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仪式的统一与变异:以广东与香港太平醮为例

广东与香港乡村太平醮的比较的结果反映出民间仪式既有多变性也有同一性。变异性主要表现在仪节名称、仪节的具体操作方式和某些纯地方性仪式不同,同一性表现在具有基本相同的来自道教正统的仪式结构和基本相似的地方仪式结构,显示出民间既重视在太平醮中加入地方的表达方式也重视整体仪式符号的规范性。这样,太平醮作为一种集体仪式既表达了地方文化需求,也表达了对中华文化整体的认同。     

白族本主祭祀仪式象征意义的阐释

本主崇拜是白族的民间信仰。本主祭礼仪式是白族本主崇拜中最活跃并最具符号意义的元素，是白族文化的特殊形态，在文化人类学中有重要研究价值。探讨本主祭礼仪式的象征体系。对准确理解本主崇拜的宗教意义，全面了解白族的民族文化有着重要作用。     

解读仪式中的象征符号

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是人类学中仪式与象征方面研究的代表作,作者指出仪式中的象征符号有三个特点。文章从仪式象征符号的三个特点：浓缩性、符号的统一性、意义的两极性阐释作者的一些观点。     

试析广西平果壮族师公受戒仪式的特点

受戒对于一个师公而言,是他从一个普通百姓变为神职人员的转折点。每个地方的师公受戒仪式还是有其独特性所在的。广西平果壮族师公受戒仪式的特点主要有：参与仪式的神职人员众多;仪式的步骤较多、内容丰富、地方色彩浓厚;仪式里有很多道教的因素;仪式的观赏性强,观看仪式的群众受教化的可能性大。我们只有充分研究各地民间宗教的仪式,把它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和立足点才能把民间宗教研究推向纵深处。     

广告符号对消费仪式的构建

本文将文化研究中＂仪式＂的概念用到消费行为之中,将消费仪式定义为：人们在消费中所遵循的一种以象征物、仪式脚本、扮演角色和观众为主要构成的有连贯性的行为。从而提出消费仪式的构建所需要的五个步骤,最后提出广告符号在构建消费仪式中的重要作用：它将产品变成象征物、唤起或强化消费者角色扮演的欲望、提供仪式脚本、吸引观众并将仪式固定化。     

论民间仪式与村落时空

以安徽贵池的傩戏等地方仪式为田野调查对象,通过对地方社会的节庆、仪式活动的历史考察和实地调查,论述了传统社会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时间和空间制度,以及民间的仪式活动在对地方时空制度的塑造中怎样发挥不可替代的象征作用.     

云南新平花腰傣花街节仪式的深层解读

对一个仪式进行整体观的研究,不仅要关注仪式文本,而且要重点分析仪式所面临的社会情景及其意义表达,甚至还应该对仪式特点进行归纳和总结。花街节仪式就是在当时社会情景下的一个集多重意义的民间仪式,它完整地体现出了仪式所具有的模糊性、虚实性、简约性、矛盾性等特点,充分彰显出仪式二元对立、模棱两可、和谐冲突的核心理论体系。     

符号与象征:庄河正月十五"点属"的仪式解读

"点属"意为"点燃属相灯",是辽宁庄河在正月十五进行的特色民俗活动.其起源于胶东地区,随闯关东移民进入辽东,并在庄河得以保存发展.以符号人类学的视角观之,"点属"实际上可视为一种仪式.该仪式可为四个部分——制作、放置、点燃和预兆观察.在每一部分中,都有大量的符号应用,其中的核心符号即为属相灯.正是通过这些符号对不同意义的联合象征,"点属"仪式表达了民众对生活顺遂平安的祈愿.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点属"仪式的象征性也面临着冲击和崩解的风险.     

修武薛氏祭祖仪式考察

修武郇封镇郇封村薛氏后裔每年农历八月初三祭祀其始祖薛澍，整个仪式分为行上香礼、行一献礼、行连献礼、行三献礼、行轮献礼等几大项，气氛庄重肃穆，仪程严谨规范。祭祀仪式中薛澍及其夫人窦氏的神主（牌位）和画像作为象征符号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合族祭祀中体现着祖先崇拜的集体无意识；保留了汉族祭祀的完整仪式，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象征与联结:民俗活动对传统与现实的表达——以赣南寻乌汶口村的迎故事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各样曾被国家“管制”的民俗逐步重新活跃于民间社会.曾经被当成“四旧”的许多传统文化在现实需要的召唤下得以解禁.国家需要征用曾被当做“迷信”而摒弃的民间活动或仪式,重新“填充”文化内涵.同时,民间社会也需要将国家以象征符号的形式内置到自身文化体系中,借助官方力量来整合资源.由此,一个与官方文化既保持一定距离又保持适当接触的民间文化又活跃在世人面前,我们可以从民俗活动变化中感受到国家的在场,也可以在国家与民间的关系中体察到民间的智慧,国家象征性的出现以及实体性地与民间联结,民俗活动在传统与现实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从瓷器到窑洞的艺术——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二十三

