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女:质疑与认同--苏轼诗词中巫山神女题材和典故体现的文化心态及其哲学根源

从“尽其自然之理”的哲学思想出发，苏轼在《巫山》一诗中对宋赋巫山神女故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从“天下之同安为善”的政治观念出发，苏轼在《神女庙》一诗中重塑巫山神女形象，用以体现他的社会理想；从“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人生态度出发，苏轼在其诗词中反复使用巫山神女典故，对宋赋神女故事的情爱内涵予以认同，这三者的矛盾统一构成办轼诗词异彩纷呈的文学景观，表现了苏轼以张扬“性情”为特征的文化价格心态。     

苏轼与司马光的役法之争

苏轼与司马光有着长期、深厚的交谊。这种交谊因两人在政治见解上的诸多相似,在当时特别引人注目。尤其是在熙宁变法中,因为他们对王安石新法的批评有着相似的观点,在当时和后来均被视为新法的主要反对派。北宋末年蔡京等人欲世代羞辱其政治对手所树立的“元祐党人碑”,便是以司马光为首,苏轼亚之。但是,由于二人年辈、职务、地位的差异,司马光对苏有较多的赏识、提携,苏轼对司马光却主要是尊重、感戴。随着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熙丰变法难以维持;更随着宋神宗之逝,政治局势发生根本性逆转。司马光入朝为相,秉承太皇太后“以母改子”的意图,改罢新法“如救焚拯溺”。(《宋史·司马光传》)在废弃免役法的问题上,苏轼与之发生了激烈争论,并因此种下了受新旧两派势力夹击的人生祸患。     

论苏轼以唐诗为词

今人对苏轼的豪放词己经认同甚至赞赏,但在以婉约词为霸主地位的北宋词坛,苏轼的豪放词一出现,便引起了天下舆论哗然,明眼人一下就看出苏轼是在“以诗为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     

“乌台诗案”是王安石所为？－－对李国文先生《乌台诗案》一文的质疑

1997年第3期《随笔》杂志发表的李国先生的《乌台诗案》一，关于“乌台诗案”与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等问题与史实不符，有关结论也不难免主观臆断之嫌。     

欧阳修《送丁元珍峡州判官》诗考辨——兼辨两人相识的时地

欧阳修《戏答元珍》一诗广被人口，而两人的相识时地和交往经过却鲜有人道及。周必大刻本《送丁元珍峡州判官》认为两人的相识时地为景祐元年(1034)的京师。依苏轼《书欧阳公黄牛庙诗后》转述欧公晚年之语，两人本为“同年”进士，相识更在景祐元年之前。本文经考证认为，《送丁元珍峡州判官》诗题有误，此诗实则是送朱处仁的。苏轼此文可证欧公晚年记忆之误。两人在景祐三年十月末始相识，地点在峡州夷陵县。     

苏轼《定风波》词所体现的禅宗思想

苏轼因“乌台诗案”遭贬黄州,在黄州写的这首《定风波》词,是其佛家思想的“中道观”体现。本文以这首《定风波》词为例,谈谈苏轼有佛家“中道观”为思想武器,尽管仕途坎坷,遭遇不幸,仍然能保持心灵的宁静,在内心有一片自由的王国。     

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阐论兼与苏轼诗比较

在此，我想着重阐述的是杜甫近十首论书诗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首《李期八分小篆歌》．因为杜诗中提出了“书贵瘦硬方通神”这一著名的命题．我想援以比较的苏武诗是《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因为东坡居士针对杜诗提出了“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的沦点。但无沦杜诗还是苏诗．千百年来不断得到广泛的注意．其原因决非因为两诗捉出了两种不同的书法审美观这么简单，因此·假若我们的研究仅停滞于就诗论诗、就诗论书这两点上．恐难深窥杜、苏这两位唐宋诗坛巨擘之堂奥、本文试就以上某些问题作一阐论。在…     

伏羲八卦与美学法则——中国古代神秘文化研究论文

“中国龙都朝祖会”于1993年2月22日至26日(农历癸酉年二月初二至初六)在河南省淮阳县举办.而“伏羲文化研讨会”则是这次“中国龙都朝祖会”的重大活动之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特撰斯文,以资纪念.(一)关于伏羲的神话与传说“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在吴西.”(《山海经·海内东经》)“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牺.”(《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含神雾》)“蛇身人首,有圣德.”(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记》)——宓牺即伏羲.雷神为其父.华胥为其母.     

