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的技术支持问题探析

本文从西部地区概念出发,概述了西部地区的地域特征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重心,分析了西部大开发的需求与技术支持问题,指出适用高效产技术的引入与开发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础性工程与切入点。     

关于西部大开发长期性的思考

对于西部大开发既要有紧迫感,又要认识到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因为西部开发是在生态失衡,淡水资源不足,人才资源紧缺的情况下进行的。强调长期性以防心浮气躁,增强攻坚意识,加深对紧迫感的认识。     

抓住西部大开发大好机遇,加速西部信息化发展进程

本文提出在知识与信息的经济、全球信息化浪潮的时代背影下,我国西部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大好机遇,尽快取得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首先应该把加快信息化发展进程作为第一重要的,也是第一关键的战略目标。在分析了影响西部信息化发展速度的限制因素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加速西部未来信息化发展进程的对策性建议与思考。     

关于西部大开发的辩证思考

本文针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一艰巨历史任务论述了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是思维的开发问题,是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处理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基本关系问题.本文重点详细论述了西部大开发若干问题的辩证关系.     

生态经济:西部开发的着力点

实施西部大开发是面向新世纪的重大决策。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其全面开发是在资源富集与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的矛盾状态下起步的。这就决定了西部开发必须改变“立足资源搞开发”的传统发展思路,从资源依赖型转向生态经济型,在人－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系统中实现开发战略。     

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西部大开发

我们之所以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主要因为我们在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利于发展的失误甚至是严重问题.以往的发展是在没有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施的发展.     

基础研究要为西部大开发做贡献

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根据科技部的统一要求是部署,基础研究司对基础代作如何为在开发服务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本文介绍了“九五”期间支持西部基础工作概况,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基础研究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十五”期间的工作重点。     

关于西部大开发的辨证思考

本文针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一艰巨历史任务论述了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是思维的开发问题,是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处理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基本关系问题,本文重点详细论述了西部大开发若干问题的辩证关系。     

生态哲学操作:西部资源环境与经济生态三题

论及西部开发，学界通常强调应将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同时并举，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有机结合，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高度统一云云。然而问题在于，结合西部地区的现实，在西部开发中如何有效实现这些进言献策，如何充分化解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能否以及怎样提供有价值的操作思路，文章给出生态哲学理论视界，对此进行了观念／思维层面上的操作尝试。     

社会工程学及其哲学问题

社会工程学是以社会政策、法规、计划等的设计概念为核心的，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技术进行重构与整合，并具有自己特殊内容的新兴学科。社会工程具有交叉科学的特点，它要求体现理论研究与方法论研究相结合、归纳分析与演绎推理相结合、逻辑模型分析与数理模型分析相结合、矛盾思维与系统思维方法相结合、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建构社会工程研究的方法论。社会工程思维的特征是模式化思维和决策性思维。在这种思维的过程中始终要处理好两个基本范畴的关系，这就是规律和对策的矛盾统一关系。社会工程研究中的模式和对策都体现了规律与价值的矛盾统一。     

干预主义因果理论与因果排斥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还原式物理主义逐渐成为了当今关于心身问题的主流观点。在这一本体论框架内,虽然笛卡尔式的心理因果难题不复存在,但"心理因果何以可能"仍让人困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多数非还原物理主义者都接受物理领域的因果闭合性,从而心理性质的因果效力遭到了物理性质的排斥,心理性质的因果效力变得可疑,这也就是所谓的"因果排斥问题"。通过考察可发现,"因果排斥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大多数非还原物理主义者将"原因"等同为了"充足条件"。如果采纳另一种因果理论——干预主义因果理论,那么心理性质的因果效力将不会遭到物理性质的排斥,心理性质从而可以成为行为的原因,"因果排斥问题"也有望被消解。     

超弦/M理论真空及其哲学问题

首先简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超弦/M理论真空研究所取得的重大物理成就，进而对其进行哲学本体性意义的探讨。     

谈中国术语学的理论建设

本文论述了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是理论，而理论建设需要的途径有四条：继承，借鉴，移植、升华。     

