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科学家谈物理学名词

时值金秋季节,台湾大学物理系王亢沛教授和台湾师范大学物理系林明瑞教授来京访问,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部分委员与王教授和林教授关于物理学名词进行了座谈。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赵凯华教授介绍了大陆物理学名词审定工作的概况。他谈到物理学名词工作有悠久的历史。自从30年代初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以来就设立了物理学名词委员会,前辈物理学家艰苦的工作奠定了统一的中国汉字物理学名词的基础。半个多世纪以来,物理学名词工作断断续续,但始终坚持不懈。1974年在王竹溪先生主持下修订和增补了《物理学名词》,以适应新发展的需要。1985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后,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全面对物理学科名词进行审定。由于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基础物理名词的统一有助于其它各学科审定工作的进行,因此1988年首先审定公布了第一批物理学名词,即物理学基础名词。第二批物理学名词包括了各物理专业的词汇,不少是近10年新学科趋于成熟的词,预计明年可望完成。同时,随着近年来海峡两岸的交流增加,物理学名词工作已考虑并着手做了两岸名词的对照工作。台湾大学王亢沛教授介绍了台湾的物理学名词工作。在1980年,他们感到使用1971年编制的物理学名词已有很多“过时”了,不适用于当时的情况,着手重新修订和增补,为此成立了“物理学名词编辑委员会”。收集词条,参考了大陆的、日本的物理学名词,综合成全稿,送交台湾“国立编译馆”。由台湾各大学物理界同仁组成“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审定,王亢沛教授任委员会主任。1983－1985年每周六下午用5－6个小时逐条讨论,于1990年,公布出版了《物理学名词》。王教授说到此,大家都会心地笑了。海峡两岸的物理学名词同宗同源,乃至工作讨论的方式都相同。王教授兴奋地说,现在讨论海峡两岸统一会遇到一些障碍,但科技名词的统一应是最易做的。正如大家所说,物理是基础,第一步应是物理名词的统一。它的影响大,范围广,涉及到单位、计量、经贸活动等。建议海峡两岸物理学家坐到一起,做好物理学名词的统一工作。王教授还表示愿意去联络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物理学家,联系他们一同来做,让东南亚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都用统一的物理学名词。王教授说“这是一件好事,理应得到海峡两岸及东南亚地区的支持。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张存浩主任谈起这事,张先生表示一定积极促成这项工作。”王教授还说科技名词要统一,各个学科领域都要做,物理学应率先做出个典范来。赵凯华教授谈到大陆的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对台湾的物理学名词已做了对照工作,约有80%的词是相同的,20%的不同,不少是科学家译名上的差异,真正定名不同的是少数。物理学内横向的统一,基础还是比较好的。在讨论定名的争议中,我们已注意到台湾的定名。特别在两个定名争执不下时,参考台湾的定名,增加一方的权重而择其一。多年的名词工作也使我们认识到名词统一也有一定的难度,但工作要放眼未来,着眼于下一代。今天从其科学性、通用性上修改定名有一定困难,但从中小学课本做起,未来的统一是无疑的。台湾师范大学林明瑞教授也介绍了台湾的情况。他谈到台湾的大学课本都是英文的,而中小学课本是统一用台湾“国立编译馆”公布的科技名词,这是在法律上强制执行的。有些民间流传的俗语是不能在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正式传播媒介上使用的。如无线电移动通讯的手机,俗称“大哥大”。“大哥大”来源于黑社会的黑话,在正式场合这种称谓不应使用。台湾对统一名词的推行,还注重名词的读音。对一些社会上读白了的字,中小学有专门的“正音”内容,要严格按字典上的读音念。大家谈了双方的情况,都感到海峡两岸物理学名词统一工作有很好的基础,经过双方共同努力是能很快出成果的。这对促进海峡两岸的统一,增进两岸科学技术交流、经贸来往都将起到积极作用。最后双方约定,会后各自做准备,包括讨论的方案、方法和原则以及经费的筹集。希望明年初有个眉目,准备海峡两岸双方和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物理学家坐到一起,共同研究、讨论,为统一汉语物理学名词而努力。     

