过程,其在近代的困境亦是后人重构制度儒学的历史借鉴。     

阴阳五行思想与中国法律观念关系略论

中国古代法律，由于受社会主流思想的渗透甚大，其发展有所谓的法律儒家化之称。然则在法律儒家化的制度层面的构筑过程中阴阳五行思想开始影响中国法律。董仲舒以阴阳五行阐明法理作为他的法律理论的根据，奠定了中国法律思想的基调。阴阳思想的影响使得德主刑辅成为汉后历代的正统。五行思想的发展成为秦以后各个王朝确立统制合法性的理论依据，水与金的属性更是决定了古代法律的社会定位。阴阳与五行思想的结合，以及通过儒家思想的改造进而影响法律，是构筑中国社会理论体系的重要因素。     

亲亲相隐制度的探讨

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曾在中国历史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国际上许多国家的法律中也有类似规定。现代刑法以宪法为基准,本着以事实为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摒弃了亲亲相隐,但这项制度依旧存在许多可借鉴之处,值得考量。     

从"春秋决狱"看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影响着中国法律的走向。西汉中期,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思想得以形成。“春秋决狱”是法律儒家化的开端。此后,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们的推动之下,儒家法律思想全面贯注到了古代立法与司法领域。     

从“春秋决狱”看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影响着中国法律的走向。西汉中期,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思想得以形成。“春秋决狱”是法律儒家化的开端。此后,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们的推动之下,儒家法律思想全面贯注到了古代立法与司法领域。     

论亲亲相隐制度的当代价值

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一项重要原则,其以儒家思想为支撑,特色在于对触犯法律后亲属之间的包庇行为采取宽容的态度。在当代,我们在摒弃其包含的封建落后内容同时,也应当注意其存在的合理价值及其他地区、国家相关立法例,以期找到对我国现代刑事法律的启示之处。     

尚德与务法:秦汉时期“德法之辩”命题的基本特质及其启示

"德法之辩"命题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透过这一文化现象我们可以领略到中国传统社会曾经在国家治理模式、法律制度体系构建方式以及法律意识培育途径等问题上所做出的选择与坚守。尤其是在该命题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之后,客观上为秦汉时期在治国理政模式与法律制度体系构建方式上进行选择与尝试提供了多样化的新内容。为此,在"德法之辩"命题的核心内容上,秦汉时期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质,秦任法而治,不别亲疏与贵贱,将法律之治推向极端,而汉倡德治,必贵人伦情理而慎刑,力主道德法律化,由此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法律制度体系儒家化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对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的国家治理模式与法律制度特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国古代刑法的溯及力

刑法溯及力在我国古代法律文献中多有记载，随着历代刑事政策以及立法指导思想的变化，历史上各朝代对刑法溯及力规定各有不同。唐朝刑律立法成熟，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从旧兼从轻”原则，从法律制度史角度来看，当是现代刑法溯及力制度的渊源。     

儒法之信的现代蕴意探析

儒家法律思想对现当代中国法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部门法规范之中,以基本原则、指导思想、义务性规范为其思想传承和映渗的对象。诚信是中华民族精神信仰的最后一根道德支柱,诚信是道德的法律化;儒法之信具有主观诚信的心理潜质和客观诚信的社会潜质;儒法之信蕴含在现行民商事等部门法的基本原则之中;诚信原则承继儒法之信,是儒家法律思想现代蕴意的一个确证;在儒法之信的启蒙下,在现代法治文明的滋养、涵融中生成了限制、调整和扩张三种操作规范的诚信裁判;综之,儒家法律思想的精粹部分对当代中国法制的影响蕴意深远。     

试论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

国内外广大学人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发展时期、代表人物及其发生发展的原因等看法不一。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的时代意义与现代价值是它必须首先证明它在现时代的时代价值。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现这个问题是现代新儒家这一文化思潮对全盘西化派、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驳论中得到比较细致却又是病态的发挥，但其病态的文化理论体系中又包含了合理的理论和方法论成分。认识现代新儒家与当前学科研究的关系可以在“一元统领下的多元互动”的原则指导下进行。     

