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壮族“不落夫家”的新探讨——兼议傣族的“入赘”婚

传统观点认为壮族“不落夫家”婚俗是历史上壮族母系制的残存，文章通过与壮族同源的傣族入赘婚俗的比较，并结合相关史料，说明壮族“不落夫家”并不是母系制的残存，而是壮族妇女反抗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壮族由母系向父系转变的残存应是入赘。     

上门

上门即入赘。壮、傣等很多民族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婚俗。广西桂西北山区的壮族民间,盛行上门婚,即使家里儿女双全,也心甘情愿把儿子“嫁”出去,把女婿招进来。男子入赘到女家,一般要改从妻姓,所生子女,继承女家宗祧。按传统习惯,上门婚,男家不收礼物,不举行仪式,而由女家举办隆重婚礼,所有亲戚及远近朋友都要前来祝贺。当晚,女家大点灯烛,请族中至亲和村中寨老围桌商议,按本族姓氏的辈份,给女婿改姓换名,女儿排行第几,赘婿也排行第几,从此视为家中     

开放与整合: 明清汉文化在桂西壮族中的传播

明清时期汉文化在桂西壮族地区广泛传播，促进了壮族文化的转型，形成了壮族文化的特点，对壮族文化心理产生深刻影响，推动了壮族经济的发展     

壮族二次葬俗浅探

二次葬是一种古老的葬式，最早发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今仍在壮族及其周边民族中流行。文章运用考古学及民族学资料，试图从地理、政治、民俗传承等诸方面，对二次葬的产生及其在壮族地区持续发展流行的原因进行探讨。     

关于《兄终弟继质疑》的质疑

同世界许多民族一样,历史上壮族姓氏家族观念根深蒂固,壮族社会中长期流行“兄终弟继”或称为“夫兄弟婚”的传统婚俗。侬全福与侬夏卿是侬氏家族中的远房兄弟,侬全福被交趾王杀害后,其妻阿侬投奔于侬夏卿处,并与侬夏卿结为夫妻,其后,共同支持侬智高反抗交趾和北宋王朝。这应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平果壮族嘹歌中的婚俗与英语民族婚俗比较

平果壮族嘹歌为我们了解古代壮族人民的婚恋、婚俗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壮英民族婚姻习俗文化的差异性进行比较。     

论陶丽群“底层写作”的亮点与原生态呈现

壮族青年女作家陶丽群的小说创作，呈现出新的写作态势：在小说叙述艺术方面，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在表现乡村农民（包括都市弱势群体）生活时，不是一味地渲染其苦难悲切的场面，而是别出心裁地以充满微笑的艺术笔触，着力描绘农村生活色彩斑澜、给人暖意的世俗景观，塑造、揭示、颂扬社会底层人物具有的纯朴、勤劳、坚韧、本分、正义和宽容的可贵品质和力量；与此同时，为展示桂西壮族村寨别具一格的独特文化和风韵，陶丽群在塑造、刻划人物形象的同时，还注意用原生态的笔墨去描绘、还原桂西壮族村寨古今沿袭的独特风习。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陶丽群近年小说“底层写作”的一大亮点。     

从"兄终弟继"说开去--兼与何正廷先生商榷

“兄终弟继”的婚俗并非壮族所独有，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也有。侬全福和侬夏卿虽为同族，都姓侬，但不是亲兄弟，也不是堂兄弟或拜把兄弟，是否同宗史料没有记载。因此，阿侬嫁给侬夏卿是不能算“兄终弟继”的。     

壮族蛙文化对其民族心理发展影响的研究

文章从蛙崇拜的起源、蛙婆节和蛙图腾三个方面来阐述蛙崇拜表现出的心理特点。蛙崇拜的气候起源反映了壮族先民食物需要和生殖需要的心理特点，蛙崇拜的血缘起源反映了当时壮族先民的安全需要，蛙图腾的花山壁画看出壮民族先民的原始宗教意识及民族凝聚力，而蛙纹铜鼓体现了壮族先民的情绪情感和民族团体遵从；从蛙婆节看出壮民族原始初民的心理状态和生存需要的心理特征。     

评主张壮族古代社会经过奴隶制发展阶段的几个论据

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有很悠久的历史。壮族地区远离中原,境内山水阻隔,自然条件恶劣,尤其是桂西地区,更是烟瘴之地,故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统一的区域性政权。对古代壮族社会性质的认识,有关史学界虽有分歧,但“经过奴隶制发展阶段论”似乎     