民国时期物理学名词的统一及留学生的贡献(1920—1934)

清末民初,国内物理学名词的译名非常混乱,这成为近现代物理学在中国快速传播的巨大障碍。从1920年开始,大批归国留学生为审定物理学名词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他们讨论并确定了物理学名词的翻译原则,为审定名词奠定了基础;他们先后主持了科学名词审查会物理组和物理学会名词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并陆续编订了《物理学名词(第一次审查本)》《物理学名词汇》和《物理学名词》三部词典。到1934年,在留学生的全面主导下,国内的物理学名词基本上得到了统一,西方物理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因此大大加快了。     

第二届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

本刊讯 2006年10月30日,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召开了第二届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工作会议。全国科技名词委副主任刘青、原副主任潘书祥、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杨国桢,第二届物理学名词委顾问赵凯华、主任阎守胜、副主任刘寄星等近20位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全国科技名词委审定研究室主任邬江主持。刘青、杨国桢和赵凯华先后作了会议发言,简要回顾了物理学名词审定工作成果,并对本届委员会的工作提出希望和要求。中国物理学界历来重视名词审定工作,早在1932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后就设立了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国家和民族遭受沉重灾难的年代,物理学前辈科学家们仍坚持不懈,以严谨高尚的科学风范,为统一中国物理学名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优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第一届物理学名词委先后审定了两版《物理学名词》(第一版为基础部分),自公布之日起已有10年,在物理学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本届物理学名词委将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订补充,并将积极开展海峡两岸物理学名词对照工作。随后,潘书祥原副主任代表全国科技名词委宣读了第二届物理学名词委组成名单和颁发了聘书。阎守胜主任在发言中对第一届物理学名词委各位专家的杰出工作表示感谢,并对本届委员会的前期工作做了安排。本届委员会已经建立了一个以两个月为周期的审定工作程序,可以保证审定工作稳步、高效地向前推进。本次会议对如何做好本届物理学名词委工作展开了深入讨论,并根据预定计划和会前提出的修订意见,对1996年版物理学名词部分内容进行了逐条讨论、修正和补充。 (赵伟)     

