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读《庄》漫笔之七

《德充符》篇第一段前三层,中心在“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一语,所谓“审乎无假”,即明白“其宗”也。宗旨,根本是也。所守之宗与物之迁化相对,而迁化必与差异相联系,由此,所守之“宗”,当指宇宙中一种相对稳定、统一的方面。“不与物迁”的含义：从时间上说,是不随着事物的流转而流转;从空间上说,是不为万物的差异所迷惑。     

对《道德经》“术用说”实质的解析

“术用说”以法家“君权”思想为主导，自韩非子《喻老》《解老》始即成为解老主流。从某种意义上说，“术用说”并非是对老子思想的误解，而是一种有目的的曲解。老子学说当是合道为德之法，守“道恒无名”，“空其心”，“弱其志”，消除主观意识，不以志为。其旨，无志而已。以“志”为关照，可见“术用说”以“术”纵志偏离老子无为之旨的实质所在。老子举事理以“观复”，“知常”以归，不离道朴；“术用说”见事理以为术用，纵志妄作，之向无常。为“道”与为“术”正逆两途，反其志以观，可以去伪见真。     

饥饿的美味——以粥为例浅论五味调和

古代中国人非常重视饮食,而在饮食中又特别讲究品味,追求美味享受,将饮食的味觉感受至于首席,讲究五味调和,追求“鼎中之变”.可以说,五味调和是中国饮食的核心.文章将在对中国饮食的“味”感和“五味调和”观进行溯源的基础上,指出“味美”来源于饥饿,饥饿创生“美味”,并以粥为例,回观中国饮食文化之“味”与“调和”.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义利思想的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分别是东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居于“源头”地位的思想巨匠。在他们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中，包含着深刻的义（道德）利（物质利益）思想。两者之间的比较分析研究，对我们反省儒家思想和转型时期的价值重建颇有意义。一、人情之所欲与外在之善朱熹说：“利者，人情之所欲。”①即是说，利是满足人之需要的物质利益。“子罕言利”（《论语·子罕》，以下仅注篇名），但从其“言利”的寥寥数语中，则孔子不但承认“人情之所欲”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鼓励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所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李道纯老学思想中的常变观

李道纯提出了“真常之道”的概念.其“真常之道”思想是受王弼“贵无”思想影响而来的.李道纯认为,老子对“道”的阐发,从根本上说是为了通变.他对于“复”的理解也有两种,即《周易》“一阳来复”的“复”和《老子》“归根复命”之“复”.“复命”体现的是“知常”的向度,“观复”体现的则是“通变”的向度.李道纯认为“知常”与“通变”应是循环无端的,故不可执于一端.李道纯又把“观复”之“复”与“化”联系在一起,共同作为道之用.与以往的解老著作相比,李道纯更强调由静转动意义上的“复”.     

民以食为天——浅析当代小说中的"饥饿"描写

饥饿是人类最基本的苦难，也是人类最严重的苦难。在中国的历史上，“饥饿”却不是一种单纯的生理现象，还包含着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它深深地影响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当代文学作品中种种的“饥饿”描写，与作者的文化境遇和时代的文化语境之间有看对应关系。     

北宋《易》学中的“寂感“说及其思想特征

北宋《易传》中的“寂感”说更进一步确立了其心性论的色彩,从人心之本然状态,以及心与理的关系方面,把“寂感”作为联系儒、释、道三教中心性论的桥梁和纽带,也正是在三教合流的思想背景之下,“寂感”说成为心性之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从心性论的角度确定了“寂感”说的思想特征。     

《论语》中的“智德”思想研究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记录他言行的语录体著作。“智”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德目,这一思想在《论语》一书中有具体体现。从《论语》一书中可以看出,“智”包涵“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两种。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追求两种理想人格：“知者”与“仁者”,因此“智德”与“仁德”并列成为先秦儒家最重要的两种德行,两者相关但是不等同。仁智兼备就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圣人。儒家在道德修养上追求仁智双修的路线。     

