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宗教与迷信的互融共生性特征——以鲁西南两村信仰事象为研究个案

文章通过对鲁西南两村民间信仰的具体调查个案，对宗教和迷信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定位。在中国汉族地区，人为宗教和祭祀类迷信在本质上具有相通互融、共生共存的特征，其区别也仅仅是就其形式而言的。     

试论明朝宗教迷信风俗中的体育活动

宗教迷信是中国古代民俗文化中的一股主流。其中汇聚了形形色色的神拜活动。这些神拜迷信活动与古代不少民间体育活动有紧密的关系，而这一点在明朝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古代体育舞蹈的演变及其特性

由于我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统治时间较长 ,奴隶主与封建帝王对娱乐的重视和追求 ,加之我国民间宗教迷信色彩较浓 ,一些体育活动往往以“舞”的形式供统治阶级娱乐消遣以及在民间作为一种宗教祭祀活动。在此基础上 ,一些与军事、格斗有关的体育运动也渐渐被软化 ,我国古代体育运动总体上有向表演性、非竞技性形式发展的趋势     

象征与联结:民俗活动对传统与现实的表达——以赣南寻乌汶口村的迎故事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各样曾被国家“管制”的民俗逐步重新活跃于民间社会.曾经被当成“四旧”的许多传统文化在现实需要的召唤下得以解禁.国家需要征用曾被当做“迷信”而摒弃的民间活动或仪式,重新“填充”文化内涵.同时,民间社会也需要将国家以象征符号的形式内置到自身文化体系中,借助官方力量来整合资源.由此,一个与官方文化既保持一定距离又保持适当接触的民间文化又活跃在世人面前,我们可以从民俗活动变化中感受到国家的在场,也可以在国家与民间的关系中体察到民间的智慧,国家象征性的出现以及实体性地与民间联结,民俗活动在传统与现实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朝鲜族的岁时节庆习俗

朝鲜族有许多传统的民间节日,其内容丰富多彩,独具民族特色。在历史的进程中,一些宗教意味及迷信色彩已经不见,代之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新风俗,新节日,尤其是老人节的确立,使这个民族的敬老习俗进一步发扬光大,起到了良好的移风易俗的作用。     

民间风水信仰与传统司法——基于“刁讼陈仲垣、陈杰二杖”案的考察

由于迷信风水而导致的民间纠纷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同时也是传统司法中一类不可忽视的特殊案件。＂刁讼陈仲垣、陈杰二杖＂案系明代《盟水斋存牍》中记载的一个典型的风水诉讼案件。分析其诉讼双方的利益分歧和诉求,以及官员的审理过程,对于探究传统社会中百姓的生活常识和内心信仰,以及这些观念是如何影响司法案件的审判,司法官员对民间的风水禁忌这一案外社会现实又有着何种见解与认同,有积极意义。     

黑色怪圈--农村因迷信引发安全事故透视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广阔农村焕发出勃勃生机,但形形色色的封建迷信活动也日趋严重。尤其是每逢农历的7月份,更是民间祭祖,迷信盛行的高峰时节,神汉,巫婆,算命,风水先生活动猖獗,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讲文明,树新风的和谐社会大环境里形成了畸形的“黑色怪圈”。乱费钱财烧“月半”每年农历的7月1日至10日,为“烧月半”日,也称“七月半”。是民间奠祖和亡者的一种封     

上帝教对太平天国的消极作用

洪秀全利用上帝教借以发动组织农民起义。作为一种宗教迷信 ,上帝教的消极作用是明显的、严重的 ,其一神论的教义不利于吸引更广泛的阶层加入反清斗争行列 ;其迷信方式成为领导人争权夺利的工具 ;其迷信信仰使领导人脱离现实、脱离群众、思想僵化。宗教迷信是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代的两种自然观与科学发展的关系

范文澜同志在其所著《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三章第十节中曾说:“东汉盛行迷信思想,和它作斗争的科学知识表现出光辉的成就。”我们知道,在东汉时候,佛教刚刚传入,道教刚刚产生,上古所传下来的巫术迷信已经没有多大势力;当时所盛行的迷信,主要是谶纬迷信。谶纬迷信是以自然现象比附人事为君权神授说教的“天人感应”的中古迷信之一种。“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是在西汉形成的,它是迷信思想,但却比一般的迷信思想有较强的理论性,从而也有更大的迷惑性。由于其立论的出发点是以自然现象比附人事,我们就不妨把它看作当时的一种自然观,它与那种坚持从自然界的本来     

迷信又回来了

迷信本是起源于蒙昧无知的年代。在19世纪末,特别是当大众教育普及之后,人们一度相信,迷信将随着社会的进步销声匿迹。那么,生活在现代理性社会里的人,为什么会重新陷入迷信之中呢?如果我们向社会学家寻求答案,大多数人会告诉你,人类的种种迷信行为,都可以顺藤摸瓜归结到大致相似的根源,即迷信者希望“在一个充满焦虑不定的社会里找到精神寄托”。     

