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与回应:藏区土司和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研究——以董卜韩胡土司为例

在考证董卜韩胡土司几个实际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了明代藏区土司和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认为一批实力较大或地处偏远的土司虽然作为中央王朝治理边疆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为安边守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们往往对抗中央王朝,和中央政府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基本上处于一种冲击与回应的政治博弈状态。中央统治者对土司蛮夷与边吏二元价值体系下的政治思维,使土司集团始终处于中央王朝统治者政治视野中的政治边缘和对土司的歧视与不信任并存的状态。腐败的吏治不仅影响了中央政府在土司心目中的形象,而且也激化了中央政府与土司的矛盾,使国家化解这种矛盾的各项措施成了加剧这种矛盾的催化剂,也使国家在化解这种矛盾过程当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清代乾隆皇帝统治新疆的军事策略

军府制是我国历代中央王朝统治西域采用的主要的统治方式。伊犁将军的设置标志着清朝在新疆军府统治的建立,而乾隆在新疆实行的军府统治与历代中央王朝在这一地区实行的军府统治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历代中央王朝在西域的统治中心多数设在南疆,乾隆则将其设在北疆。历史发展证明其意义是深远的。     

关公信仰在容美土司的“地方化”及其诠释

明代源于汉地的关公信仰在容美土司完成了"地方化"过程,在容美土司社会中取得主流信仰的地位。关公信仰这一极具包容性的族群符号既表达了容美土司的内部认同,也表达了"国家在场"和国家认同倾向,更独具匠心地表达了容美土司在王朝中的屏翰位置及容美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密切关系。可见,在历史的中国,边缘地区族群的边界不纯粹是排他性的,而是极具弹力和包容性的。     

清代嘉绒地区土司的婚姻初探

嘉绒藏族在清代受土司统治，中央王朝在嘉绒地区分封了18个土司，这18个土司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导致嘉绒土司婚姻复杂性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嘉绒藏族土司的婚姻受嘉绒藏族婚姻习俗的制约，另一方面是因为嘉绒土司的婚姻是土司之间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一个手段，土司通过婚姻的选择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本从嘉绒土司婚姻对象的选择入手，对嘉绒土司的婚姻与土司之间社会关系网落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广西“改土归流”的社会基础

广西的土司制度,是北宋王朝于1052年镇压侬智高的起兵以后,为了进一步控制壮族各首领,加强对壮族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而实行的统治制度。中经元、明两代,到清末民初结束,延续近千年之久。所谓土司统治,就是由中央王朝册封壮族的首领充任府、州、县的知府、知州、知县。这些府、州、县叫作士府、土州、上县,其官称土官,或叫土司,以区别于一般的府、州、县,区别于汉官。土官必须经中央王朝册封赐印,才算合法,必须隶属于中央王朝,输职贡,承调役。但可以永远世袭,并有权主宰其统治范围内的政治和经济,对其臣民有     

文野之别：容美土司治下的社会文化发展

容美土司是明清巴楚地区势力较强的一个土司,由田氏世袭。明清以来,容美土司在司内兴建义塾,倡导诗书礼仪,学习儒家文化;并广泛招揽优待外地技艺工匠,发展手工业,使得其治下的社会文化生产有了较快发展。这些变化与中央王朝推行土司制度一体相关,其实质在于将化外边陲蛮地纳入国家王化和教化,由野变文,以夏变夷,而这种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客观效果。     

藏族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研究

藏族的历史特性造就了藏区的教育传统主要是寺院教育,但在和内地交往过程中,明清中央王朝为了强化对土司地区的统治,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推行儒学教育。从中央王朝推行的教育措施、教育类型、教育特点等方面看,在明清时期藏族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都得到较好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教学体系。     

唐崖土司覃氏世系及其征调述略

从元代起,封建中央王朝开始在土家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明代进一步发展至完备。唐崖土司是鄂西历史上以军事武功著称的几大土司之一,明季势力达到鼎盛。加强唐崖土司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研究,对深化和拓展鄂西乃至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依据《覃氏族谱》和地方史料,对唐崖覃氏世袭及其征调进行初步梳理和讨论,以期对鄂西乃至整个武陵山区土司文化与民族文化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明清时期滇东南壮族土司设置背景初探

明清时期是云南土司制度施行的重要时期,封建中央王朝针对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滇东南设置土职、任用世袭土司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政治制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试析元至民国时期滇西土司制度的特点及影响

滇西地处西南边疆,自然地理环境独特,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央王朝在该地较早地推行了土司制度.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地理位置的特别、民族分布的现实、历史沉淀的作用使滇西土司制度形成了独具的特点.独具特色的滇西土司制度对该地区的历史与现实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研究》出版

