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奔年代”里的“欲望与恐惧”——由《蜕变三部曲》谈墨白的小说创作

墨白的《蜕变三部曲》是关于城市化进程中由乡村而城市的知识者的精神蜕变和精神重建的叙述。小说文本的主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乡下人＂进入城市过程的姿态：欲望的沉沦伴随着道德的忏悔;二是他们重返乡村的历程：城市中的挫败促使他们寻求母体的庇护,在这一过程乡村的形象被重构。小说文本的形式的突出特点是叙述时间和时态的频繁变化造成故事叙述的破碎感和跳跃感,以及超叙述结构的运用造成的间离效果,这都与作者对生命和存在的理解有关。     

穿越阴冥与阳界--论阎连科早期小说创作中的"亡灵叙事"

亡灵叙事是一种以亡者的灵魂为视角展开文本叙述的叙事方式.阎连科早期的小说创作集中地运用了这一独特的叙事技巧.亡灵叙事在小说叙事学层面具有开创性意义:在叙述策略上超越了传统作品的固定模式,实现了叙事的独立,使作家在行文时拥有了更加宏阔的视野和更加充分的叙述自由;在美学方面,陌生化的叙事策略使文本在独立的过程中产生了审美意义上的震惊;在彰显文学的存在之思方面,深化了文本写作的内在旨趣,有效地敞开了作家精神归乡的路途.     

叙述主体"我"与小说修辞意识

文本延伸必须展开叙述,而小说叙述视点又具有多样性与交错性:可以文本外"旁观者"视野叙述,也可以"局内人"修辞身份叙述.后者又包括"我"的一元叙述及文本内部人物间多元叙述.亦即叙述主体"我"分为"假我"、"真我"、"无我"或多元交错叙事模式.从M.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出发,认为这几种"我式叙述"分别反映了文学话语在表达与接受过程中的"熟悉化"、"陌生化"、"狂欢化"修辞策略,同时显示出文本"独白"或"对话"性的修辞意识.     

城乡抉择的焦虑及其想象性解决--丁玲《阿毛姑娘》再解读

《阿毛姑娘》是丁玲早期的作品,历来不为人重视,关于它的解读也是歧义丛生.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叙述者叙述姿态的摇摆,这与作者在都市与乡村价值判断上的焦虑密切相关.但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作者却偷梁换柱,将这种焦虑转换成了关于幸福的思考,造成文本前后意义断裂与人物性格的无法始终如一,这是20世纪中国作家命定的叙述.     

以小说建造“诗性的空间”-论汪淏的小说创作

汪淏的小说里,差不多都有一个与作家本人经历极其相似或在性格上极其相近的主人公形象,这些人物的共同的性格全都是与世俗格格不入.他们虽然极力想为社会做些事情却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社会所接受.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所遵循的精神是与现实完全不能相容的.汪淏小说中的所有矛盾冲突都基本上是围绕着一个具有着共同身份的知识者和广大的市民社会的各个阶层的关系而展开的.而且其中的对立主要在于他们各自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精神世界的互不相容.小说主人公们大都以精神上的追求高于一切,甚至可以为了精神的高尚而不顾一切,不惜一切.汪淏理想的小说就是所谓诗意的小说,而他所追求的诗意的小说,又是以"语言"为根本要素,以"叙述"为根本技巧,以"故事性"为核心构成的小说文本.     

新写实主义:一种颠覆的文本——《塔铺》文本解读

本文从《塔铺》文本切入,从语言、叙述态度、结构等方面对新写实主义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文本特征作比较观照,以期对这两种小说文本有一较具体可感的认识。     

"这个灰色正像一个人生命的形式"--"灰色"与沈从文的城市世界

乡村世界和城市世界是沈从文小说的两大题材,乡村世界是作家理想中的“希腊小庙”,而与之相对的城市世界,在作家笔下呈现的是一片“灰色”沙漠,是毫无生机和活力的丑恶的生命形式。但执著于生命意义探寻的作家,在感性表层的背后,有着更为理性的清醒的认知。因此,这就使得沈从文的小说呈现出极为深广的内涵。     

《鲁滨逊漂流记》的多重叙述特征分析

英国小说的开山之作《鲁滨逊漂流记》的主人公具有多重身份和复杂的人格特征。小说作者正是通过现实叙述、精神叙述和殖民叙述的多重叙述手法来实现人物的多侧面塑造,赋予了鲁滨逊这个形象巨大的艺术魅力。了解小说的多重叙述特征,才能避免对文本的片面解读。     

"城市化"与20世纪90年代乡村小说的新变化

城市化是现代工业、现代经济高速发展的产物，它为我国上世纪90年代乡村小说带来新的创作资源和新的创作格调。它在三个方面促进了乡村小说的变化：城市化所致的享乐主义的盛行以及城市文化对乡村的进逼使部分作家拒斥城市、皈依乡土；城市化使乡村的人文状况受到作家们的关注。其中传统价值观的处境、乡村在经济、政治方面显现出来的文化劣势是作家们关注的焦点；城市化带来了近年乡村小说审美格调的变化，如城市生活描写成为乡村小说的有机构成部分、乡土色彩淡化、文风趋向质朴平实等。我国乡村小说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发展与变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新潮后小说"的叙事与价值

以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为代表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新潮后"小说潮流,在文学精神和叙述方式上发生的变异,深刻地改变着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面貌.它们以革新小说叙事方式以及书写对人生的彻底绝望为内在追求,无论在现实还是在历史题材中,都没有能在文学精神上创造出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取向.文学发展的多元化局面,其实包含着严重的精神滑坡现象.作家只有站在真和善的立场上,重返人的价值关怀,才能真正突破目前的价值迷惘,为文学的当下写作和历史叙事找到一个新的起点.     

