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诗归》对竞陵派诗风的影响

明末湖北竟陵人钟惺、谭元春在公安派“性灵说”的基础上，别出手眼，另立“幽深孤峭”之宗，形成竟陵派。“幽深孤峭”是竟陵诗派的美学追求，是诗派创作追求的主体风格。本文主要从钟惺、谭元春编选的诗歌选本《诗归》入手，探讨其对竟陵诗派创作风格的影响，并进而总结出竟陵派的诗歌创作风格。     

谭元春与江西复社文人之关系考察

谭元春是竟陵派后期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是复社成员，他与江西籍的复社人士交谊最为深厚。崇祯五年，谭元春在江西与万时华、陈宏绪、陈际泰等复社成员相游处，长达两月。双方的诗学思想和美学旨趣相似，都追求清远自得的风格，并相互影响。谭元春重新研读《文选》，探讨古诗的创作。江西复社人士也受谭元春和竟陵诗学理论的影响，万时华的《诗经偶笺》运用“以意逆志”法来解读，追求“玄致”，贺贻孙的《诗筏》论“无厚”均脱胎于竟陵派。     

论《明诗归》伪书的价值

清初王汝南补辑钟惺、谭元春评选的《明诗归》一书,经王士祯、纪昀等定性为伪作。作为明诗总集,《明诗归》与其它伪书牟利的性质不同,意在托之释放遗民情绪,并为寒士遗民存人、存诗、存集。《明诗归》伪书的出现,是竟陵派在明末清初遭到由学术而上升为政治层面批判的过程中,竟陵派后期作家的一次抗争,力图证明竟陵派是主张真性情的诗派;竟陵派的诗歌也绝非如某些强势作家所谓的"鬼趣"、"诗妖"、"淫咒"、"亡国之音"。《明诗归》未能挽救竟陵派被扼杀的命运,但保存了珍贵的诗学史料,是明清之际诗学转型研究的"活化石"。     

简析《诗归》对竟陵派诗风的影响

明末湖北竟陵人钟惺、谭元春在公安派"性灵说"的基础上,别出手眼,另立"幽深孤峭"之宗,形成竟陵派。"幽深孤峭"是竟陵诗派的美学追求,是诗派创作追求的主体风格。本文主要从钟惺、谭元春编选的诗歌选本《诗归》入手,探讨其对竟陵诗派创作风格的影响,并进而总结出竟陵派的诗歌创作风格。     

晚清湖湘文化与湘乡派古文

湘乡派古文继桐城派而起,不仅与晚清社会的转型和文学自身的嬗变有关,还与湖湘文化息息相关。湘乡派由于汲取了晚清湖湘文化中的精粹,并因时代气运的影响,从而展示了它雄浑硬朗的风貌。     

嗣响七子熔铸众长--王铎诗学思想简论

王铎为明清之际诗坛大家，其论诗承袭七子之说，重扬现实关怀精神与盛唐高格，以矫公安、竟陵及清初宋诗泛滥带来的琐屑流易与纤弱之弊，然又对李贽、公安、竟陵等各家诗学兼收并蓄，以救七子拟古之失，体现出一种兼综势态，代表着格调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明清诗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临桂词派”辨

临桂词派是晚清重要的词学流派，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其有着不同的说法，有称之为“疆村派”者，有将其归为“常州词派”者。其实，无论在词学理论还是成员组织上王鹏运都是该词派的领袖，所谓的“疆村派”只是临桂词派在后期的衍变；临桂词派在词学主张上与常州词派已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可归为一派。     

论竟陵诗风的形成原因

随着晚明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晚明诗风也随之一变,风靡一时的竟陵派登上了明末诗坛。明末竟陵诗风的形成原因,有时代原因,也有"复古"与"性灵"的反思以及竟陵派领袖钟谭的个人命运等方面影响。     

“七月派”笔下的抗日叙事

“七月派”笔下的抗日叙事与其他抗战文学相比有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对战争的真实描写、对人在战争中的处境和心理的刻画、对战争荒谬性的揭示,从而使“七月派”的抗日叙事呈现出特有的悲壮、苍凉、沉郁的艺术风格。而这种叙事态度与创作风格的形成与“七月派”的核心人物胡风的文学观点是分不开的。     

现代性视野中的“国粹派”和“学衡派”

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在诸多问题上的对立虽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与回归中国传统的“守旧”的对立，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一样也是“趋新”者，无非两者所“趋”之“新”有着显著不同罢了。当我们回首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时，国粹派、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思想资源，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说脞谈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是一个历史命题．这一命题经过历时性的层层累加．达到了对七子派复古的丑化和妖魔化效果。这一命题有很大局限性，其弊端主要有三其一、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全面理解，侧重于从文学层面进行过度化概括；其二、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多层面阐发，将七子派视为一个整体，无视主流与末流之别；其三、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动态考察，未从变化的角度把握七子派成员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想，刻意制造七子派与其他文派之争，无视各文学流派之间的交融与传承。王世贞晚年提出“有真我然后有真诗”,有矫正七子派末流之弊的用意。     

