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溯因推理与科学发现——以现代原子模型的早期发展为例

科学实验中的经验反常往往激起科学家强烈的好奇心,引导科学家进行扩展性探索,以创造解释性假说去合理解释之.创造性溯因是创造新假说的重要机制.现代原子模型的早期发展体现了经验反常、创造性溯因与科学发现之间的密切关系.     

科学发现的本质及其逻辑机制的再发现

不管对科学发现进行语义分析，还是对科学发现活动本身进行历史探究，我们都会发现，科学发现除了具有社会、历史和心理上的属性外，它在本质上乃是新假说的产生、选择、修正、接受和解释的逻辑过程，其逻辑机制正是皮尔士与汉森等所倡导的溯因推理。而且，现代认知科学的新成果促进了溯因推理形式的不断完善，人们意识到在新假说产生与选择中背景理论与背景知识的重要作用，创新了溯因推理的推理形式，令人满意地回答了溯因推理何以能够以及如何能够成为科学发现的逻辑的问题。     

模型化推理与理论的建构

理论模型并不完全与理论一致.模型化推理的逻辑特征在于在原型与模型之间,以及模型与理论假设之间尽可能地建立起可靠的、完善的逻辑联系.利用模型化推理建构理论时,首先是提出模型,然后对其进行检验,最后根据检验结果,看看这个模型是否代表待说明现象的内在结构.理论的延伸可沿两条不同的路线进行.一是形式化的延伸;二是非形式化的延伸,它又可区分为两类:展开与发展.     

HPS在美国的创立及其对科学发现方法论的贡献

近年来,HPS,即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领域在国内学界受到更多的重视。回顾HPS的发展,哲学家汉森为HPS事业在美国的创立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在这之后他的科学哲学理念又对当代科学哲学以及科学发现方法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全文在考察汉森创立HPS事业的特殊历史背景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汉森分外强调的注重科学史考察的科学哲学研究理念对当代科学发现逻辑的复兴以及对西蒙的机器发现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探索科学实践中认知规范的历史性——评哈金的科学推理风格理论

哈金的科学推理风格理论是历史知识论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最近,马丁.库什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哈金的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批评。这些批评认为,哈金的理论无法避免内在主义编史学和极端相对主义的结论,它是建立在不恰当的论据之上的。     

存医验药:传统医学的现代价值——兼论屠呦呦因青蒿素获诺贝尔奖

我国科学家屠呦呦因青蒿素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引发了新一轮的中西医之争。自西医东渐以来,中西医之争已经持续了百余年,影响较大的有"废医存药"、中西医汇通和中医科学化观点。受机械还原论的影响,余岩等人所提的"废医存药"有着时代局限性。"存医验药"更能发挥传统医学的现代价值,使其走向世界,为人类的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存医"是医学文化生态、文化遗产之保存,体现其经验价值、文化价值、思维启迪价值及科学价值。"验药"则是通过实验与检验,来发掘传统药物的价值,为开发新药、验证药效、减少毒副作用,提高传统药物的普适性,为人类的健康而造福。     

试论中医术语翻译中的翻译单位问题

翻译单位是翻译学科中的基础问题。不同学者从语篇、语段、小句和词等层次均有深入论述。而术语的翻译单位,尤其是中医术语的翻译单位较少有人分析。与一般科技术语不同,中医术语具有模糊性、歧义性和笼统性的特点。大多数译者在中医术语翻译研究实践中常将整个自然术语词语默认为翻译单位。魏迺杰将单字作为中医术语翻译的基本单位,杨明山则主张在单字的组合规律上探讨中医术语翻译问题。在梳理相关概念和分析中医术语特点的基础上,结合研究现状和术语实例分析,文章提出中医术语翻译应以基于语义的最小搭配结构为翻译单位,并建议未来开展中医术语翻译单位的实证研究。     

《阿输吠陀--印度的传统医学》评介

自近代学术勃兴以来,医史学者对中外医学关系的探讨就一直没有降低过兴趣,而在近年“新史学”口号下倡导的“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研究中,它更成了需要重点讨论的课题之一。其中,由于历史上中印文化的异乎寻常的亲密接触,中印医学的关系史几乎就成了“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的辉煌篇章中,中印传统医学的交流确实占有了灿烂夺目的一页。像印度文化的诸多其他因子影响中国一样,印度医学对中医的     

中医方药量效关系研究进展——“973”计划“以量-效关系为主的经典名方相关基础研究”项目研究进展

“中医不传之秘在药量”,方药剂量直接影响中医药临床疗效。开展方药量效关系研究的目标在于指导临床合理用量。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理论上,拟形成“以医为本的随证施量策略”和“以药为本的量效关系规律”构建方药剂量理论：参考现代西药量效关系研究模式。在方法学研究上创新性提出以临床疗效评价为中心,以药少而精、药专力宏的示范性经方为载体,建立多学科、多层次、多种技术手段等集成的方药量效关系研究方法体系,以全面、系统地阐释方药量效关系。     

我国传统学科术语外译研究:回顾、反思与展望

术语是一门学科理论的核心和灵魂,是对外交流和传播的核心要素.近二十年来,中国传统学科术语外译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呈现出理论多样化、视角个性化、方法多元化、范围扩大化以及注重文化内涵的深层阐释和传播的发展趋势.但从研究现状来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未来还应进一步提高翻译本体研究的系统性,注重翻...     

传统中医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试释这一奇特现象

摘要从公元前一、二世纪的西汉时期开始,中国运用阴阳、五行等思想解释健康和疾病,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科学”的治疗和预防疾病的医学体系,在中国运用与发展了两千多年,这就是“中国传统医学(CTM)”。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中国医家对中医按科学和理性精神进行了整理、消化和吸收,使之切合于当代医学知识体系,这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传统中医(TCM)”。中医在16世纪就为西方有所了解,尤其是针灸,18、19世纪之交在欧洲曾风靡一时。但接着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由于现代生物、化学、医学的兴起,中医在西方受到了冷落。到了20世纪70年代,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传统中医再次在欧洲和美国大受欢迎。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传统中医在临床上的效果,而是在于西方工业化国家中产生了一种宽泛的思潮,即对不加区分地用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人类生活、开发自然所带来的危险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在这种危机感下,西方人迫切需要一种对人体改变不大,对环境破坏较小,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医学体系来补充或取代西方现有的生化医学。传统中医,特别是针灸,在西方得以流行,就是得益于这种对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不断进步的观点表示怀疑,对现代科技对环境的破坏表示忧虑的危机感。文章主要是通过对欧洲的环境主义和对科学技术的怀疑主义的背景分析,解释为什么“传统中医”能在这一思想大趋势中进入到西方社会。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中医”是对“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性的整理和吸收,这使得它比较容易为强调科学和理性的西方文化所接受。“传统中医”当今在西方受到欢迎,这一奇特现象当从以上两方面进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