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高氏家族和水目山佛教

大理国的高氏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势力范围遍及大理八府四郡。高氏不仅作为护法公积极发展地方佛教,更作为住持执掌大理佛教名山水目山。通过对高氏家族及水目山碑刻、史料的研究,发现水目山师承崇圣寺并修习显密二法,探讨高氏家族在水目山传承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分析水目山对高氏的重要性。     

信仰论政治的历史建构及其意义——云南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教与王权关系

所谓"信仰论政治"中的"信仰",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即通过权力对神人关系及其神圣性的垄断而展现出来的象征权力,它是经由宗教的、与非宗教的历史事件而逐步建构起来的。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来看,佛教在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发展与变迁,充分展现出了佛教信仰之神圣系统是如何进入王权的统治秩序,又如何通过王权的运作机制,成为了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建构的神圣性基础,从而重新塑造了国家统治及其权力秩序的合法性,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公权力之合法性的超越特征。可见,佛教信仰的实践及其表达,一旦与国家权力及其制度紧密整合,便会具有了国家、民族的意识形态之信仰特征。就此而言,南诏大理国时期对于佛教信仰之推崇及其权力运作机制之中对佛教信仰的最大依赖,实际上就是这种"信仰论政治"之意义在佛教信仰中的具体历史实践。     

汉白语言融合初探——兼谈白族学生学习汉语的条件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战国时期,楚国大将庄跷就率兵进入滇池地区建立滇国,继后秦始皇开“五尺道”,打通了内地与西南地区的道路,西汉武帝又在云南设置郡县派官吏治守,隋唐时统治者又继续设立州县,扩大统治。 公元八世纪初到十三世纪初这个时期,云南相继出现于两个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南诏国和大理国。时间基本与中原的唐朝和宋朝相始终。这两个政权基本上是今天白族的先民白蛮建立的,它们分别臣属于唐宋。南诏王皮逻阁和大理国主段思平都曾被唐王朝和宋王朝封为“云南王”和“云南八国都王”、“云南节度”。在南诏和大理国统治的五百多年间,云南和中原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元朝郭松年在他的《大理行记》中就写道“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及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遗风焉。”元以后,云南设立了行省、正式划入中国版图。历史雄辨地证明: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云南的局部和祖国的全局,从来就是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的。下面仅从语言方面来论述这种紧密联系。     

大理三月街的起源形成和发展

三月亍的起源 三月街,座落在点苍山中和峰的下面,大理名城的西边。街期一般从农历三月十五日开始到二十五日结束,是我省最大的一个民族物资交流市场。 三月街物资交流盛会,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起源属于佛教的庙会。 远在相当于唐、宋的南诏国和大理国时期,由于受到印度和唐朝佛教的影响,佛教曾是当时的主要宗教,连国王也崇奉佛教,当时曾大造佛殿,建筑佛塔,俗称“仙都”的中和寺和“佛都”的崇圣寺和大理三塔都是紧靠着三月街兴建的。当时的大理既是南诏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也是佛教活动的中心,在这种佛教的活动中心地带,必然有盛大的庙会举行。     

浅述南诏、大理国时期金属铸造业的特点

从考古发现及史书记载看,南诏大理国的科学技术是十分发达的,尤其在金属冶炼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实物,本文从实物分析出发,指出了南诏大理国时期冶炼、铸造、雕刻制作的几个主要特点:制作规模大、工艺水平高、与佛教密切相关等。     

大理国地藏寺经幢概说

昆明地藏寺经幢是宋代大理国时期珍贵的历史文物,被中外史学界誉为“东方佛教绝世稀有之美术”。本文对经幢的内客及雕刻艺术进行介绍和评价,指出经幢对研究大理国史、佛教史、艺术的历史价值。     

从考古文物看大理国时期经济发展状况

随着大量历史考古文物的发掘与发现,大理国时期古代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仅拥有历史史料证据,更具备了丰富实物考古资料的印证.从考古文物资料及相关史料来考察,大理国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对外贸易等方面都在南诏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进步和提高.在洱海、滇池的腹地,某些领域的技术水平甚至赶上、超过中原地区的发展水平,显示了古代云南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才能.     

宗教与南诏政权的建立

在大理地区,由南诏、大理国及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寺庙(观)、浮图(塔)的分布很广。从著名的崇圣寺三塔、鸡足山的寺院,到各个村寨,都有各种类型的寺庙和塔的建筑。佛教信仰在白族地区广为流传,被世人称为“妙香国”。但是在白族地区流行的佛教当中,又与中原等地的佛教有不同之点,即白族的佛教信仰中,保留着原始宗教信仰的遗痕,如图腾崇拜的仪式和本主崇拜。本文就对白族佛教信仰的广泛性和特殊性与南诏、大理国的政治关系作一初步的探讨。     

祥云水目山《渊公碑》略述

《渊公碑》是云南著名的古碑,此碑全称是《大理国渊公塔之碑铭并序》,原在祥云县水目山。水目山是云南古代佛教胜地。据今存该处的明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镜州婆罗门杨华严寿撰书的《水目寺铭》称:水目寺系宋代段氏大理国段正兴龙兴四年(公元1158年)普济大师开山。(碑文把普济说为唐宪宗元和时南诏劝龙晟的龙兴人。此误。)检清康熙     

