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桂词派”辨

临桂词派是晚清重要的词学流派，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其有着不同的说法，有称之为“疆村派”者，有将其归为“常州词派”者。其实，无论在词学理论还是成员组织上王鹏运都是该词派的领袖，所谓的“疆村派”只是临桂词派在后期的衍变；临桂词派在词学主张上与常州词派已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可归为一派。     

试论夏承焘对常州词派的研究

夏承焘在有限的清词研究文论中,以研究常州词派为最。他所研究的常州词派,以讨论张惠言、周济、陈廷焯和谭献等主要词家词论方面的内容为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描绘出了常州词派的基本情况,客观地评价了该派主要理论建树的得失,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夏承焘的词学思想。     

嘉道时期常州词派的组织形态

某个文学流派在诞生之初的组织形态、存在面貌对该派文学风尚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在常州词派形成过程中，师徒传承是该派词学思想得以发扬和延续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将词人联结起来的重要纽带之一；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友朋之间的交往切磋，它从内部和外部共同影响着常州词派的形成和发展，甚至为常州词派的未来衍变埋下了具有预示性的因素。     

俞陛云词学思想初探

俞陛云论词主常州派,一是由于"词为小道"的观念让祖父忽视了在这方面的教育,二是由于清末常州派在词坛的绝对统治地位,使得俞陛云在词学主张上与其祖背道而驰。陛云以寄托说词,重视词的思想内容,同时亦重视词的艺术特性;虽接受常州派论词主张,却又不受门户所限,能较为公正地面对批评对象。     

郑文焯词对姜夔词的接受——以《樵风乐府》为例

南宋词人姜夔的词在清代的命运可谓非比寻常,先由浙西词派的推尊,形成“家白石而户玉田”的盛况。而后的常州词派则对其大加贬斥。郑文焯是常州词派后期“变革型”的一位词人,他变革的其中一点就是学习姜夔的词。其词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艺术特色,均可见对姜夔词的接受之迹。     

陈锐词学思想研究——兼谈晚清民国词坛对柳永词的接受

陈锐词学思想与常州词派词学理念迥异,其推尊柳永,重字句、协韵与守律,且填词较好地实践其理论主张。不惟如此,柳永词谱之功与婉约风格受到陈廷焯、郑文焯、刘熙载、王国维以及朱祖谋等词学家的青睐,反映了柳词经过清初、中叶传播的沉寂之后于晚清民国再次进入词学家的接受视野,亦体现了晚清民国词学思想的兼容并包。     

选词范式的构建：苏辛与周柳并举——以《天籁轩词选》选词为例

历代词选操政者皆以独尊一家为主,有利于实践词人的词学主张,但不利于后世词学爱好者多样化的词学需求。叶申芗针对词坛选词弊病编纂《天籁轩词选》,以兼收并蓄之心意在调和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全面展示了两宋词学的面貌,在建构其词选范式时苏辛与周柳并举,实现了词选合流的局面。     

论道光时期的浙派词学

道光年同,浙派在江浙词坛继续沃跃着,但时代的动荡剧变使浙派词人在词学在观上呈分化的趋势,一方面,以戈载为代表的吴中词派,依然鼓吹审声守律,持守清空雅正的审美观念;另一方面,以孙麟趾为代表的浙派追随着,在摸索变革浙派词学的最佳出路,呈现着向常州词学靠拢的态势,而常州词派的后继者－－董士锡、宋翔凤、周济,也在不断修正张惠言选词太严和论词拘泥于比兴的审美偏向,在坚持尚意的宗旨下吸纳了浙派词学重格的合理成分,试图为人们设计一条最佳的学词路径,这标志着浙派词学和常州词学由对立趋向融合。     

试论清末常州词派词论的文化自救意识

身居清王朝危机和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交叉点上，清末常州派词人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自救意识。尤其表现在词这一领域里，即极力将词纳入儒家文化的轨道，使之成为儒家文化自救的一种载体。它既有一定的学术渊源，又有自身的特点，并通过一系列有目的的理论引导来实现。它有增加词参与现实的力度与深度的一面，但毕竟是一朵行将枯萎的末世之花绝望中的自我挣扎，无法完成自身所属文化的更新。     

张惠言与周济词论之比较

张惠言、周济是清代常州词派的两位代表。张氏标举风雅比兴、力矫浙派弊习,开派基于前;周氏起为再传、主寄托、创词统、纠偏失、阐幽微、发扬光大于后。然二家词论实同中存异,精粗有别。在其理论的三大支点,即“尊词体”、“崇比兴”、“区正变”上,张氏创说,然未免矫枉过正,容有未密;周氏取其精华,纠其偏颇,后出转精,但仍有值得商榷处。其理论核心“有寄托入,无寄托出”不可视为唯一标准,其词统说与其理论亦有相矛盾处。但总体上看,二家词论各具真知,不乏灼见,应予关注。     