论法律融合及其多元化的发展

在中外法制史上,法律法规融合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是各国法律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在欧洲中世纪时期的法律就出现过日耳曼法和罗马法的融合,两种法律制度的融合产生了封建的普通法的原则还出现了法兰克帝国的法律统一运动。融合的过程,仍可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共同的规律。     

罪刑法定原则之程序内容探析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中保障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是现代刑法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已成为现代刑法文明化的标志之一。在传统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仅涉及到实体法的内容。但实际罪刑法定原则天然包含着程序价值,我国应借鉴英美及日本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赋予罪刑法定原则以程序内容,同时应将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上升到宪法层面,以匡正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律体系中的应有地位以及其程序层面在该原则中的应有地位。     

“亲亲相隐”制度的伦理反思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该制度深刻的反映了我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家庭伦理道德,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这一制度不仅我国古代社会有,还存在于外国历史上和现代法律制度中。但是,我国在新中国成立时,"亲亲相隐"制度被当作封建糟粕被彻底废除,提倡大义灭亲,这与我国传承了数千年现在仍然适用的儒家伦理道德所倡导的价值观相违背。从现代法治价值的角度来看,"亲亲相隐"制度对建设法治社会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天,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亲亲相隐"制度,利用其价值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     

简论郑玄在法律学上的成就

作为经学大师，郑玄的法律思想体现为以经汪律的特点。从有关经注中仍然可以看出郑玄的某些法律思想。郑玄所坚持的以礼制为出发点的立法原则，从一侧面说明了我国封建法律的实质。郑玄所宣扬的执法主张，同样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郑玄对于某些法律制度、概念和原则的注释，不仅为后人进一步理解和研究古代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后世封建法律的制定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浅析西方法律移植与本土化——以《大清新刑律》为例

关于法律移植与本土化一直是法学界的争论热点,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在中国法学界关于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的争执也由来已久,虽然至今仍未得出统一看法,但在法学界移植西方法律却已成为不争事实,在中国传统的诸法合体的法律体系中,刑法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以《大清新刑律》为代表的中国刑法近代化的过程确实非常艰难,但却推进了中国刑法的近代化进程,至今仍有较大的影响,我们应该进一步吸收西方先进的法律文化,并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创造出中国特色的法律文化体系。     

论张九龄的“尚直”精神与中国古代的言谏制度

唐代名相张九龄以“尚直”品质而享誉世人。其“尚直”品质的形成，一方面是他作为一个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对儒家“忠义”价值观的自觉践行，另一方面也与其谏官出身有关，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言谏制度与谏官职责强化了张九龄的“尚直”品质。然而，言谏制度只是封建专制之下士大夫对皇权的一种有限监督，有着无法克服的弊病，张九龄最后因“尚直”被贬，也恰恰折射出这一制度的缺陷。     

重刑主义与秦律

重刑主义是中国早期封建法制的重要理论之一。是在春秋时期,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就主张严明刑法,使“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这可以说是关于实行“重刑”的最早主张。到了战国时期,法家著名代表人物李悝、商鞅和韩非的一系列论著,使“重刑”成为重要的封建法制理论,并在第一个统一华夏的封建国家——秦的法律制度中得到充分体现。本文拟就这方面的问题试作论述。     

社区矫正与刑法价值实现

公正、谦抑、人道是现代刑法的三大价值目标,对其实现离不开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等动态的法律运行环节。社区矫正的发展与演变伴随着刑法价值理念的转换。现代刑法价值对于社区矫正的催生作用,和社区矫正运行对于刑法价值实现的推动作用,是认识两者关系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在刑法价值视角下,我国应着力处理好社区矫正的惩罚性功能与恢复性功能的关系,并通过立法保障和制度设计引导社区矫正走向。     

儒家伦理道德与中国传统法律的融合

中国传统法律的历史进程,是儒家伦理道德与传统法律相融合的进程。在这一融合进程中,儒家伦理道德占据着主导地位,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以律令的形式出现于传统法律中,使传统法律成为维护儒家伦理道德的工具。     

《春秋决狱》与引经注律

汉代援礼入法开始法律儒家化 ,其体现为《春秋决狱》和引经注律 ,这种儒家化一方面改造了汉律的苛酷性 ,但本身也需要不断完善与深入 ,引经注律克服了《春秋决狱》的缺陷 ,使法律儒家化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