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味”说的形成和发展

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上，“味”这个概念曾被诗论家们普遍地用来评价诗歌，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极富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观点——“诗味”说。“诗味”说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古人对诗歌审美本质和特征的认识的逐步深化。认真研究“诗味”说发展演变的历史，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诗歌的本质与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接受主体的视角"观"诗

孔子“观”诗说的内涵井不限于诗歌的社会功用而首先是接受主体为诗歌所感发而引起的审美愉悦乃至审美自得。从审美接受的角度看，中国古典诗歌尤其讲究含蓄空灵，这就需要接受主体全身心，全灵魂的投入才能彻悟诗之美并获得审美自得。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简析中国古典诗歌中“天人合一”思想的两种表现方式

我国主流哲学在天人关系中强调的是天与人的和谐。中国古典诗歌中,“无我之境”的山水田园诗与“有我之境”的抒情诗,以感性的美的形式,将这一思想形象地体现出来,从中窥探“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密切关系。     

钟嵘“直寻”说排斥用典吗？

六朝时期,诗人一味追求用典,导致诗歌内容空洞、文脉滞涩.鉴于此,钟嵘提出诗歌创作“直寻”说,认为诗歌贵在吟咏性情,抒发诗人切身体验.但从钟嵘选诗评诗的情况来看,其“直寻”说并不排斥用典,而是要求用典合理适当、贴切自然.     

主客相融体异性通——试论钱钟书的“同感”说

钱钟书注重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揭示艺术进而是文学的本质与规律，“同感”说即是他对文艺创作主客体关系问题所作的探讨。本文把钱钟书的观点分为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同感”与设想、比拟等的比较，同感的内涵得到确定，而且它是形象思维的最高境界；第二，达到“同感”的心理条件是“虚静”。如果有先人之见，同感就会沦为幻觉；第三，由诗与史、诗与禅、诗与画的比较，指出文学在传达同感上的独特优势，进而发现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魅力。钱钟书的“同感”说既吸收了中学与西学成果，又超越了它们，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浪漫的潜伏——后期新月诗派“主智诗”、“城市诗”创作简论

后期新月诗派在秉承前期新月诗派“理性”思想的同时，无论在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中都逐步渗入了许多现代主义的因素。在趋向现代主义大潮的过程中，后期新月诗人冷却诗情深刻冷静地思考人生，在诗的题材、诗感上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趋近。在后期新月派诗歌里，引人注目地出现了大都市的病态、现代人的精神异化。后期新月诗人对“主智诗”的寻求，“城市诗”的开拓，都是对中国新诗史的独特贡献。     

对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诗歌中"写实"的透视

作为形象化的语言艺术,诗歌通过诗人对“物”的“处理”、通过“写实”实现表情达意的目的。正是因为诗人“待物”的方式不同,使“写实”有了不同的功能,从而形成了诗歌的不同形态。本文的主要内容即在具体、详细地分析、探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种诗歌形态中各自的“待物”方式和“写实”的功能。     

黄遵宪、梁启超诗歌理论批评及其它

中国文学至“戊戌维新“运动前后才在总体上有了剧变,“现代意识“方在此期逐渐确定.因此,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应从1898年前后开端.黄遵宪的诗论较为系统,在反叛传统诗歌的基础上,他从诗歌的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等诸方面提出了诗歌的革新主张,有些论述已呈现出现代白话诗的雏形.梁启超在论诗上比黄遵宪要大胆和急进.他提出的“三长“说涉及到诗歌内容和形式的革新,但“旧瓶装新酒“的诗界“革命“论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他对诗歌音乐性的提倡值得我们思考.     

王船山诗学的主情观

王船山诗学的主情观，在论述诗歌言情要婉转曲折、情与景的结合要关注内在统一，以及要以情为“兴观群怨”的纽带等方面．有其独到理解的阐释和别开生面的新意。它是对“诗缘情”说的拓展和深化。     

《中国文学史》“孔子删诗”说之教学鉴赏设计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论及“孔子删诗”说,但对“孔子删诗”说的提出、流布、影响等问题都未曾论述。通过清理相关材料,可知汉初陆贾首次提出孔子编定《诗》一说,而司马迁则在陆贾的基础上,从编《诗》方式、标准、目的等方面提出系统的“孔子删诗”说,但还未提出“删《诗》”一语。西汉末东汉初,《论语讖》在删减《诗》《书》章句文献的风气下,首次提出孔子“删《诗》”一语,此说得到王充、班固、应劭等东汉学者的接受而成为学界共识,并对汉代《诗经》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对20世纪以来“诗缘情而绮靡”说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是与传统“诗言志”相对的诗学理论,它体现了古典诗歌的抒情特质。20世纪以来对“诗缘情而绮靡”的研究主要围绕“缘情”、“绮靡”的含义以及“诗缘情而绮靡”说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诗论中的地位及影响等方面展开,对一些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于继承中有所创见。但对“诗缘情而绮靡”说尚缺乏系统全面的专题性研究,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与其在诗歌发展史程中的地位颇不相称。     