论李清照的爱国主义思想

一 李清照的一生,以南渡为标志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有人认为,在李清照的前后期作品里,都表现了出了“爱国主义思想”,甚至把她与赵明诚共同收藏金石碑帖、铭器书画等,也被说成是热爱祖国传统文化,因而即是“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所以得出结论说;李清照的“爱国主义思想”前后期是一贯的。也有人认为,在李清照的前后期词作里,并没有表现爱国思想,只是在其后期诗赋里才具有爱国思想。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在南渡前我们并没有发现李清照在社会生活中有爱国行动。从有关史料中我们知道,由于北宋最高统治集团中存在权力之争,李格非和赵挺之成为对立的两党中的成员。宋徽宗时代赵挺之为礼部侍郎,“排击元枯诸人不遗力”,李格非“以党籍罢”。李清照为救其父,曾向赵挺之进言说;“何况人间父子情。”被苏轼斥为“聚敛小人,学行无取”的赵挺之,自然不会听取李清照的请求。由于赵挺之不择手段“排击”元祐党人,竟步步高升,后来又投靠宰相蔡京,升为尚书右仆射。在其权势显赫,炙手可热时,李清照又写了“炙手可热心可寒”的诗句,表示对赵挺之极为不满。在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问题上,李清照表明了自己鲜明的政治态度。李清照是一个颇有识见的勇敢女性,但这与“爱国思想”并不沾边。有人认为,李清照和赵明     

大爱者杜甫--从杜甫的两首"凤凰诗"再探杜诗思想基础

杜甫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与他的思想基础是分不开的。本文首先从分析杜甫的两首“凤凰诗”入手，然后参之以其他材料和杜甫的大量诗作，证明杜诗的思想基础乃是一种超越了儒、道思想范围的“大爱精神”。     

磷酸盐之国——多哥

“泻湖之滨”话沧桑多哥由于著名的“洛美协定”在其首都洛美签订而为人们所熟悉。它位于西非几内亚湾畔,东西窄、南北长,从地图上看很象一个伫立在海边的人体侧影。在当地语言中,多哥表示“水边”或“泻湖之滨”的意思。至于多哥国名的由来,有两种传说:一说是来源于洛美东部的“多哥湖”;     

人之为人的神性向度--柏拉图的道德哲学观

在柏拉图看来,人之为人的最高境界,在于“人与神相似”,在于“人向神生成”,在于踏上哲学之途,借此育养非凡的德性,最终成为经世济民的“哲人王”或爱智求真的“完善公民”。这一思路不仅折映出古希腊“人文化成”的理想追求,而且代表了柏拉图的道德哲学思想。当然,从现实生活的角度看,这一理想在本质上是难以实现的,但其作为一种希冀的目标,却具有范导人类德行和启发人们思想的作用。     

“无心”与“几微”之象——对《庄子·天地》篇“象罔”概念的探析

关于《庄子·天地》篇中“象罔”概念,自古以来训者甚众。有从中国传统“象”思维的角度出发将其理解为“似有形而无其形质”的一种“虚象”;也有从“无”的角度将其作“无心”“无形迹”之解的。结合前人“象”与“无”的双重阐释视角,将“象罔”概念作“无心”与“几微”之象加以理解,即以“无心”之状态得“无心之象”而后才能得“道”,同时这一“无心”之象其本身也是一种“几微”之象,是在获得庄子所言“玄珠”之前的一种萌兆。     

联想与诗歌创作

“花瓣上的晨露,使人想起园丁的汗珠。”这是一种联想。联想,是形象思维的一种形式,是诗人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近人《迦陵说词》中说:“创作者所致力的乃是如何将自己抽象的感觉、感情、思想,由联想而化为具体之意象。”诗人艾青谈自己的创作体会时也说:“没有想象就没有诗”,“所有意象、意境、象征都是通过联想、想象     