从景德镇民窑技艺到陕北窑洞民间艺术 ,方李莉博士关注的是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价值取向。传统社区的民间艺术常常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民间习俗紧密相联系 ,通过各种艺术资料 ,艺术人类学者可以推知一个社会表象的特点 ,认识艺术在不同社会中的本质意义 ,从而达到人类学文化分析的目的。     

文化生态视野下的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保护

良好的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生态,是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与自然、社会能够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文化生存状态.基于文化生态的观念,我国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保护应当坚持科学、包容、普适性与针对性相结合的原则,开展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生态保护教育,从静态的文化保护转向动态的生态开发,加强立法,建立民间体育文化生态保护区.     

三峡库区土家族传统民俗的价值探讨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许多传统民俗仍具有不可替代的现代价值,包括促进经济发展、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构建和谐社会、传承历史文化、承继传统美德以及保护民间艺术等。在三峡库区众多的民族中,土家族人数最多。在漫长的历史中,土家族人创造了极为丰富的传统民俗,如果对其进行开发,可以对三峡库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现代语境中科技与传统民族工艺的融合发展

科技与社会生产生活各方面的融合发展,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作为传统民族社会文化外显符号之一的民族工艺,在现代化、城镇化进程迅速推进的环境中,也突出了其适应现代市场、满足大众需求、成为文化消费品的转变趋势。与科技、融合发展,是传统民族工艺进入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当下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平台构建和模式创新。     

论福建民间宗教信仰与和谐社会之构建

通过田野调查，对民间宗教信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考察，指出民间宗教信仰文化所倡导的忠孝仁义、好善乐施、克己利他、赏善罚恶等优秀传统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且其以积极主动、正面的姿态融入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之中，以对国家各种政策法规的遵守、宣传和配合，维系社区秩序，融洽乡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加强两岸交流，搭建和平桥梁等实际行动证明了民间宗教信仰是构建和谐社会、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有益和必要的补充。     

《呼兰河传》与《边城》民俗描写之比较

《呼兰河传》和《边城》是两篇具有民俗特色的现代小说。无论是萧红对东北呼兰农村沉滞、落后社会的现实描写,还是沈从文对湘西社会优美、自然、恬淡的田园生活的浪漫抒情,他们均以独特的民俗视角,选择截然不同的民俗事项进行描写,直视国民精神领域,不仅展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而且都较好地实现了各自的创作理想。     

文化生态视域民族传统体育的生态变迁与应对

通过文献资料、实践观察等研究方法基于文化生态的视野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生态变迁进行了分析,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在生存体系上面临着现代社会取代农耕基础,城市化进程引致空间肢解与压缩,传统延袭遭遇现代传播,西方现代体育大行其道的外来冲击等生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首先要确证民族传统体育的时代价值,在确证价值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保护民俗体育环境、打造民俗体育生态圈;创新民族传统体育方式、唤起民俗体育活力（包括休闲化、竞技化和传播化的创新）;突破固有认知、提升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觉等路径以更好的保护与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对方言和民族共同语言的再认识

方言和民族共同语言是语言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两个发展过程。两者均是语言的变体 ,在人们的交际中 ,它们是传递信息、承载文化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在其存在和发展问题上 ,方言和民族共同语言的关系是辨证的 ,而不是对立的。更不是所谓的方言“干扰”和“污染”民族共同语言。它们既可并存 ,也可兼容 ,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方言是民族文化多样化的象征 ,是优秀文化的载体 ,它不断地丰富民族共同语 ;而民族共同语则促进方言不断地规范化 ,使它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方言的规范化程度越高 ,其民族或社会的统一性就越高。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不仅有利于民族文化繁荣 ,而且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统一     

从平果壮族歌圩的盛行看现代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产生了绚丽多姿、特色各异的民族民间音乐,这是我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也是世界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历史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与多元文化的形成,许多具有民族特色与地域特点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也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正逐渐萎缩或濒临消失。广西平果县在保护和传承当地壮族民歌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民族文化发展策略,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近年来当地壮族歌圩的重新盛行,给我国民族民间传统音乐文化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如何传承的问题带来了有益的启迪。     

谈民俗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世界各民族的民俗文化源源流长,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如何向世界展示翻译好本民族文化或者本民族的一些社会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及本民族特有的民俗文化,是翻译学的根本任务。详细了解其他民族的民俗文化,又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翻译给本民族的文化了解者,也是翻译工作者的最大的欣慰。本文从民俗文化、可译性及可译性限度、民俗文化的可译性限度及其调节机制四个方面进行阐述,探讨了民俗文化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同时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民俗文化的可译性限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