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精神的探索与追求——读马大康《生命的沉醉》

文学的审美和功能是自文学诞生以来中西学者为之困惑、因之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许多西方美家如康德、施莱格尔、伍尔德等强调文学的审美而排斥其功能性。而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却是我国文学传统中的主导倾向，从孔子的《诗》可以“兴”“观”“群”“怒”，封建社     

救世的迷失——胡适文学观再识

新文学史上，“文学革命”一词最早出自胡适之口。①因此，由胡适的文学观出发来考察新文学观念的转变与建构，更能说明问题。1915年夏，胡适与任鸿隽、梅光迪等一班留学生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度假时，胡适将自己关于“文言为半死的文字”的看法拿出来与大家探讨并引发激烈的争辩。临别前胡适在《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一诗中写出“神州文学久枯馁”、“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及“以此报国未云菲”等诗句。⑤诗乃言志，从这些诗中可看出他对旧有之文学的认识与评价（事实与价值判断）和对新的文学的期待与预设（重新建构），而这…     

文学媒介化与新世纪文学生产方式的变迁

传播视域下文学与媒介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媒介文学化”与“文学媒介化”两个维度。考察新世纪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发现，“文学媒介化”借助于新媒介（网络与手机）得到了大力彰显。网络文学与短信文学既是“文学媒介化”的结果，也是“文学媒介化”的“新宠”。“文学媒介化”不仅使网络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革，也使短信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更，从而在整体上促使新世纪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变迁。     

论客家文学的文化特征

客家文学的文化特征，时贤有以“根在中原、山乡特色、雅俗互动”概括者，此应未得其旨。客家文学作为客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特色其实就在一个“客”字。无论是外在之“形”，还是内在之“神”，客家文学无不体现着“客家”特色。     

对话－－文学的存在方式

传统的文学本体论往往把文学当作一个固定不变的对象来看待，试图寻找文学某种稳定的本质特征，回答“文学是什么”，把文学的某一属性当作文学的本体，模仿说，表现说，形式说所走的都是这一路子。本文认为，传统文学本体论提问的方式是错误的，不应该追问“文学是什么”，而应该追问“文学如何存在”。从这一角度看，文学就是人类的一种对话方式，是作者和读者以文本为核心进行的心灵交流。这一对话是双向逆反的过程，并且包含了各种复杂的对话机制。     

现代诗歌教法点滴谈

朱光潜曾说：“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最好从读诗入手。能欣赏诗，自然能欣赏小说、戏剧及其他种类文学。”德国学者尔格哈曼强调：“诗是人类的母语。”还有人说：“诗歌是语言的钻石，情感的轴。”下面是我对诗歌教学的一己之见。     

翻译"神似"论新究

“神似”本为书画评语，自从被引入翻译后，一直奉为文学翻译的圭臬。事实证明，许多优秀的作文学翻译的译文往往也是神似的，所以“神似”作为翻译的根本原则和最高标准适用于任何文体。     

谈陶渊明笔下的飞鸟形象

纵观陶诗,其中描绘最多、最具有神韵风姿、最横洒“奇趣”的,我认为是陶渊明笔下一系列的飞鸟形象.陶诗无论是田园诗,还是咏怀诗,均有很多能够准确把握飞鸟这特定形象特征的描摹,以表现诗人的品格,寄托诗人的感触和情怀,使抽象的意念化为具体的形象,如“高鸟”、“倦鸟”、“归鸟”、“羁鸟”、“惊鸟”、“孤岛”、“众鸟”、“凤鸟”、“精卫鸟”、“失群鸟”、“有托之鸟”等等.这些极具生命力的飞鸟在陶潜笔下聚合为一组鲜明、生动、朴实、自然、淳美、奇异而富有深层意蕴的陶翁飞鸟形象群.如果说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善于描绘芳草芬木香花馨卉的集大成者,那么陶潜是否可称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擅长刻画“飞鸟”的大诗人.我们能从这些飞鸟中领悟到陶诗平中见奇的艺术个性,更能领悟到陶渊明的人生轨迹和思想流程.     

庄子的"言不尽意"在唐代言情诗中的反映

庄子认为：大道无形，大音稀声，故有“言不尽意”之说。本文通过对唐代言情诗的具体剖析，说明庄子这一观点对后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积极影响。     

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的民族性

全球化与文学的民族性，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历史问题在当前新的历史语境下的重新言说。它既表现出作为历史问题的滥觞所提供和积累的经验性意义，又由于历史境遇的深刻变化而必然呈示出“新质”，并由此构成对世界现实秩序的挑战。我们既要坚持以“国家和民族”的范式参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又应积极地把握“全球化”态势以激活民族的文学。     