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政府治理下的新疆地域 ,随着中央王朝政府的兴衰更替时有变化 ,为治理新疆而制定的各项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 ,所实施的地域也不尽相同。但是 ,综观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 ,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政府治理新疆的发展趋势却是非常明显的 ,随着新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及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不断增多 ,治理新疆的各项政策也在逐渐地加强、逐渐地完善、逐渐地发展 ,并最终与内地趋于一致。对此 ,齐清顺和田卫疆所著的《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研究》作了详细的论述。该书最近已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 3 86页 ,2 9万字 ,定…     

影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因素分析

在地缘政治、王朝经营、文明特性、区域族群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下,容美土司完成了族群社会的再造。这些影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因素大都渗透着国家整合意识和族群主体意识,并在“国家化”的进程中不断变迁、发展和沉积,并又反过来促进了容美土司的国家认同。     

略论元明清时期中央与西南边疆政治关系的整合

元明清时期是西南边疆与中央关系构建整合步入正常化轨道的重要战略期。三代封建统治者对建构整合西南边疆与中央的关系十分重视,采取了多种举措来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控制,试图加快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如在政治上实行内地化管理体制,在民族地区则稍加变通。在唐宋羁縻之治的基础上,元代实行土官土司制度,明朝发展为土司制度,并进一步完善;清初继承明代的做法,对土司制度更加严格、规范,并适应形势发展适时改土归流,同时与边疆割据行为进行坚决斗争。封建中央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西南边疆成为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西南边疆与内地交通联系的畅通,为封建王朝中央整合与西南边疆之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从族称变化看汉族的发展壮大

汉族先民及其周邻民族，曾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古代汉族有过不同的指称，诸如夏人、秦人、汉人、唐人、宋人、明人和华夏等。汉族先民随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发展，一直作为历史上多民族中国的主体民族而不断发展壮大。汉族先民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上，依照相继建立的中央王朝的国名，有着不同的循国号而称自称或他称．我们根据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通过汉族先民循国号而称的族名．可以窥测到古代汉族的发展壮大历程。     

黔中地区唐宋羁縻时期考古遗存探究

黔中地区唐宋时期墓葬中不仅有铜镜、铜钱等中原文化元素,更有浓厚的土著文化因素;与此同时,墓葬表明当时社会贫富分化已很严重,少数上层社会成员占有比较多的财富。在唐宋羁縻制度和朝贡体系双重作用下,以汉移民和土著大姓为核心,汉移民与土著之间保持着长期稳定的交往和深度融合发展,延续和丰富了魏晋南朝以来的夷汉关系。这种夷汉关系和政治文化格局,成为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黔中长期实行土司制度的重要原因。其中汉移民大姓宋氏的发展模式代表着黔中历史的这种走向。     

清代民族政策特点简论

清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清王朝为了统治各民族,协调民族关系,在总结历代民族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出一系列民族政策,而且与历代民族政策相比较,有其鲜明的特点。     

略论唐初对突厥的政策

唐朝建立之初,突厥对其边疆形成巨大威胁。贞观四年,唐军大败突厥,使之归附中央王朝。随后,唐王朝通过设置羁縻府州、重用少数民族人才等方式,加强了对北部及西部边疆的治理。唐初处理突厥问题的方法,对周边各民族与唐朝的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通过梳理唐与突厥之间关系的演变,进而分析和评述不同阶段唐王朝针对突厥所采取的不同政策。     

明清时期广西土司地区的里甲制度研究

通过对官方和民间历史文献的梳理,证实明清时期的广西土司地区推行了里甲法,建立了里甲组织;深入探讨了土司地区里甲制度的区域特征、里甲组织与传统村落的关系,以及里甲长与官府的关系;里甲制度对土司地区基层行政体系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唐朝对南诏的“和亲政策”

"和亲"政策是古代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实施羁縻的重要内容。唐朝建立后在处理复杂的特定民族关系时广泛运用"和亲"的安边政策,但对地处南方的南诏政权仅"和过一次亲"而且最终以失败告终。分析和亲政策失败的原因,并对和亲政策予以评价,以丰富学界对唐朝与南诏关系的相关研究。     

秦汉时期民族关系的法律调整——以《属邦律》和《蛮夷律》为中心

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之后,中央王朝采取政治、军事、法律等多种手段调整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复杂的民族关系。《属邦律》和《蛮夷律》是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对民族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主要依据。秦汉之后,民族关系的法律调整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管理体制之内,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政府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