祖先祭祀中的亲族原理和佛教元素——以宁波市象山县为例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农村,清明节、中元节和冬至等,村民会在家宅、寺庙和村内空地举行各种祭祖活动。从他们的祭祖活动中,可以看到各种佛教元素。如在墓前焚烧念诵有佛经的"经",在寺院和庙宇举办放焰口、放蒙山等佛教仪轨以超度祖先。通过列举在尼庵、家宅、村内等不同场合举行的祭祖活动,从而揭示当代浙江农村汉民族父系血统观念的实际运作及其变化,并以超度、轮回等概念为着眼点,分析佛教对乡村祭祖活动的影响。     

萨满火神与华夏崇火——中国文化的区域差异

从古人对火的认识、崇拜形式，及其产生的原因等几方面，分析北方信奉萨满教各民族与炎黄后裔对火神崇拜的异同，指出萨满火神崇拜的区域性特点，证明萨满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典型的东北黑土地文化。     

壮族服饰文化中的信仰内涵探析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壮族服饰是壮族文化的活的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民间信仰内涵,如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等。透过壮族服饰,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壮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及宗教信仰传统意识。     

崇石行为的传统文化心理解析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石头崇拜是一种常见的社会行为。这种行为表现了国人潜在的依赖自然、崇拜生育、敬仰神灵、迷信巫术、向往永恒、注重修身和坚守个性的社会文化心理。     

从《乐昌扶氏族谱》看清代乐昌的祭祖传统

扶氏于明永乐朝迁入乐昌，自康熙初开始，他们开始整顿祭典，对失祭之先祖恢复祭典，对缺失祭产的凑集田产立祭，对附祭者实行分祭；以膳田为祭田、为己设祭渐成风习。至乾隆朝后期，扶氏的祭典已基本恢复。扶氏的例子，展现了宗族祭祖习俗具体而复杂的面相。     

壮族与蒙古族崇牛习俗的比较研究

壮族与蒙古族 ,虽然有着同样的敬牛、爱牛习俗 ,却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和渊源 ,这是他们不同的思想观念、地理环境 ,以及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所致。     

超人力因素的多元审视--清代白话公案小说中怪异文化现象探略

清代白话公案小说大量描写清官依靠鬼魂告状、神灵托梦、实物暗示指点等种种神秘手段破案。这种超人力因素根据来源和职能,可以大致分为三大类,即由自然崇拜而演化成的自然神,由灵魂崇拜而演化成的人鬼、人神,由社会力量崇拜而演化成的社会神。     

文化视野中的《诗经》祭祀诗研究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内容十分广泛。其中祭祀性质的诗歌以其本身所具有的浓郁的宗教气息和鲜明的思想特征而自成一类,体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诗经》中的祭祀诗所表达的内容有祭祀山川、祭祀农神等,但更多的是祭祀祖先的篇章。其突出的特点是浓厚的宗教观念与鲜明的政治目的,及对祖先、神灵的模糊刻画。展示的是人在回顾中追寻远祖的根源,将传统化为生存本领的一种精神努力。     

红山诸文化"神鸟"崇拜与萨满"鸟神"

鸟崇拜是人类原始图腾崇拜的普遍形式.距今8000～5000年的红山诸文化曾经有过十分发达的“神鸟“崇拜.在考古发现的遗物中有许多各类鸟形纹样、鸟形雕塑和以石、陶、泥、木、玉等材质制成的鸟形器和佩饰物.鸟是北方诸族萨满的主神或主要保护神,在北方古代游牧民族中鸟崇拜和鸟祖神话十分流行.红山诸文化的“神鸟“崇拜与北方民族的“鸟神“崇拜,特别是萨满“鸟神“有诸多相似之处.     

后稷神话与西周郊祀的起源

后稷是周人传说中发明农业的文化英雄,后稷神话体现了高襟崇拜、社稷崇拜、始祖崇拜等郊祀制度的基本类型。后稷的感生神话孕含了原始农业祭时代的高襟求子秘仪;姜媚、后稷之得名与原始祭祀中的农业神话关联很深,成为社稷崇拜的对象;气候对农业的影响至为密切,后稷又被尊为“天官”、“灵星”以配上帝;在武王伐商之后,后稷由周人庙祭的始祖而成为郊祀对象,与祖先仪式性的沟通成了国家宗教的中心。周人赋予后稷的诸多宗教功能用来证明王权来源之神圣性及统治的合法性,这一点在出土儒家文献中有简要的阐明。后稷神话与仪式已经孕含了后世国家祭祀礼仪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