吴组缃小说的叙述艺术

吴组缃小说多选择第一人称叙述,通过"我"的多重角色,变换叙述视角展开文本叙事,从而增强故事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以冷静但不冷漠的叙述模式展现客观现实,尤其是技法圆熟的速写,更是借"缩影"来显示社会生活的全貌,形成其小说精确、细密,又蕴涵巨大情绪力量的叙事风格,让读者领略文本更深层次的蕴意.     

艰辛的"自我建构"之旅——《紫色》的主题分析

寻找自我身份和妇女主义精神两个主题相辅相成,贯串于小说《紫色》中。茜莉在寻找自我身份的过程中经历了两次主要变化:从女性的征服到女性的自由;从心灵的孤独到心智的健全。而在寻找妇女主义精神的过程中经过三次蜕变:从精神依附到精神叛逆;从精神赎救到精神再生;从个人主义精神到人文主义精神;最终达到精神的升华——“妇女主义精神”。文章通过对两大主题的分析,来探讨艾利斯.沃克的妇女主义(womanism)的独特性及其对女权主义批评的贡献。     

饶舌的哑巴:怀疑主义者的青春期话语——李洱早期小说文体风格

"饶舌的哑巴"是理解李洱小说文体风格的关键,在他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中,故事主人公、叙事人及文本风格都显现出这一特质.这是作家对现实荒谬、人生虚无的体验式把握,也是他深深包藏在怀疑精神之中的悲悯情怀的体现.     

"温"的叙事——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态度

"温"是汪曾祺绝大多数小说一以贯之的叙事态度.它包括:叙事主体的自我定位,以及在此定位之下叙述表现方式和行文方式.     

病的隐喻与城市批判--李佩甫《城市白皮书》的"病相"解读

<城市白皮书>作为李佩甫整个小说创作中较为独特的一部,其潜在意义远值得深刻的挖掘,其叙事策略的独异性也值得合理有效的阐释."病孩"明明作为小说的视点人物,使小说批判城市的主题得到了更为恰切有效的表达."病孩"在叙述功能中显现出来的矛盾性与深刻性,尤其值得关注.     

失火的庙宇--"大陆金庸小说论争"猜想

文章从背景、过程、内容、结果四个方面对 20世纪 90年代关于金庸小说的两次论争进行具体的分析,认为由于社会多元化格局,中国大陆文化精英的话语由原来的"大一统"状态逐渐转向多声部"复调"形态,并且逐渐疏离大众关注中心.文化精英丧失了话语权威,产生了精神危机、生存危机等多重危机.同时,金庸小说经过 10余年的传播,在大陆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逐渐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大陆文化精英借助金庸小说这一大众关注焦点,以论争的姿态迎合大众发表言说,从而抓住大众注意中心,使自己重返话语世界的中心.因此这两次论争实际上是当时中国大陆文化精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努力重返话语世界中心的产物,而他们的这种努力恰好说明了当时中国大陆文化精英的沦陷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文化批评的颓废与堕落.     

人物悲剧精神探析——以《白鹿原》为例

中国文化是一种近乎"乐感"的文化,中国文学作品中大都缺失一种西方超越式的悲剧精神。小说《白鹿原》人物塑造之悲剧精神有得有失,因为文学命运感的创作意识忽略,呈现出小说人物朱先生、小翠、冷大姐和田小娥以及白嘉轩等悲剧艺术情味普遍寡淡的文本遗憾。     

论先锋派作家"回归传统"的创作倾向

先锋派作家在 2 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出现 ,他们对小说形式进行全面的变革 ,注重文本意识和叙述策略。先锋派作家虽然拓展了文学的功能和表现力 ,使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但他们过分追求叙述功能 ,使他们的作品成为远离大众读者的“新精英文学” ,在 2 0世纪 90年代 ,先锋派作家开始“回归传统” ,向现实性和可读性转型 ,在进入 2 1世纪的今天 ,有必要对先锋派作家的这种变化进行一番梳理和总结     

陈应松乡村小说的底层关怀及文化思考——以其19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创作为例

陈应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是一种贫困叙事,这种贫困叙事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这种贫困叙事表达了一种底层关怀:展示了乡村极度的物质贫困及由贫困所致的精神贫困.其次,贫困展示负载着深沉的文化思考:对作为乡村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城市的文化思考,在文化层面对底层农民生存出路的探寻.     

俄狄浦斯情结压抑的症候——论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与弗兰克《我的恋母情结》的比较

本文由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概念入手,试比较在20世纪英国文坛上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自传体小说<儿子与情人>和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师的弗兰克·奥克罗的小说<我的恋母情结>.如果说这两篇小说的相似在于它们都涉猎了精神分析学"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概念,但又有着各自的特征.本文试在故事情节,写作的艺术风格和叙述手法和作者的写作目的等方面逐一分析两部小说的不同之处.不管上述两位作家是否同意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是他们创作的灵感和来源,但是正是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让我们看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相通之处,让我们看到了可以运用心理学,精神学的知识来解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