剑川石窟年代新论

剑川石窟在内容上分为南诏国王造像与佛教造像两类;结构上既有巨像深窟,也有浅刻浮雕、线雕;工艺上有精雕细制,也有粗制滥造;雕刻时间有南诏时期,也有大理时期;有的有题记,有的无题记。剑川石窟主体应完成于南诏中后期,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大理国时期。石窟的精华部分为南诏王室所造,其余为大理王室及南诏、大理时期的善男信女个人捐造。石窟中有南诏王形象的三窟是南诏王族乌蛮民族祖先崇拜的遗迹,而非本主。南诏王室所造的石窟精华部分应为技艺成熟的四川工匠所为,而非本地的白族工匠。     

杜甫艺术诗与盛唐艺术

盛唐艺术繁荣鼎盛,并且当时的文人普遍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因而留下了数量颇丰的艺术诗。其中,杜甫的艺术诗成就最为显赫。杜甫的艺术诗不但生动展示了盛唐艺术的风貌,而且深刻阐释了盛唐艺术的风度。一方面,杜甫的艺术诗是受盛唐艺术的强烈感染而作,承载了盛唐艺术的大气与恢弘;另一方面,杜诗创作历来与社会现实密不可分,盛唐社会的急转骤变使杜甫后期的艺术诗具有了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而盛唐艺术的气度始终是杜甫诗歌创作的底气所在。     

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论杜甫诗歌的道释意蕴

千家注杜,都只是围绕一个”儒”字,对杜诗中的道释意蕴几乎视而不见。尽管杜甫一生频繁出入道释,但儒学始终都占据着杜甫灵魂的主导地位。道释在杜甫的心灵坐标中总是若隐若现,无足轻重,且无论悟道与否,杜甫的修道学佛不但无损于其“诗圣”的伟大形象,反而更显示了“诗圣”的难得、可贵,所以我们无需回避杜甫身上的道释痕迹,一个儒道释的杜甫形象应该更全面丰富,也更真实可亲。     

乾隆时期的云南边隘

乾隆时期,云南边隘为中国连接西南外域之交通扼要,用于保疆固圉,查验出入国（边）境的人员与货物,亦可作为军事据点,进行情报与反情报活动。为加强边备,乾隆朝对云南边隘进行查勘修葺,以云贵总督为首的各级边疆官吏更是对边隘时常巡阅。边疆官吏必须熟悉边隘情形,如违反边隘管理律例,则被题参革职。乾隆朝对驻防力量较弱的边隘增派兵丁,边地土司亦参与其中。战争期间,乾隆朝禁闭所有边隘,断绝与邻国的一切消息与贸易往来。瘴疠亦对边隘驻防有着严重影响。     

从《金陵赋》审视京都赋的嬗变

从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晋左思的《三都赋》及清程先甲的《金陵赋》看京都赋体文学的传承及演变,再从写作目的、写作手法、辞赋观等方面对其进行考察,进而指出京都赋的变化。     

大化改新前的天皇和佛教

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立即引起了崇佛、排佛之争。鉴于崇佛派与排佛派的力量相当,钦明、敏达两住天皇采取了中立旁观的态度。随着崇佛派力量的增强,用明、推古天皇逐渐显示出推行佛教的积极态度。圣德太子通过政令将佛教指定为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舒明、皇极天皇修建百济寺,标志着日本国家佛教的开始,佛教最终为日本宫廷所接受。     

论唐代诗人笔下的岭南商业文化

在诗人笔下,唐代岭南商业虽带有明显的异域色彩,在本地乃至全国有着不可取代的经济地位,但这种商业已纳入全国商业整体规范之中。一方面,多元文化决定了唐代岭南商业生态群落的多样化,作为海洋文明主要形式的海外贸易空前发达,而区域内的商业文化则仍保存着严重的落后因素；另一方面,受到中原文化的强势挤压,岭南传统的商业文化的主流地位逐渐丧失,商业文化蜕变为岭南新文化中耀眼却脆弱的亚文化。     

北京地区佛教寺院文化特征初探

北京地区佛教寺院源远流长，基础深厚，其文化特征大体可概括为“庙系天下”的政治色彩，庙会商业的世俗经济，园林景观的休闲场，这三大特征相互包容，渗透，在不同时代各有侧重，形成这种文化特征的宗教内函在于佛教、包容合流的内在品质。     

论佛教与政治的交融与互动——以江南六朝佛教与政治关系为个案的历史考察和文化探析

江南的地域性概念因随不同历史阶段的行政区划而呈现出不同时期的政治意义。佛教传入江南后,迅速地影响了江南民众的信仰世界。孙吴时期江南区域政治经验,即以神异说来凸现政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东晋动荡的社会政治局势,也深深影响着江南的佛教发展。南方四朝民间社会在信仰佛教的层面上,不仅具有心灵契机,而且具有政治环境。江南区域性的文化根基与大一统的文化传统互相涵化、渗融互摄,从而建构起了江南区域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就江南六朝时期佛教与政治关系来说,总体而言是一种良性互补的互动关系,它所集聚的政教经验具有历史和现实的价值意义。     

清末地方权力扩大问题初探——以地方督抚为例

清末，由于传统的专制型权力结构被动摇，地方督抚的外交权、财权、军权不断地扩大，最终形成了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集团，这就加速了地方分权系统的形成，造成了王朝的体制失控。     

藏彝走廊北部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历史述略

公元8世纪末,藏传佛教已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开始弘传,全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兴建与佛法的弘传是同步进行的。各教派寺院的相继建立也成为该派在这一地区传播的标志。宋代及以前是藏彝走廊北部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发展的初始阶段,元明时期是寺院的发展阶段,清代及民国时期是寺院发展的兴盛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