物理学名词审定工作*

全国名词委员会成立以来经过10多年艰苦漫长的工作,终于获得丰硕的成果,完成了30多个基础学科的基本词审定工作并公布出版。我们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1988年由于各学科审定的需要,首先公布了物理学基础名词,1996年再次完成了物理学领域各专业名词的审定工作,于1997年出版。回顾这12年的审定过程,深感科技名词审定工作的艰巨。漫长辛苦的工作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些公布的科技名词已经成为全国教育、新闻和出版界使用的规范词;同时,也受到全世界海外华侨和华人的欢迎,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既使当代受益,又影响深远的大事。物理学名词的汉语规范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的前辈在现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伊始就注意创建汉语的科技词汇,奠定了物理学汉语名词的基础。早在1908年,清朝的学部审查编定了《物理学语汇》,收集物理学名词约1000条,英、汉、日文并列。1920年由当时的物理学名词审查会审查、增补,编定成《物理学名词第一次审查本》,英、德、法、日、汉五种文字并列。1932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以后就设立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从此有了审定物理学名词的专设组织。同年出版由萨本栋先生编纂并广泛征求物理学工作者意见的《物理学名词汇》约4000条英、汉并列术语。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学术名词统一工作高度重视,成立了专门的统一工作委员会。经王竹溪、王淦昌、陆学善等几十位著名物理学家审查编定,于1956年出版了《物理学名词》,英、汉词条并列约9700条。由于前辈科学家的努力,形成了一整套汉字科技术语,符合我国国情,继承了我国文化千年的优良传统。应用这套科技术语,使我国成为当今能用母语讲授现代科学技术的第三世界国家,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宝库的卓越贡献。1985年物理学名词委员会成立,赵凯华教授任委员会主任,李国栋、徐锡申两位研究员任委员会副主任。聘请钱临照、马大猷、王大珩、李荫远等物理学家为顾问。在全国名词委的统一部署下,开始了全面的审定工作。考虑到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其它学科的审定需要统一的基础名词。因此决定整个物理领域的名词审定分两步进行,即先完成物理学基础名词审定,为其它学科提供“基础”,然后再审定物理学各专业领域的专业基本词。这次的审定工作是全国各个学科统一布置行动,在各个学会的支持下有上千名专家学者参加,是我国科技术语统一的极好机会。我们组织物理各专业的代表组成审定委员会,认真研究、讨论物理学名词,并两次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回收书面意见达200多份。不但在物理界展开讨论,与相关学科,如数学、力学、电子等学科亦讨论协调共同交叉使用的名词,以求得更好的规范统一。经过大家的努力,在1988年公布了《物理学名词》(基础物理部分),在1996年公布出版物理学领域各个专业的基本词,完成了大规模的物理学名词审定工作。作为一个物理工作者,我深深感到这工作十分艰辛,默默无闻,但意义重大。在此我也更加尊敬和怀念我国的物理界前辈,他们为我们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也树立了榜样。现在我简略地谈谈几十年来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几点感想和希望：(1)关于尊重规范和约定俗成的问题。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过去一些物理学名词或科学家译名常有不自洽和不统一的,一些外国同姓的科学家,甚至同一位科学家在不同学科间,甚至同一学科中译名不统一。这些情况是尊重规范？抑或约定俗成？我建议尊重规范,尽量少用约定俗成。(2)学科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协商统一。一些自然科学名词在各学科、各部门之间的不统一,有的至今还各行其是。这些情况在科学日益发展和日益沟通,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日益增多的当今是极需改变的。例如“概率”和“几率”,物理委员会与数学委员会经过协商已经得到统一。希望类似的一些问题也能尽快得到解决。(3)充分发挥汉字的特点。过去曾经有过一种看法,认为汉字有一些缺点,如难认难写等。但是现在却认识到汉字也有更多优点,如汉字具有形、声、义统一,强于拼音文字,而且计算机处理上也有其特点。从科学名词看,形声义统一的特点需要充分发挥,改变过去简单直译硬译的情况。例如,中文的“子”字,就可以规范一系列的粒子、电子、中子、核子等。在生物学中,采用“木”、“艹”、“鸟”、“鱼”等部首用于生物命名的优点就更为显著。(4)一词多义和一义多词的规范问题。过去对一些科学名词常采用外文简单直译硬译的方法,因而容易出现“一词多义”和“一义多词”的现象,例如,“极化”和“偏振”,“磁化”和“磁化强度”,至于把“磁电阻”硬译为“磁阻”,问题就更大了。现在我们采用以物理概念来定义物理名词是完全正确的,也是科学名词规范化所必需的。最后,我衷心祝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10多年来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并希望今后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能把我国汉语科技术语规范工作更深入地开展下去,建立能适应科技发展,促进科技交流的汉语科技术语完整体系。 *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发扬传统,努力做好物理学名词工作

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之际,我代表中国物理学会物理学名词委员会向大会表示祝贺,祝大会开得成功。物理学是一门基础学科。物理学名词在近代学术名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的前辈物理学家为做好物理学名词工作,进行了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现在必须认真总结他们的经验,发扬传统。继续做好物理学名词工作。     

第四届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

正2014年1月12日,第四届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召开成立大会。全国科技名词委副主任刘青,北京大学副校长高松院士,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张闯研究员等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第四届物理学名词委主任朱星主持会议,并介绍了第四届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成立情况。刘青副主任在会上指出,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物理学名词的审定尤为重要,中国物理学会一直都非常重视名词工作,     

中国早期物理学名词的审订与统一

中国科技名词的审订和统一，首先为一些来华西方人士所关注。他们在１９世纪晚期至２０世纪初进行了包括物理学名词大内的许多工作。清末学部编译审定的《物理学语汇》，明显受到来自自日本的影响。民国之后，名启审定工作由中国专家学者承担，并得到政府部门和学术组织等的支持。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国立编译馆、中国物理学会等机构，曾先后积极组织和进行物理学名词的审订。经过十余年的多次修订，译     

几个物理学名词的定名问题

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１９８８年公布了第一批物理学名词，其中选收了基础物理学部分的２４９１条基本词。１９９６年公布了第二批物理学名词，约一万条。这第二批公布的名词是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第一批名词审定的基础上，对物理学各个专业领域的基本词作了补充，并...     

