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体验"下的"中国诗学"诉求——论闻一多与新诗"规范化"

闻一多《红烛》、《死水》的创作及其新诗理论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规范”中国新诗的作用,但实际上它们都源自于作家“英美体验”下的“中国诗学”诉求。     

九叶诗派诗学理论探析

九叶诗派以艾略特的诗歌主张为参照系,推崇“新诗现代化”的诗学理论,探寻并确立了“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这一新的诗美原则,在特定的战争年代建构了中国式现代主义的诗歌与诗论,他们是“新诗现代化”自觉的提倡者和实践者,有力地推动了新诗的现代化进程。     

诗歌之塔与早逝之命——对朱湘悲剧的解读与反思

朱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纯粹的诗人,毕生致力于新诗的创作与革新,以期通过诗歌来救赎人生,却以“与落花一同飘去,无人知道的地方”的方式告终人生。朱湘的悲剧超越了现实的喧嚣、焦虑与痛苦,完成了从“救赎诗”到“诗的救赎”的诗学之旅。对他的悲剧进行解读和反思有利于返回历史文化场,探寻朱湘新诗创作的精神之旅。     

对新诗演变轨迹的深度勾画 ——评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展现出的叙史方法和诗歌观念,既强调诗歌的本体要求,又关注现代经验对诗歌行程的裹挟,富于创见地打破了习常的线性、平面编排诗歌历史的套路,深入揭示了隐含在破坏期、建设期、分化期等阶段背后的重大诗学问题该书以“诗形”、“诗质”贯穿新诗演变的问题史,这种以历时性为经、以共时性为纬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近年来新诗研究中具有超越性和独创性意义的一部重要论著。     

主体性精神与全方位的诗学探索——论吴思敬的诗学思想

“主体性”在吴思敬那里一方面表现为一种诗学人格精神，另一方面也作为观念原则和逻辑原则贯穿在其全方位的诗学探索中，并由此构成其诗学基本理论的建构和诗歌批评的中心观念、逻辑脉络和评判标准。     

《文心雕龙》的声律论及其对新诗形式问题的启示

《文心雕龙＆#183;声律》在我国诗歌声律理论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在“本于人声”的自然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内听”、“外听”、“和”、“韵”等范畴，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声律理论体系，体现了刘勰对心与声、音与韵两个层次的和谐的追求。在新诗百年来的理论和实践中，也存在两种相对的、较为片面的主张，在诗坛遭遇危机、新诗读者流失殆尽的今天，重新审视刘勰的声律理论，无疑会让我们对新诗形式问题有更为正确的认识。     

何其芳诗歌理论批评述论

何其芳的诗歌理论批评延续了自五四以下中国新诗学的学术传统，在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转型时期具有桥梁的作用，在诗歌本质上，何其芳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需要进一步的深化研究和完善，现代格律诗理论是何其芳对中国新诗学的独特贡献，但尚未解决节奏理论的关键问题；同时，他把新诗的出路仅归于形式本身，具有明显的弱点，在的诗的批评实践中，何其芳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诗歌批评的基本规范，即遵从诗歌艺术的基本规律，客观，兼容，提介学术批评风落和独立批评的人格精神。     

作为诗评人的闻一多

闻一多的诗学不仅包括现代格律诗理论,而且也包括对自由诗的观照,他的新诗“创格”理论对于自由诗的美学建设也是一份丰厚的学术资源。闻一多在自由诗与格律诗的诗论中,既大力提倡格律诗,也不否定自由诗的存在价值;闻一多将诗美分为内的原素和外的原素,其价“声”的理论的诗学意义最为重要;闻一多关于诗歌表达中的限制与自由的见解,是对诗歌而且也是对艺术媒介学的深刻创见,同时对现代格律诗、自由诗的建设具有高度的美学价值。     