人类本质的另类方式探索——从日本文学中的“异性装”现象到廖一梅孟京辉的先锋话剧《柔软》

本文所做的是一场“流水席”式的研讨尝试：从日本2010年《文学》期刊中“异性装文体”的提法开始讨论，讨论到日本的川端康成的小说《女学生》、中国古代的曹丕和李白的诗歌，再到伍尔夫的小说风格，直到当今北京上演的孟京辉惊世骇俗的话剧《柔软》，同时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介绍、梳理、揭示、探求了诸多时代和诸多种类文化中共同存在的“异性装”特性形式的表达方式，并试图通过文学艺术形式的“另类方式”的探寻，追寻艺术后面的人类尚未被完全解密的心理生理上的“幽暗的间性部位”，从而进一步探寻人类的本质。     

范畴“骨”的流变：从先秦到《文心雕龙》

范畴，是对事物、现象的本质联系的概括。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诸多范畴中，“风骨”具有它特殊的意义，它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极高的一个审美标准。尝试把“风”和“骨”分开来论述，试着考察“骨”这个范畴的历史流变：从先秦“骨”、“利而坚”的本义，到两汉时期相术中的“相骨”，再到魏晋时期人物品鉴术语之“骨”，最后到《文心雕龙·风骨》发展成为独立的审美范畴。     

在“诗”与“经”的矛盾中把握汉代诗学思想

汉代诗学其主导的、典型的诗学思想可以一言尽之,曰:“诗”与“经”的矛盾.汉人以《诗》为“经”,通经致用,《诗》成为现实政治讽谏的张本.汉代诗学便在以“经”解《诗》的矛盾中确立起来.“诗”与“经”的矛盾表现之一是“虚虚实实的历史批评”;表现之二是“拘拘挛挛的情性说”;表现之三是“是是非非的比兴论”;汉人从以经评《诗》、解《诗》中引伸出的文学理论与原则,又成为其衡《骚》评赋的标准.汉儒解诗形成的《诗》“经”精神,一方面涉及到诗的艺术本质,另方面又过分注目、牵附政教风化,以至于损伤了诗美,也未形成纯粹的诗理论与诗美学.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说“妙悟”——读《沧浪诗话》札记

一严羽的《沧浪诗话》对诗歌艺术理论的探究颇具特色,而关于“妙悟”的论述则是其诗歌理论的核心。严羽“以禅喻诗”,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悟”是禅家语,本意是指心解神领,与心领神会近义。严羽借用禅家的“悟理”论“诗道”,他的“妙悟”说,似乎兼有对诗歌特征的认识与对创作规律的掌握两方面的含义。就其对诗歌特征的认识来说,他认为,“诗者,吟咏情性也。”按此标准,认为诗有第一义和第二义之分。第一义指作品的艺术境界很高,即那些能充分反映诗歌艺术特征的优秀诗     

从海德格尔的“物”看里尔克的“物诗”

学术界一般认为，里尔克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主观表现的诗歌，中期的“物诗”，后期存在论意义的诗歌。值得注意的是，“物诗”中的“物”不在象征，也不在物的客观描绘，而是抵达物的本质。本文借鉴海德格尔对“物”的独特阐发，从物之为物、物与人、人之为人几个方面把握里尔克的“物诗”。     

《老子》文学成就探析

老子是哲学家,也是诗人,是中国哲理诗创作的先驱。一部《老子》,是哲理与诗歌的结合体。如果把《老子》整个算作“哲理诗”,那么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其它任何哲理诗作象它那样具有独创性,具有丰富深邃的内涵、广大深远的影响。《老子》又被看作诗歌与散文的结合体,人们或称之为诗,或称之为文,或说它文中有诗,或说它诗中有文。是诗、是文、是“散文诗”还是“诗散文”,从大处着眼,重要的不在于这称谓上的区别,而在于它们所共同揭示的《老子》艺术上的独创性和特异性。《老子》的体裁是春秋末年伟大哲人所独创的,所以我们不应以其后世的某些标准硬套它、苛求它,而不妨把它视为中国文人哲理诗作的开端和中国哲理诗的一种最早的、特殊的样式。 《老子》的文学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别具一格,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析、把握它。     

林林总总“白日梦”——中国古代“记梦”诗内容综述

将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诗歌中有关“记梦”的诗归纳为写报国之壮志、兴亡之感伤、相思之苦情、悼亡之悲思、揽胜之旷怀、游仙之幻想、思乡之愁绪、念友之挚意、忆昔之深慨、生命之咏叹十个层面，认为这是古代诗人思想的反射，是华夏民族精神的折光，也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文论中的“白日梦”观点的最佳诠解。     

王阳明诗歌的“有”“无”之境

王阳明不仅是明代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和书法家，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一体之忧”，即“有”之境；“一体之乐”，即“无”之境，两者构成了王阳明诗歌“有无之境”的心学色彩。王氏诗歌是明朝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