重"意"与重"形"的审美诉求--中西诗学中的"象"及其美学意义初探

“象”作为一个重要范畴,在中国诗学中主要表现为“意象”,而在西方诗学中主要表现为“形象”。中国诗学中的“象”以“意象”的表现形式实践了一条明倡“形神兼备”,暗中则是“神似胜于形似”,重“意”远远胜过重“形”的道路;而西方则刚好走了相反的路子,它以“形象”的表现形式演绎了一段重“形”轻“意”的历史。近现代西方美学中“意象”概念的广泛使用和文艺实践,为中西诗学的对话和未来发展昭示了广阔的交融前景。     

从《论竟陵诗派》审视钱钟书文艺批评之立足点

钱钟书对竟陵派的文艺批评体现他一贯的文艺批评观:着眼于文艺批评的实际问题,求普天下共同的“诗心、文心”。钱先生文艺批评观的立足点:从丰富的文艺现象出发,以感性和智性兼胜的气质,去理解感受作家作品;反对文艺批评中存有的脱离文本、主观臆说批评的方式。     

从新批评派反观后理论时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诸种问题

揭示“新批评派”的理论观念与批评实绩在后理论时代所具有的当下意义,基于文学理论的合法性、理论取向的嬗变性、理论旅行的可能性、比较诗学的可行性以及理论与批评的关联性等层面,具体阐释该派对于目前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研究格局建构的诸种借鉴价值。     

明清古诗选本之“吴声西曲”考论

六朝时期，南朝乐府民歌空前繁荣，对此，明清各家古诗选本的选录却不尽相同，不难发现《古今诗删》倡复古，亦重言情之作；竟陵派《古诗归》其“幽深孤峭”既有“雅”的一面，也有“俗”一面；《古诗源》与《古诗赏析》选篇相同很多，但《古诗源》论诗虽重情，从“温柔敦厚”诗教观出发，对乐府情歌选择甚严；而《古诗赏析》从作诗标准出发，对乐府情歌则选择较多。     

林语堂与"论语派"的幽默小品文

林事堂标举幽默闲适小品文，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独树一帜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论语派”。幽默、性灵和闲适是林语堂文艺思想的三个支点，他企图通过幽默来改变中国现实，继而改变中国人的苦闷人生；他提倡性灵就是主张在文学上发挥个性，表现真思想，真情感。“论语派”的小品文思想和艺术上的特征非常明显。较之于五四以来的散文所具有的感伤、浪漫、矫情、教化色彩，“论语派”的小品文便显得从容睿智，轻松自然，它对于现代散文审美领域的开拓是人类所共见的。其最大的局限性是有意超离现实，缺乏当时的主流文学对现实的批判力度。     

论明万历时期山左诗人公鼐的诗歌──兼论晚明万历山左诗风

公鼐是明万历诗坛的一位重要诗人，其承绪李攀龙历下一派，又自有新变，提出“齐风”诗歌主张，揭示着晚明山在地域诗风演变走向。公鼐诗歌诸体咸备，五、七古雄放奇丽，律、绝沉郁清脱，乐府诗温厚醇雅，代表着“齐风”诗论的创作成就。公鼐不附依公安、竟陵派，对晚明诗风的演进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肌理派与性灵派抗衡说考辨

性灵派和肌理派代表着乾嘉诗坛两种不同的诗歌创作倾向,深刻影响清诗的发展走向。论者多将二者并论,且多将二者的关系定性为相抗衡。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分析和归纳可以看出,“肌理派与性灵派抗衡说”是一种事实根据不足、逻辑不严密的一种观点,故仍需寻绎充分必要的材料对其予以进一步探析。     

也谈“新世纪中华乐派”的声乐教育问题

新世纪,中国正处于“崛起”扣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头。新的时代要求我们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于是,产生了“新世纪中华乐派“的提法。维护扣发展自己民族音乐风格的特色是“新世纪中华乐派”的目的。对“新世纪中华乐派”是否包含着中国声乐教育或中国民族声乐教育等基本问题提出了疑问与思考．意在更明确“新世纪中华乐派”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汤显祖与明代复古派文学思潮

汤显祖登上文坛之际正是后七子复古格调派兴盛的时期，他与复古派的王世贞兄弟的矛盾在后世的记载中被故意夸大。汤显祖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其诗、文与戏曲理论差别较大。在戏曲理论与创作方面提出尊情观，对公安派有明显的影响；可诗学理论则受李、何格调派影响比较明显，与王世贞兄弟分歧甚小。汤显祖整体文学思想具有明显的调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