谈中国术语学的理论建设

本文论述了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是理论,而理论建设需要的途径有四条：继承,借鉴,移植,升华。术语工作和术语研究,其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这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科技内部术语爆炸,每年产生一百多万个,仅化学术语就有几十万个,而且常常定名不一。另一个是术语大量迅猛向共同语渗进。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从30多个学科中选收7000多个术语,占总收词量的13%,而《现代汉语词典》编者中的四位(闵家骥、刘庆隆、韩敬体、晁继周)1987年出版了一本《汉语新词词典》选收术语已占了总词条数的56%。英国语言学家G.Leech把这个趋势叫“行话化”。这就迫使世界的科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心理学家、符号学家、信息学家、哲学家等都来研究术语。中国的术语研究,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当前急需的是理论建设。一、理论是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技术和科学不同。技术,主要依靠经验、知识和技巧。科学,主要依靠理论,它是理论框架中的知识体系。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李约瑟博士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主要是技术,很少有科学。中国对哈雷彗星的记录,开始于公元前613年,到1910年共记录31次。其记录之早,早于阿拉伯人679年,早于欧洲人1602年。其记录之详细,更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所不能比拟的。可是,后来这颗星居然叫做“哈雷彗星”。那是因为英国天文台台长哈雷用理论首次认识了它的科学属性。从这两个悲剧中,我们应该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反思我们的传统：我们祖宗头上,既有光环,也有伤疤。握住光环,自然会增信心。袒露伤疤,令人图强发愤。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同理,没有理论,就没有术语学。业内人士都了解,世界术语学有四个学派：德国—奥地利学派,俄罗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加拿大—魁北克学派。它们之所以形成学派,主要不是依靠一般工作,而是依靠高超的理论。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已经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距离一个立足于世界的学派理论,还有一段较远的路程。要想达到这个目标,至少必须连续经过四条途径：一继承,二借鉴,三移植,四升华。二、继承中国的有关术语学术思想继承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外国学者的术语著作时常用作篇首语)和荀子的“正名论”。往下,在一些专业翻译思想中闪烁了术语理论的晨曦。比较重要的有晋代的道安(314～385)提出“五失本”,即五类译文允许跟原文不一致。唐初玄奘(602～664)提出“五不翻”(见《翻译名义集》),即五类词语不能意译,只能音译。北宋赞宁(919～1001)提出“六例”,即详论了翻译的六类事例(情况)。再往下,到了近现代的严复。他1895年译完,1898年出版了《天演论》,其序说“译事有三难：信、达、雅。”胡以鲁1914年发表于《庸言》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上的《论译名》认为,有十类词可以音译。1932年成立的南京国立编译馆于1933年公布了《化学命名原则》,此后至1983年上半年中国总共出版的920种术语工具书,其编撰“说明”都包含着术语学思想。而刘涌泉先生发表于1984年第一期《中国语文》的《略论我国的术语工作》一文,多半篇幅是谈术语理论,如术语的特征,术语的产生发展,术语的标准化,术语的数据库等。1950年以后,国家有关部门做了许许多多术语工作,同时也总结了许多工作经验,特别是从中提取了一些术语学思想。这些都反映在《科技术语研究》等公开或内部书刊中。近来令人瞩目的成果是冯志伟教授的力作《现代术语学引论》(语文出版社,1997年)。从理论建设的角度看,该书有三点贡献：一是中文单词型术语的结构模式,二是术语形成的经济规律,三是潜在歧义论。在《科技术语研究》2004年第2期,冯志伟先生又发表了《汉语词组型术语的结构》,对另一大类术语的结构做了补充研究。最近郑述谱先生出版的论文集《词典·词汇·术语》中有许多文章是属于理论建设的,例如《关于术语及术语学》《科学与语言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术语学与语言学》《历史术语研究的启示》《术语学的研究方法》《术语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等等。以上这些,就是今后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的基础。三、借鉴外国已有的术语理论欧洲术语学思想溯源,最早有Aristoteles的间接论述,较为直接的是18世纪三位科学家。第一位是现代化学奠基人法国化学家A.L.Lavoisier的论断：“词保存并传达概念……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词语来传达概念,那么,他们表达的只能是错误的印象。”第二位是英国科学史专家W.Whewell的见解：“没有技术术语和硬性规定就不可能有可靠的或者不断发展的知识。”第三位是英国哲学家J.S.Mill的观点：“所有致力于引入某一术语正确用法的人,都应当准确地熟悉这个词的历史以及它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表述的意义……”他还多次论述过术语和名称(nomenclature)的区别。