《物理学名词》(第三版)正式公布

<正>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物理学名词》(第三版)于2019年3月正式公布。《物理学名词》(第三版)由第三届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完成。本次公布的名词共14 426条,内容包括:通类,力学,电磁学,光学、声学,热学、统计物理学,相对论、量子理论,原子、分子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粒子物理学,等离子体物理学,交叉学科等共11部分。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和中国物理学会共同组建了第三届物理学名词审定     

8种科技名词预公布

正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测绘学名词(第四版)、化工名词(石油炼制、煤及生物质制油部分)、电力名词(第三版)、冶金学名词(第二版)等4种科技名词自2015年11月起预公布,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第三版)、物理学名词、生物物理学名词(第二版)、宗教学名词等4种科技名词自2015年12月起预公布。8种科技名词的预公布期限均为一年。物理学名词涵盖力学、电磁、光学、声学、热学、统计物理学、相对论、量子理论、原子和分子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原子     

“大地热流”等地热学重要术语的概念与应用

大地热流是地热学乃至地球物理学中的重要术语,在地球科学中的使用频率很高。与之近似的术语包括热流、热流密度、热通量、地表热流等。文章详细介绍了大地热流的定义、目前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在第二届地球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对《地球物理学名词》修订过程中对相关术语定义所做的思考与取舍。     

由认知域解读军事术语的语义翻译路径——以air的翻译为例

军语是表达军事概念的术语,军语的认知体系不同使得军语翻译难度很大。文章以《美国军事术语解读词典》中air术语群的翻译词条为语料,从认知语义学的视角探讨军语在认知基本域中的语义翻译路径及其理据。翻译军语时,译者需明确军语的空间域、动作域和战争域三个基本认知域内语义的不同特征,继而通过语义认知域路径识别、遵循认知域规范选词、结合军事知识结构确认等步骤进行翻译。     

术语学视角下的美军军语词典研究

文章对比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近3年修订的5版《美国国防部军语及相关术语词典》中词条的更新情况,并从术语学视角,结合相关条令的出台,分析了有关电子战、网络战、太空战、战区陆军和撤退行动等词条更新的原因,论证了文章观点:军事术语的改变反映出某个特定军事领域知识的更新换代,并探讨了研究美军军事词典给予我军军语工作的重要启示.     

新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应突出时代特点和我军特色 ——以选词定词为例

新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作为鲜明反映时代特点和我军改革建设创新发展的重要军事术语集,必须跟上时代发展、跟上斗争实践、跟上改革步伐、跟上法治进程,把习近平强军思想内容作为首要选词对象,把备战打仗的相关用语作为主要选词对象,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作为基本选词对象,把新的军事法规制度表述作为常用选词对象。在选词定词过程中,应遵循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实用性、稳定性等原则,注意正确选取资料、科学遴选词目、认真归纳整理,以构建完善具有时代特点和我军特色的军语体系。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中的英文术语在“术语在线”中的收录研究

文章研究了《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简称SOLAS公约)中的英文术语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术语在线”中的收录情况。研究显示,SOLAS公约中的英文术语在“术语在线”中有收录的仅占比45.2%,说明“术语在线”与国际海事公约的接轨程度有待提升。此研究可为国际海事公约中的英文术语如何转化为中国科技术语提供参考。     

“重心”“形心”考

“重心”和“形心”是两个科学术语。它们的出现比较早,前者出现于1623年的《职方外纪》,后者出现于1627年的《奇器图说》。两个词都来自拉丁语,分别是centrum gravitatis和centro figure(或geometrica centrum)的仿译。“重心”后来还传到了日本。但“形心”一词,在《奇器图说》之后的300多年时间里,一直没有人使用。后来在1935年的一本数学名词汇编中再次出现,但它是《奇器图说》中的那个词的沿用,还是后来另行创造的,现在还不能确定。     