二十世纪以来陶诗接受研究述评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对其人其诗研究的论著甚多,本文拟对陶诗的接受研究作一总览,梳理二十世纪以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指出在陶诗接受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便于陶诗接受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新世纪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新世纪文学”绝非一个望文生义的时间概念，其文学史意义在于可以借助它从当代文学清晰地划分出“新中国文学”、“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等三个不同历史时段。这对于我们理解和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从历史起源来看，“新世纪文学”与“新时期”有着密切联系，它是一个“重返八十年代”的文学命题。     

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文质分野--"道学"与"人学"视介

中国文学以“五四”后的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相对应，分为新旧两个阶段，这一界说已被文学史家所共识。作为两种文学的文质分野，是以传统文学“道学”的消泯和“五四”新文学“人学”的建构为视界；而“人学”的人本和文本两个层面所达到的审美高度，构成了“五四”文学的新质。     

论主流价值观文学的理论基础

主流价值观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不仅体现为中国现代作家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根本转变，同时也体现为一种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这种文学观念以革命现实主义自我命名，以“反映论”为核心本质，以“真实论”和“典型论”为基本要素，先后经历了一个从对苏联文艺思想体系的机械模仿到逐渐实现民族本土化理论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聘同，不仅完全主导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实践，而且也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现代作家对于文学本质的认知水准。     

苏轼“和陶诗”艺术风格论略

苏轼“和陶诗”问世以来，诗评家对其艺术成就褒贬不一。其实，苏轼“和陶诗”的创作，并未脱离现实生活，是作者在特殊境遇下，借陶渊明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是借鉴古人成功的艺术形式来抒发自我对现实的强烈感受，并在学习陶诗的艺术风格中，融入自我独特的风格。“和陶诗”体现了苏轼晚年的艺术追求倾向，与早年那些生机勃然的诗歌相比，“和陶诗”呈现一种跳动的闲淡、一种朴茂之美，诗风平淡自然，感情真笃充沛；超然淡泊，意与境合；托物言志，意在言外；写景传神，时见佳句。苏轼的“和陶诗”没有等同陶诗，而是自具本色。     

作为动词的全球化：时态、语态和心态

中国文学的全球化，是“全球化”作为动词的一个过程，既然是一个过程，全球化就既是一个事实，同时也是一种想象，是作为动词的全球化的一种进行时态。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是在被动的情形下展开的，虽然这种被动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毫无作为。在全球化这个动词的时态、语态背后，还隐藏着中国文学研究者某种特殊的情感：民族情绪与传统文人心态。     

“文学的自觉”说的回顾与反思

有关“文学的自觉”，先后有“魏晋文学自觉说”、“两汉文学自觉说”、“宋齐文学自觉说”等争辩，对于学术研讨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文学的自觉”说不是一种科学的论断，不能作为一种文学史的规律性判断。     

多民族文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文化夹居者”的自我探寻

文章以姚新勇的新著《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与共同精神家园建设》为例，分析批评者自身的身份选择。其中结合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现实，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亦即“汉”与“非汉”之间的“文化夹居者”问题。笔者的观点是：对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大国而言，族群之间及其多元的文坛内部，需要的是相互宽容；而宽容的前提是尊重和了解。进一步说，尊重的对象包括自我也包括他人；了解则意味着做到公正客观的知已知彼。     

学文必先务本——韩愈、欧阳修指导写作的思想及意义

韩愈、欧阳修作为唐宋古文运动中的领袖人物，在一生的文学活动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相同之处，即都热心指导青年写作，竭诚培养拨擢文学新秀。他们是文学大家，一个“文起八代之衰”，一个“能存史迁之神”，有着极高的文学造诣和丰富的创作经验，故在指导写作上有许多来自实践的精辟之论。在诸多深切著明的论说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告以学文之道，必先务本。”所谓“务本”，就是要加强道德修养。他们认为，作家的思想道德修养加强了，那么“文不难而自至矣”。重温韩、欧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思想和论述，对指导我们的写作，纠正目前创作中…     

《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关纪新教授主编的学术论著《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近日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华各民族文学贡献与相互关系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一项重大研究项目，关纪新为牵头人的“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参加该课题研究并担当相关部分撰稿人的学术工作者，包括樊骏、李鸿然、罗布江村、徐其超、苏光文、黄绍清、龙长吟、张直心、黄薇、徐新建、张明、李光一、黄伟林、阿库乌雾、刘洪涛、马绍玺、关纪新等。《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一书的责任编辑龚黔兰在该书的简要介绍中写道：“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典型性的作家及其代表作为线索，追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梳理了民族文学交流发展的路径及走向世界的前景。特别是对民族文学与中原文学发展相互关系的论述，对各地区民族文学发展的总结，中肯公允，有理有据，对民族文学发展有指导意义。本书涉及的少数民族文学家基本上是国内知名乃至国际上也颇具声望的人物。本书论述清晰、文笔流畅，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