(以上引语转自郑述谱,《词典·词汇·术语》2005)现代术语学理论可以借鉴的有以下四个学派的理论：德国—奥地利学派的术语研究的逻辑思想、概念理论。俄罗斯学派的术语研究的语言学思想、词汇理论。他们认为术语是词汇学的现实问题。俄罗斯学派的理论,已经有了一些译介,如黑龙江大学郑述谱教授的《俄国术语学研究掠影》、《俄国术语学产生的外部因素》、《俄国术语词典学理论发展概览》、《洛特怎样编德俄汽车词典》等。郑先生还将译介一些俄罗斯术语学理论。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术语研究的功能语言学思想,即把术语放在言语或社会环境(包括不同文本,不同专业语言以及计算机系统)中,研究它跟相邻因素的功能关系。加拿大—魁北克学派的综合理论。好在这个理论已经有了一个概要的译介,那就是其首领人物G.隆多写的《术语学概论》,1985年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许多理论,如术语的界定标准,选择标准,术语的特点,术语的研究方法等等。现在见得较少的,是德国—奥地利学派和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译介理论。希望有关人士尽快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山之石,不仅可以攻玉,而且能够提高攻玉的速度、水平,使我们少走弯路,尽快赶超。四、移植相关相邻学科的理论在一个学科诞生、发展,甚至成熟的过程中,都经常从相关、相邻学科那里移植一些新理论。国外的四个术语学派的理论多数都是移植的,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还在起步阶段,更需要移植。那么,从哪里移植呢？从它的邻近学科——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语义学、词汇学那里移植。这些学科的能指和所指、内涵和外延、聚合和组合、任意性和非任意性、标准化或规范化、结构和功能等理论早已被移植进来。而中国术语学还要移植更多的理论。可以这样说,词汇学、语义学的许多理论都可以移植过来。例如：词的分离性和术语的界定,词的同一性和术语的变体,术语的造词法,术语的模糊性,术语的国际化和民族化,术语的全民化和全民词的术语化,术语的语义特征,术语的比较,术语的分类,术语的演变,等等。例如术语比较,可以开展许多方面工作：术语能指比较,术语所指比较,不同类型百科全书的术语比较,同类型百科全书术语比较,百科全书和语文辞书术语比较,语文辞书(如《现汉》、《简明牛津》、《拉鲁斯》、《俄语词典》)术语比较,等等。不同学科的同一术语的比较,对澄清术语的混乱很有好处。众所周知,genus和species,属和种,都是逻辑学和生物学使用的术语,其拉丁文和汉字(即能指)以及所指不尽相同。五六十年代,绝大多数逻辑教科书和一般读物都采用了“种”指genus、“属”指species的译法。(王维贤《关于“种”和“属”的译名问题》,《中国语文》1961年10～11期)大类叫“种”(genus),小类叫“属”(species)。(李世繁《关于“种”和“属”》,同上)到现在,逻辑学界趋于统一：用“属”译genus,指大类,即上位概念;用“种”译species,指小类,即下位概念。生物学界比较统一,无论是C.Linne的五级分类,还是他人的多级分类,都是“属”在上,“种”在下,而且两者的相对性比逻辑学上的相对性小得多。语文辞书术语释义,一般的原则是“外行能理解,内行能认可”。可是在贯彻落实这个原则时,各国语文辞书选择术语的语义特征的多寡很不相同。又如术语的分类,从不同角度,按不同标准,可以分出许多类。这里要讨论的从术语的频率以及跟共同语关系角度,可以分出：最常用的,约七八千至一万,大多数出现在中学教材里,大多数已经进入共同语;常用的,各科技领域总共七八万至十万(除最常用的以外),大多数出现在大百科全书里,一般未进入共同语;次常用的,各科技领域总共几十万乃至上百万(除最常用和次常用的以外),大多数出现在各专科、专业辞典里;罕用罕见的,未在任何辞书中出现,少数见于巨型语料库中。分类研究,对于认识不同类型的术语的性质以及编撰各类有关辞书,都大有益处。五、理论建设的高峰——升华新理论上文所说的继承、借鉴、移植的理论,都是已有的理论,都是建设新理论的基础。而理论建设的高峰是新理论。新理论,从哪里来？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这从哲理本源上说,是正确的。但是,个人的实践,总带有狭隘、片面、直感等因素。而新理论,常常是由少数智者首创的。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而从直接来源看,有些理论并不直接来源于实践。因此,爱因斯坦在总结他的科学研究经验时再三强调：“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而不是从经验中直接概括的。”作为理论之一的概念如此,那么作为理论另一内容的假说呢？它除了以一定的事实和已有的理论为基础之外,更突出的内容是想象、推测、推理。即使都在同一个实践基础上,有人没能产生理论,有人产生了理论,而且产生的理论水平有高低之分。这是为什么？其主要原因是,知识积累的多少不同,理性思维(有时叫logos)水平的高低不同。而后者是更重要的。术语工作者是必不可少的,术语学家更是当前急需的。而要成为术语学家,就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要受过多种哲学的熏陶;第二,要受过理性思维训练;第三,要有现代先进的文化思想;第四,要有足够的跟术语学相关、相邻学科的知识和理论;第五,当然应该具有术语学本身的已有的知识和理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有可能升华出术语学的新概念、新原理、新学说、新假说。美国科学哲学家M.W.Wartosky认为：“从科学是思维的一种理性体系的程度上说,科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理论。”中国新的术语理论,将武装中国术语学派,而这个学派又将推进中国术语理论的建设。我们急切地期盼着世界第五个术语学派在中国诞生。     