《天工开物》中信息型科技术语英译策略对比分析

《天工开物》中以传递科学信息为主的术语是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重要载体。文章量化描写和定性分析了85条此类信息型科技术语在其三个英译本中的翻译策略,发现李乔苹译本偏好异化,王义静、王海燕和刘迎春译本倾向于译文流畅的归化,任以都、孙守全译本的策略运用情况则介于二者之间,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译者对目标受众的定位差异。文章也借此呼吁中国古代科技术语翻译批评遵循客观描写加解释分析的路径。     

医学微生物学某些术语的汉译名称之商榷

摘要 医学微生物学存在一些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不统一。文章就沙门氏菌属、耶尔森氏菌属、埃希氏菌属、志贺氏菌属、奈瑟氏菌属、布鲁氏菌属、克雷伯氏菌属、立克次氏体属、芽孢杆菌属、枝原体属等菌属名称,肥达氏试验、革兰氏染色、革兰氏阳性菌、细菌芽孢、非典型性肺炎和SARS、“病原生物学”等微生物学术语,进行了研讨和提议。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biology)是微生物学(microbiology)的一个分支,其汉译科技术语本应与微生物学科的科技术语^[1-4]相一致,但在笔者所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经常被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不统一^[5-7]所困扰。譬如,编写《医学微生物学》教科书,为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制定医学微生物学科考试大纲以及每年参加执业医师考试命审题等,医学出版机构所要求使用的汉译科技术语经常与微生物学出版物所载名称不一致,深深体会到将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进行统一,使之标准化,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就医学微生物学某些有争议的汉译科技术语名称,与学术界同行们进行商榷。一 关于汉译名称中“氏”的正确使用汉字“氏”的使用中注明,“在学有专长的人的姓或姓名后面加‘氏’表示尊重”^[8]。微生物学中有不少为纪念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以其姓氏或姓名命名的科技术语,在细菌名称中尤为多见。^[2-7]还有不少微生物名称是以团体名称或首次发现地名命名,例如军团菌属(Legionella)、汉滩病毒(Hantaan virus)、汉城病毒(Seoul virus)、辛诺柏病毒(Sin Nombre virus)、马尔堡病毒(Marburg virus)、扎伊尔埃博拉病毒(Zaire Ebola virus)、辛德比斯病毒(Sindbis virus)等。^[2-7]基于上述理由,凡是以学者姓氏或姓名命名的微生物学科技术语,均应采用姓氏或姓名后加“氏”的汉译名称为宜。例如Salmonella是纪念美国细菌学家D.E.Salmon命名的菌属名,众所周知,Salmon(沙门)是西方人名D.E.Salmon中的家族名(family name),即相当于国人的姓,故Salmonella应汉译为沙门氏菌属^[1-6],不应译为沙门菌属^[7]。同理,Yersinia是纪念法国细菌学家A.J.E.Yersin(耶尔森)于1894年首次从鼠疫患者体内成功分离该菌而命名为耶尔森氏菌属^[2-6],也不应译为耶尔森菌属或耶氏菌属^[7]。其他还有埃希氏菌属(Escherichia)、志贺氏菌属(Shigella)、奈瑟氏菌属(Neisseria)、布鲁氏菌属(Brucella)、克雷伯氏菌属(Klebsiella)、巴斯德氏菌属(Pasteurella)、鲍特氏菌属(Bordetella)、弗朗西斯氏菌属(Francisella)、立克次氏体属(Rickettsia)、考克斯氏体属(Coxiella)、巴尔通氏体属(Bartonella)等菌属名称,肥达氏试验(Widal test ,Widal’s test)、革兰氏染色(Gram stain,Gram’s stain)、革兰氏阳性菌(Gram-positive bacteria)等术语^[1-6],均已是约定俗成且长期被广泛使用的科技术语,没有必要去掉“氏”,再启用一批新的汉译名称^[7],以免与以地名或团体名称命名的汉译术语相混淆。二 考证“细菌芽孢(bacterial spore)”bacterial spore含义为某些细菌在不利条件下,于“菌体内形成具有多层膜包绕的圆形或卵圆形小体”,形如真菌的厚膜孢子(chamydospore),且可“发芽,形成新的菌体”^[6-7],故汉译名称为细菌芽孢(bacterial spore),简称芽孢(spore)是合理的。在细菌分类中和细菌学的大量出版物中,芽孢(spore)一词已被普遍使用,例如芽孢杆菌科(Bacillaceae)、芽孢杆菌属(Bacillus)、无芽孢杆菌(nonsporing rods)、蜡样芽孢杆菌(Bacillus cereus)、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肉毒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botulinum)、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tetani)、炭疽芽孢杆菌(Bacillus anthracis)等。