钱谦益唐宋兼宗的祈向与清代诗风新变

“诗必盛唐”是明代具有强势传播力的诗学观念 ,其消极影响是法唐而赝 ,自狭诗道。当时虽有接纳宋诗的呼唤 ,但难以形成趋势。明末清初 ,钱谦益以唐宋兼宗为新的诗学选择 ,具体途辙是以崇尚杜诗为由唐向宋的起点 ,在诗坛大力导入宋代诗风 ,融铸异质 ,求变创新。以沉潜深厚改变浮薄肤浅 ,以性情为本取代唯务格调 ,从而形成宏衍阔大的气局 ,使诗歌创作具有多元组合的美质。钱氏的这一诗学选择开启了清代新诗风     

略论宋代心志观念与诗学

随着心性学兴起，宋人重新阐发了“心”，并对志、意、思进行探讨，进而要求“养之以正”。由此，在诗学领域，原有的“诗言志”、“言，心声也”等命题亦受到了改造，人们提出了一些基于心志修养的诗学命题。文章探讨宋代心论的特质，并考察在心志修养观念影响下的宋代诗学特点。     

“真”、“很”、“太”的多角度分析

副词“真”、“很”、“太”在语义上都有表示程度高的意思,但是三者在语义特征及语法功能上还是存在许多差异。文章从语义内涵、组合能力和语用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对外汉语教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研究

在直觉模糊集定义及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基础上 ,利用 F -格的序关系 ,研究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给出了直觉模糊逻辑 t-范及 t-余范的定义 ,同时给出了两种新型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探讨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 t-范及 t-余范所具有的性质 .拓广了模糊逻辑中关于生成子的概念 ,给出了阿基米德直觉t-范及 t-余范的表现定理 ,并对不同算子分别进行了研究 .     

“司马牛之叹”是“叹”还是“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的使用包含着更为广阔、更为深沉的内涵,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译出原作的语义信息,而且还要译出原作内在的文化信息。通过对比分析霍克斯及杨宪益、戴乃迭对"司马牛之叹"中"叹"字的不同翻译方法,说明译者只有正确理解原语词义及其文化意蕴,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传达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     

《文选》与《玉台新咏》

南朝梁时，萧统、萧纲兄弟分别主持编纂了《选》和《玉台新咏》。论对其编撰目的和体例、作家作品录情况、各自的学观和对后世的影响，一一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见出它们的价值与得失。     

从“shillings”到“铜子儿”——论英若诚译《芭芭拉少校》的动态表演性原则

本文通过分析动态表演性原则在英若诚先生所译的《芭芭拉少校》中习语、活句、文化转换、称谓等方面的应用来论证这一原则在戏剧翻译中的可行性。     

消费需求中的"NEEDS"与"WANTS"

在英文中，消费需求包括“Needs”和“Wants”，有人把它们分别译为“需求”或“欲望”，“需要”和“想要”，也有人用“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或“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来区分，从意义上讲，这些表述都是有道理的，但从“Needs”和“Wants（也有人用‘desires'）”的定义和表述的简洁来讲，本人更愿意把它们表述为“需求”和“欲求”，即消费者“求其所需”和“求其所欲”的意思，从消费需求的发展来看，二者的区别越来越小，甚至可以互换使用；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只使用“消费需求”这一概念，而不再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     

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与“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现代汉语"Ⅴ到"与"Ⅴ进"、"Ⅴ见"、"Ⅴ在"、"Ⅴ着"结构的比较

通过对“V＋到”结构同“V＋进”、“V＋见”、“V＋在”、“V＋着”等相关结构的比较，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力求为语言使用者提供最佳选择，同时也对相关问题提供了方言方面的佐证。     

《左传》所载"因""报""烝"考辨

就《左传》的记载来看,“因”并非一种婚姻关系,而“报”并不见容于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烝”是在婚姻伦理形成之初,在宗法制度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的一种事实婚姻。它既非群婚或转房婚的遗迹,亦不同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收继婚。对于这种事实婚姻,不同地区、不同的人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既非毫不犹豫的承认,亦非旗帜鲜明的反对。这种情况反映了春秋早期贵族阶层婚姻伦理的相对混乱状态。     

浅议“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与“中国设计”

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以及与世界制造业的差距,指出中国的设计师应＂为中国制造而设计＂,从而使＂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设计＂,最终实现＂中国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