在“诗”与“经”的矛盾中把握汉代诗学思想

汉代诗学其主导的、典型的诗学思想可以一言尽之,曰:“诗”与“经”的矛盾.汉人以《诗》为“经”,通经致用,《诗》成为现实政治讽谏的张本.汉代诗学便在以“经”解《诗》的矛盾中确立起来.“诗”与“经”的矛盾表现之一是“虚虚实实的历史批评”;表现之二是“拘拘挛挛的情性说”;表现之三是“是是非非的比兴论”;汉人从以经评《诗》、解《诗》中引伸出的文学理论与原则,又成为其衡《骚》评赋的标准.汉儒解诗形成的《诗》“经”精神,一方面涉及到诗的艺术本质,另方面又过分注目、牵附政教风化,以至于损伤了诗美,也未形成纯粹的诗理论与诗美学.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中国古典诗词的色彩美

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又在评价杜甫诗时说:“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古希腊抒情诗人西蒙尼德也说:“诗为有声之画,画为无声之诗.”都说明了诗歌形象与绘画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绘画借助视觉来表现形象,正如元人王履《华山图序》所说:“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诗歌的创作过程与绘画有着相似之处,也是从视觉形象向语言艺     

闲品苏轼植树诗

苏轼是北宋多才多艺的大文学家,世人知道他的诗、文、书、画脍炙人口,而对他植树护林咏诗嗜好,却鲜为人知。“我昔少年时,种树满山岗。”这是一首自述少年植树的诗,说明苏轼自小爱好植树活动。他当徐州通判时,在那里种过柳树,留有“山中故人应大笑,筑室种柳何时还”的诗句。苏诗不仅对植树有记载,而且对造林的生态效益也有生动阐述,如在《滕县时同年西园》诗中就这样描写:“西园手所开,珍木来千岑。养此霜雪根,迟被鸾凰吟。池塘得流水,龟鱼自浮沉。幽桂日夜长,百花乱青衿。我独种松柏,守此一寸心。”苏轼认为植树造林,既能“池塘得流水”,又…     

朱熹的美学思想述评

朱熹的美学思想主要由“文道之辨”、“理象之辨”和“诗辨”构成。朱熹认为“文”与“道”是合一的；在“理”与“象”的关系问题上则认为理为象之根本，象为理之应用；关于“诗”。朱熹情有独钟，所论涉及诗学的方方面面，并特别推崇以《诗经》、《楚辞》为代表古风古意。     

《赤壁赋》赏析

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不唯诗词“雄视百代”,其散文也是很有特色、耐人寻味、令人称绝的。今将《赤壁赋》一篇进行赏析,对苏轼散文的风格特色,即可见一斑。苏轼(1037——1101)字子瞻,宋朝四川眉山人。少时即博通经史,擅于作文,“属文日数千言”。宋仁宗嘉祐年(1057)中进士,时年二十。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法,翰林学士司马光为首反对,朝内斗争激烈。苏轼在这场新旧斗     

论汉代《诗》学对《诗》的理论统括

汉代《诗》学对《诗》的理论统括，其路径在于用补理性的武器将《诗》的极富个性生命情感（或感性）化的东西和超理性的敬畏膜拜“天”的仪式及心理驱赶到道统域。探究其路径的话语含蕴于我们今天仍有进一步阐述之必要。     

陆游研究的新收获

张福勋先生的《陆游散论》，是近些年国内学术界研究陆游的一项可喜收获，《散论》以“四个结合”概括了陆游爱国诗的丰富内涵和鲜明风格，简明确切；《散论》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诸如咏物诗、农村诗、诗论诗，都道前人之所未道；《散论》显示了著者深厚的学力和过人的才力。     

漫谈“落英”

《诗人玉屑》卷十七引《西清诗话》:宋欧阳修(《高斋诗话》说是苏轼)见到王安石诗有“黄昏风雨瞑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之句,觉得好笑。因“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所以他同王安石开了个玩笑,在他的诗稿上戏批了两句:“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看。”但王安石并不服气,他以屈原《离骚》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为自己辩护,反过来责怪欧阳修“不学之过”。可见王安石是把“秋菊之落英”的“落”理解为飘落、掉落的。     

肉苁蓉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人参有起死回生之效，这个说法虽言过其实，但人参的药用价值已经经历了千百年的验证，自然是有目共睹；而另外一种内蒙古阿拉善盟盛产的“沙漠人参”，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李时珍曰：“此物补而不峻。故有从容之兮”，诗中所谓“从容”即肉苁蓉。     

鲁迅的个性与杂文

风格即人;文如其人。这是古今中外经典作家所公认的事实。俄国卢那察尔斯基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说道:“法国人常说:‘风格有如其人’”。我国古代薛雪在《一瓢诗话》中说:“鬯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寒涩人诗必枯瘠,丰腴人诗必毕赡,拂郁人诗必凄怨,磊落人诗必悲壮,豪迈人诗必不羁,清修人诗必峻洁,谨敕人诗必严整,猥鄙人诗必委靡;此天之所赋,气之所禀,非学之所至也。”我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把文艺作品当作“艺术家的气禀的再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这固然是对     

《白石道人诗说》与姜夔诗词之关系

《白石道人诗说》为姜夔的诗法著作,但也可看成是其词论之作。从布置、精思、创新、对偶、用典、措辞和格意七个方面来看,《白石道人诗说》对白石词创作有很大影响。这种以“诗法入词”的创作方法塑造了姜夔词的独特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