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省身在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张奠宙、王善平著《陈省身传》补正

张奠宙、王善平著《陈省身传》是迄今最为全面地介绍陈省身生平事迹与学术活动的一部重要著作。这篇补正考察了1946年至1948年间陈省身与清华大学之间的关系、活动及其在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工作计划和对邀请外尔访华所做的努力等该书语焉不详或并未提及的史事，并匡正书中的几处舛错。陈省身1946年由美国回国后虽选择到中央研究院工作，但仍为清华大学做出一定的贡献。陈省身作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实际负责人竭力推动该所的发展．但他的工作计划并耒完全实施。     

美国电影《洛杉矶之战》

剧情：不用等到2012年打造诺亚方舟,世界末日已经提前到来。早在196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广场上空的飞碟,到1983年在首尔发现的不明飞行物。再到1991年伦敦飞机场上令人担忧的未知黑影,这些无法解释的“天外来客”用了几十年时间逐渐踏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包括法国、德国和中国等等,人们虽然无法忽视这些警示。却始终不知该采取何等措施应对。     

栗山茂久著《人体表象及希腊、中国医学之趋异》

比较研究一直是研究不同文化的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通过比较,我们不但对别人的文化而且对自己的文化将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更进一步,我们很可能获得对事物的新见解,重新审视我们思维的方式,从而达到认识世界的更高水平。这是栗山茂久（Ｓｈｉｇｅ－ｈｉｓａ Ｋｕｒｉｙａｍａ）在进行希腊①与中国古代对人体认识的比较研究时所抱有的学术信念［１］。 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体,关于人体的认识是比较医学研究的关键。但人体并不是简单的物体对象,关于人体的概念,人体的活动,手之所触,目之所视,人体自我的表达,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不同…     

《管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之宗

在浩瀚的中华古籍海洋里,分布着无数个科技文化绿洲,最引人注目的首推《管子》;西方哲人李约瑟,就是读着《管子》步人中华科技文化殿堂、进而首创《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无疑,《管子》堪称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之宗。     

权力运作下的自由科学--《凝视之爱》对福柯的读解

福柯的《临床医学的诞生》于1963年首次出版,其时正是他出版《古典时代癫狂的历史》(1961年)和《词与物》(1966年)这两部重要著作之间,因而该书代表了福柯心路历程的承上启下阶段。如果要了解福柯的知识社会学思想,那么从研究他的《临床医学的诞生》入手,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临床医学的诞生》是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大约50年中欧洲医学领域变化的历史考察。与科学史研究中根深蒂固的那种以连续性、因果性和目的论为特征的“思想史”传统不同,福柯采取的是一种“考古学”研究方法。这种研究的特点是:关注各种论著、作品和报告等材料…     

《科学的中国》与中国近代科学传播

20世纪30年代科学化运动是由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组织发起的中国近代一场深刻的民众科学普及运动.<科学的中国>作为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会刊,是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喉舌和科技传播的重要刊物.<科学的中国>在传播内容和方式上都具有鲜明的特色,传播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知识,普及了公众的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的科学素养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评《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

近出张柏春君著<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1]一书,书中主旨在于考探西学东渐以来,欧洲近代科学与应用技术对17、18世纪中国测天仪器的制作和对中国天体测量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它的历史地位等等诸问题,并做了深入的研究.该书立题新颖,内容扎实,插图尤为丰富.读后略抒管见,以供参考.     

评《中国古星图》

由陈美东先生主编的《中国古星图》一书,是最近出版的中国天文学史重要著作。该书不但对中国古代星图的诞生、发展、品种、成就和在世界星图史上的地位作了综合论述,而且对以前很少开展专门研究的明代星图,作了全面、系统的专题研究,从而使该书成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研究中国古星图的传世之作。过去概略研究过的明代星图有６种,这次以《天文节候躔次全图》为重点,增加了新发现的７种明代星图,比较全面展现了明代星图发展、演变的概貌。     

献礼影片《建国大业》9月上映

庆祝新中国成立60片《建国大业》将于9月17日起在内地和港台陆续上映。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