Aristotle’s Difficult Relationship With Modern Economic Theory

This paper reviews Aristotle’s problematic relationship with modern economic theory. It argues that in terms of valu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ory, Aristotle should probably be seen as a precursor to neither classical nor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ought. Indeed, there are strong arguments to be made that Aristotle’s views are completely at odds with all modern economic theory, since, among other things, he was not necessarily concerned with flexible market prices, opposed the use of money to acquire more money, and did not think that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human activity were generally beneficial. The paper argues however, that this interpretation goes too far. The Benthamite neoclassical theory of choice can be seen as a dumbing down of Aristotle’s theory, applicable to animals, not humans. Adam Smith and Karl Marx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Aristotle’s work and both started their main economic works with Aristotle: Smith ultimately rejecting, and Marx ultimately developing Aristotle’s views of the use of money to acquire more money. Possibiliti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 new Aristotelian Economics are explored.     

关于大型科研仪器共享问题的一个产权理论解释

大型科研仪器的共享问题是我国科技资源配置和管理工作中面临的重要问题,现有研究和对策主要集中于促进共享理念的传播、加强共享效率的考核以及仪器中心等共享机制的建设方面,但对于为什么存在共享障碍等基本问题缺少关注。本文以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为基础,从大型科研仪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现实出发,探讨了当前我国仪器共享中存在的利益冲突和机制障碍。在此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提出从仪器资助体制出发解决仪器共享问题的新思路。     

试论中国传统农学理论中的“人”

中国古代农学家在探讨农业技术的同时,始终要考虑人的因素。他们认为,天、地、人三才之中,人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因素,而人的因素又是由“人和”及“人力”构成,人和需要靠道德来维系,人力又包括智力和体力两个部分,于是三才中的人又可分解为德、智、体三个方面。传统农学理论中有关“人”的论述方面,虽然认识到了“智力”或“知识”的作用,但尊重知识并没有成为一种社会的共识。重体轻脑、重德轻艺的片面认识,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强化了体力和道德的作用。     

"经济"的知识论与目的论--经济学与经济哲学的区别

经济是一种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和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的统一，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仅仅把经济看成是一种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由此建立了一种知识论的经济体系。而马克思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揭示出经济实践的本质，邓经济实践同时作为一种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认识和建立一种全面的经济概念，是当代经济哲学的任务之所在。     

指南针理论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

指南针产生以后,中国学者对指南针之所以能够指南,从理论上做过探讨.这些探讨大都是从阴阳五行学说出发,结合当时人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而展开的.万历年间,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西方的指南针理论、地球学说以及相关的科技知识,在这些知识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开始从新的视角探讨指南针理论问题.在这些探讨中,阴阳五行的作用淡化了,而从力学角度做的分析却增加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在传教士中,南怀仁的指南针理论最为系统,但他的理论仍然局限在古代科学的范围,并非吉尔伯特的磁学理论.南怀仁的理论在中国影响深远,直到19世纪中叶,仍有中国学者用南怀仁理论解释指南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