湘西侗族民居的地域艺术表现

文章首先介绍了侗族以及湘西侗族居民的基本特征,然后从民居造型结构的地域表现、民居材料的地域表现以及民居建造与地域民俗表现等三个方面来论述湘西侗族民居的地域艺术特色,并结合地域环境、气候环境、生活习俗、生产劳作、居住特征等方面阐述了民居地域艺术特色存在的合理性。     

湘鄂渝黔边际公务员行政权力异化特征分析

权力主体的经济贫困化导致权力寻租多样化;知识的贫困化导致财富贪婪的最大化;思维方式的僵化导致职权行为的蜕化。湘鄂渝黔特殊的地理位置,典型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极富个性的民族风情与习惯,造就了行政权力异化的边际性特征。公务员权力异化的治理对策,当以防为上,以救次之,以戒为下。     

论《西厢记》人物关系中择婚理念之冲突

在崔莺莺、张生和郑恒之间,存在着一个三角关系。历来人们认为崔郑是“门当户对”的,而本文认为崔张才更加“门当户对”,崔莺莺是已故相国之女,张生亦是已故礼部尚书之后。他们的爱情之所以受到阻挠．则是由世俗的、伦理的、家族的等各种原因造成的。     

从甘博藏《报父母恩重经变》看唐、宋洗儿风俗

“三日洗儿”是我国育儿风俗之一,包含洗浴、赠赏、宴乐等内容,主要是为小儿祈福,保健因素较多,对于体质弱小的婴儿来说,则是一种考验。这一风俗至迟在唐贞观初年就已出现,到开元时已基本定型,此后盛行不衰。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所出的《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部分再现了唐、宋时期的洗儿情景,为研究唐、宋洗儿及其仪式提供了极为丰富可靠的形象资料。洗儿风俗的盛行有其合理因素,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渗入了一些消极、落后因素,比如奢侈、夸富之风等,渐渐背离了洗儿礼的本质,也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成都东山旅游资源评价及开发构想

成都东山旅游资源以客家文化为主线，包括客家文化，明蜀王陵群，观光农园和现代人造景观，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品位很高，笔者在资源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发东山旅游资源的构想。     

从吴简看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生活习俗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吏民田家莉》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壹）》的相继出版,为研究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社会生活习俗提供了大量的珍贵素材。通过大量统计和分析发现,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社会生活习俗大体反映在百姓取名和婚姻关系这两大方面。     

逃不出的樊笼——解读魏晋时期的女性参政

魏晋时期女性意识张扬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她们对政治权力的追求和对妇女与政权力的维护。由于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各阶层女性的参政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女性得以与政,既有前代遗留的习风旧俗作铺垫,也与当时的政权结构、民族构成、社会风俗、思想观念等现实因素直接相关。但从本质上看,这种参政与男性主政并无两样,它终究无法改变女性从属于男性的社会地位,无法改变社会权力体系的父权制属性。     

试论茶山瑶民俗中的“山主”意识

茶山瑶由于较早地进入大瑶山占有山林田地而成为“山主” ,在观念文化上则相应形成了以特权、知足、封闭为主要特点的“山主”意识。并明显地表现在经济、婚育和语言等民俗文化中。这种意识已成为茶山瑶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晚清报刊媒介对移风易俗运动的推动——以戊戌维新时期的《湘报》为例

湖南维新派创办的《湘报》，通过刊载抨击缠足、吸食鸦片等恶风陋俗之害的文章进行舆论引导，还发布风俗改良团体成立的各种告示，报道各地移风易俗的相关情况，从言论、组织等方面有效推动了湖南移风易俗运动的开展。《湘报》凭借其较大的发行量，扩大了移风易俗的影响范围，在当时湖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客家文化与彭祖文化

与“客家民系的形成时期为五代至赵宋年间”的看法不同,本文认为汉民族客家民系的渊源和形成,可追溯到远古时期。因为客家人的祖先就是中原汉族先民,至今先秦两汉的古汉语仍活在客家方言之中,相关的中原民俗文化仍活在南方的客家民间。这以彭祖文化为参照,可以看得很分明。毛泽东论及的彭祖,是黄帝的八世孙,他的开拓创新精神和养生文化,在客家人心中有着长久的影响。用客家话阅读与《彭祖经》相关的养生学著述,特别方便,因而彭祖养生文化在客家民间形成一定的习俗,西方学者视为“中国种族和文化长期绵延的原因”。“客家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与“彭祖是中国的麦修彻拉”这两个比喻,有着深刻的内涵,表明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是国家民族的命根子,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