临桂龙氏父子与晚清词坛

龙启瑞、龙继栋父子在晚清词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启瑞词工于小令,其词善于表达士大夫的闲雅生活,温婉蕴藉,自然清妙。继栋词秉承家学又有所变化,表现为小令与其父风格相似,慢词则将身世之感融入伤春悲秋之中,沉着苍凉;部分词更以气势胜,奇情四溢;善于用典,语言琢炼工致。龙氏父子词能独立于常州词派的牢笼之外,又与晚清临桂词派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于湖词在清代的传播

考察于湖词在后世的传播。对了解南宋初期词坛豪放词代表词人．以及后世词家对词学风貌介于苏、辛词之间词作的审美喜好有着重要意义。清初词家着眼于湖词的艺术个性，喜其典雅。常州词派崛起后，干湖词以其爱国精神扩大了它在清代的影响。晚清词家喜将于湖、稼轩并论。我们今天以张孝祥为南宋名家的印象主要得之干清代中晚期词家对于湖词的品评。     

论花间与苏辛对文廷式词学思想之影响——文廷式词学渊源探论之一

文廷式词风学步苏辛,追模花间,词论观戛戛独造,不主故常,在常州词派影响的晚清词坛上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创作实践和词学思想特色的形成是其性情才力过人,学识修养深厚,能转益多师而又不拘一格、自辟蹊径的结果。其词作能远绍花间、东坡及稼轩,受其影响,确实具有花间与苏辛之神韵。     

历代词论中的东坡论

历代词论中对于苏东坡词的评价，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审美观照发展历程的一束折影。两宋时期，由持论各异到褒扬之声占主流地位；南宋末暨金源、显露出词派论评端倪，有“豪放”并驾“婉约”曲体拓宽词作发展创造空间的理论见解，昭示苏词“以诗为词”创造意义；发展到明清，在偏重词派评论的基础上，步入“正”、“变”论辩，与诗、骚传统内在沟通，揭示出东坡词儒化的现实意义。“东坡词论”绵延数百年，日趋切要，既要苏词本身的意义决定，更反映出文学审美历史形成的 漫长曲折，我们的民族同样富有理论思维的审美创造能力。     

论词的寄托

寄托，又叫寄寓，是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法。寄托是对文章的整个内容而言的，它带有比喻，象征的性质。“言在于此，意在于彼”，写的看似平常的题材、普遍性的问题，寄托的却是深厚的社会人生的重大旨意。小说、散文、戏劂、诗歌都多有这种作法。词也很讲究这种作法。清代常州词派的代表人物张惠言提出词要“感物而发，触类条畅，各有所归”(《词选序》)，     

“越中派”名称之辩及其与“吴江派”关系

援引王骥德“吾越故有词派”为越中派立论有待商榷。从地域、理论这两个角度看,“越中曲派”并不具备成为一个独立流派的条件;从理论主张、内容取向两方面看,不宜将越中曲家作为“吴江派”的对立面树立;越中曲家与“吴江派”曲家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新月派诗与婉约派词

新月派的诗打破词的固定形式，吸收了婉约词的音乐旋律的美；又把“花间词”的绸缪婉转与反封建的时代精神糅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新的东方情调。新月派的诗受婉约词的影响是综合性的：通过不着痕迹地消化吸收词的优点，使新诗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中，使诗艺趋向成熟。新月派诗的艺术实践，标志着中国新诗开始理性地对待民族传统，从时代高度综合中国古典诗词和西方诗歌的优点，为新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中国古典词论中的东坡论

中国古典词论中对于苏东坡词的评价,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审美观照发展历程的一束折影。两宋时期,由持论各异到褒扬之声占主流地位;南宋末暨金源,显露出词派论评端倪,有“豪放”并驾“婉约”曲体,拓宽词作发展创造空间的理论见解,昭示苏词“以诗为词”的创造意义：发展到明清,在偏重词派论评的基础上,步入“正”、“变”论辩,与诗骚传统的内在沟通,揭示出东坡词儒化的现实意义。东坡论绵延数百年,日趋切要,既是苏词本身的意义决定,更反映出文学审美观念历史形成的漫长曲折,以及我们民族富有理论思维的审美创造力。     

评谭献的词论

清代中叶以后,常州词派兴起,其间有不少词人、词论家创意立说,广为推衍:张惠言(1761——1802)首倡“意内言外”说,周济(1781——1839)发为“寄托出入”说,谭献(1830——1901)衍为“比兴柔厚”说,陈廷焯(1853——1892)有“沉郁”之说,况周颐(1859——1926)申:“重、拙、大”说,等等。他们以比兴说词、作词、强调词的思想内容,因而代替浙派,主盟词坛,影响及于晚清以远。     

关于词学批评研究的若干理解与思考

词学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它是一个包括词源、词乐、词调、词律以及词人、词籍、词论、词派、词史等众多内容的广泛、复杂而相对严密的学术体系，词学批评的概念虽为后起，但具体实践在词坛形成之日已萌动，而批评的精神、理念随着词学的发展也不断传递和积淀，词学批语研究作为对批语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更应注重它的科学性，以当代意识和历史实感来凸现词学批语研究的科学性，深入研究宋代的词学批评，将大有裨益于我们对后世及整个词学批评史的体认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