披露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的情况，对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决议举行院士选举的背景、选举规程的制定及其条文、院士候选人的提名及其审查等进行简要介绍和分析．探讨选举成功的原因及其在中国现代科学建制化历程中的重要性。指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科学界趋于成熟，已产生一批学术精英；在此基础上，评议会与选举筹备会做出了有效的制度安排，而且大多数评议员遵守科学规范、重视学术标准，并将民主原则贯彻于选举的始终。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是现代中国学术界自主选举学术精英的典范。此届院士的选出是中国现代科学建制化历程开始步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     

1940年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员的选举

1940年举行的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员的选举,是该院首届评议会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主持的评议会的改选活动.文章主要基于档案资料,对这次选举的酝酿、筹备和进行过程以及影响等进行了论述和分析.选举之前,评议会以<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条例>为基础,制定了较为周密而民主的选举规程,做了充分的筹备工作.国立高校教授和推选委员会选举评议员候选人后,评议会严格按照选举规程和评议员资格对当选候选人进行了资格审查和决选.这次选举要较首届评议员的选举有明显的改进,对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的成功举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中央研究院学术体制的建设进程中,它是一个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重要环节.     

20世纪40年代在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流产的原子科学研究

有关档案显示，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美国制成原子弹的激发下，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为发展我国的原子科学研究做出了一些努力。其艰难之状和最终流产，值得回味。     

学术、人格与纳税人的钱

学术论著的创新性本质与学术造假、学术不端、学术腐败行为在本质上水火不容;由于官、权、钱、名、利的介入,在我国学术界中,官场、商场、学场已无分别,学术环境已颓废到了极其不堪的境地,原本崇尚人格塑造、学术至上的大学精神的神圣光环已经不再;面对中国的钱财控制,包括用于教育和学术研究的经费控制,纳税人处于最无奈之境地,这既是一种制度设计的缺陷,也是一种民主意识的缺乏,更是一种国民素质的悲哀.     

信息的意义指涉与信息社会人类的命运

目前人类社会已经呈现出信息社会的雏形,信息成为影响世界建构的一种新型力量,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立在特定技术基础上的信息,生产出一个自我指涉的意义系统,控制了作为社会交往基础的符号体系和形式结构,形成社会交往障碍,造成了交往中社会意义的缺失。这种借助技术手段的社会交往使得社会沦为词语装配的机器,而人成为世界中被技术和信息操纵的客体与“他者”。     

汤若望与中国近代科学的历史命运

引进西方科学是中国科学迈向近代化的现实途径.作为输入西方科学的使者,耶稣会士为实现这一途径提供了可能.本文以耶稣会士汤若望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的经历为例,探讨了明清之际近代科学在中国发展的命运,指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缓慢的三个社会原因:夷夏之防文化传统的排斥、王权至上封建制度的扼杀和工具主义科学价值观的局限.     

宋代皇祜浑仪在元代命运如何?

通过对史料的分析,证明了皇祜浑仪在北宋灭亡时被金国掠取,后被蒙古汗国所获,并一直得到元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精心保护.蒙古汗国时期和元朝政府动用国库黄金对浑仪进行修饰,在中国科技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西芒托学院——欧洲近代科学建制的开端

西芒托学院在美第奇家族的支助下,院士们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这标志着新的科学从业方式的诞生。院士们把重复已经实现了的实验和探索新知的实验置于学院实践活动的重要位置,并利用制造的新仪器对自然现象进行重新再现,从而促使机械论新自然观的形成。院士们的实践活动不但对认知目标负责同时也对社会目标负责,这又标志着科学研究开始走上了伦理化的轨道。西芒托学院的制度化模式后来成为伦敦皇家学会和巴黎皇家科学院科学建制的范本。     

现代文化技术的本质与特征

继科学与人文在精神领域的融合之后,20世纪中后期,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开始与技术联姻,一个全新的文化技术时代也随之来临,其间不仅产生了新的经济形态,也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全新的文化世界.然而与文化联姻的技术依然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对以文化为依托和阵营的社会人文精神和文化竞争力同时起着正负双重作用.所以,除了要在充分掌握其特点的基础之上用其利,还要理性地预见到文化技术对时代与社会发展的负效应,把握好文化技术的应用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