从张荫麟问题看朱熹的格物致知之旨

“格物致知”是朱熹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历来研究者们对之训解颇多。上世纪30年代,史学家张荫麟先生在对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下卷)的评论中,从为学方法论角度,质疑朱熹的“格物致知补传”思想之合理性。而实则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本身是与其理学本体论相呼应的,其所要格之“物”主要是“日用问应事处”,即是人伦日用之事物;致知之“知”主要是对“至善”之所在的认识,即是明乎先天已存在于己的儒家的道德之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工夫最终所要达到目标仍是为人寻到先天存在的道德伦理价值．以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准则。从而认识论工夫与修养工夫两者在目标上是统一的。     

试论《周易·系辞》对社会历史的认识

《系辞》是《周易》的传文之一。作为经传,《系辞》推崇《周易》过甚,夸大其辞,神化其说,这是它的不足之处。但是,《系辞》另一方面也继承了《周易》的许多好的思想并加以发展,还反映了它所创作的那个时代的特征以及一种进步的社会历史观,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下面试从几个方面析之:一、“变通”的思想“变通”思想,是《系辞》的一大特色。《系辞》的“变通”思想,一是继承发展了《周易》的主“变”的思想,二是受它创作时的那个时代的影响。一般认为《周易》成书于西周初期,而《系辞》则成书于战国时期。《系辞下》说: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在清代的发展

司马迁“发愤书”理论在清代的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1．鲜明的时代性。清初，许多作家借“发愤”说发民族之义愤；鸦片战争以后，发仇恨帝国主义、振兴中华民族之感情。2.范围的拓宽。不少作从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把它应用于小说创作中。3．“发愤”之作冲破“中和”思想，表现出与世抗争的精神。清代发愤说，对“五四”以后的新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民本行政管理思想的前期发展

从文献上看,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其前期发展以行政管理思想为主,且与民本思想关系至深,经历了一个由哲学性管理原则到制度性管理操作的漫长历史过程,为后世管理思想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民本行政管理思想的萌芽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行政的历史极为久远,但明确的行政理论概念,则较为晚出。《左传》中“行其政事”、“行其政令”等说法,含有推行政令、管理政务的意思,可视为萌芽状态的行政概念。《孟子·梁惠王》说:“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这里的行政,实际上就是治理国家的意思,与《左传》所言的不同之处,在于行政     

回到“人伦日用”——戴震关于性情问题的思考之一

戴震在提出他的思想学说时，将孟子的“一本说”扩大及于宇宙论与人性论的范围。他的心性、性情思想均建立在“一本论”的基础之上。在这一背景下，他对宋明理学中的“性”“理”给出了人伦日用化的理解。宋明儒的所谓“性情”关系问题，被转换为“情理”或“理欲”关系问题。戴震反对舍情求理，实际上认为理应从情出。戴震的理欲之辨，既包括了辨理欲之别，又拓展为辨“私”“欲”之剐。     

永嘉之学的性理回转——蔡节及其《论语集说》述论

活跃于宋理宗时期的蔡节,是永嘉学派传人。尽管他与朱熹后学交往密切,任职地方期间兴建书院,举荐理学人才,推动程朱理学传播,而且其《论语集说》亦大量征引朱熹之说,但他并非朱子学派成员,被视为宗朱之作的《论语集说》,实际上应是永嘉后学《论语》诠释的代表。《论语集说》在文献征引上的拓展,透露出以《论语》诠释为中心、以性理之学为本位、集诸儒之大成、续二程之“道统”的思想意图;在诠释体例上的创新,既能够充分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又有利于突出自己的独到观点,从而使之成为折衷诸说、自出机杼的《论语》诠释佳作;在思想义理上的融会,将永嘉之学本有的性理与事功两个面向统合到对“天理”的真知与实行,反映出永嘉后学对事功的性理回转,构成永嘉之学在南宋后期演进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