^[1-4,6]因此,不需要另造细菌“芽胞”一词^[5,7]之必要性。三 支原体属还是枝原体属有些医学微生物学出版物中将Mycoplasma译为支原体属^[5,7]。按照对Mycoplasma词义解释,为“没有细胞壁能形成丝状与分枝状”^[6-7]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种属,理应汉译为枝原体属(Mycoplasma)^[2-4,6],而不应汉译为支原体属^[5,7]。正如Mycobacterium因“繁殖时有分枝生长趋势”,汉译为分枝杆菌属(Mycobacterium)^[2-7],而不译为分支杆菌属。四 传染性“非典”与SARS非典型性肺炎(atypical pneumonia)简称“非典”,是与肺炎链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引起的大叶肺炎相对应的间质性肺炎。在2002年之前,已知引起“非典”的病原体主要有4类,即(1)肺炎衣原体(Chlamydia pneumoniae)即TWAR衣原体;(2)肺炎枝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3)嗜肺军团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4)病毒,包括①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②冠状病毒(coronavirus)等。这些病原体引起的“非典”均有一定的传染性,故均可称作传染性非典。2002年11月—2003年6月,中国及东南亚国家或地区曾突发另一种合并呼吸衰竭的严重非典型肺炎,其临床特点为急剧发生弥漫性肺炎及呼吸衰竭,较过去由已知的病毒、嗜肺军团菌、枝原体及衣原体所引起的非典型肺炎严重得多。因此,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卡洛·多尔巴尼(Carlo Urbani)博士于2003年3月16日将其命名为serious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简称为SARS。其后多尔巴尼博士在越南不幸被感染SARS以身殉职。为纪念这位科学研究先驱,WHO正式采用他所命名的SARS病名,并将稍后发现的该病病原体——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ronavirus,简称SARS-Cov。唯有我国一直沿用2003年春临时称“传染性非典”的病名,并将其写入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届第十一次会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这样极易造成与一般“非典”相混淆,传染性非典不全是SARS,SARS仅仅是传染性非典中极其特殊的一部分。为了与世界接轨,建议应将中国独有的“传染性非典”名称更名为国际通用的SARS病名,正如AIDS已被直译为艾滋病,不必再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病名。五 质疑“病原生物学”一词“病原生物学”一词已载入中国学科目录,近年来全国新设不少病原生物学系或教研室、病原生物学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授予点,甚至有《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原名《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2006年2月易名,为中国核心期刊)和《病原生物学》教科书等。中国组创病原生物学学科的初衷是将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biology)与医学寄生虫学(medical parasitology)两个学科合二而一,但实际上这种划分不妥。就医学微生物学而言,它不仅研究致病的微生物,还研究对人类健康有益的微生物即人体正常微生物群(normal flora),显然用“病原”一词不恰当。再就生物学(biology)而言,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都算生物,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很广。病原生物学是中国独创的术语,虽然可英文直译为pathogen biology,但在外文专业书刊中从未发现过这个词汇,也无此书名刊名的外文科技书刊。目前国外教材或学术专著,除个别英文原著Medical Microbiology中包含医学寄生虫学内容外,均将医学微生物学与医学寄生虫学分别出版。故建议废除“病原生物学”学科名称,取而代之应恢复医学微生物学与寄生虫学(medical microbiology and parasitology)学科名称。     

敦煌文化术语翻译难点初探——以“数字敦煌”中的术语为例

“数字敦煌”是一项数字化敦煌保护工程,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敦煌莫高窟实景。该项目配有中英双语版介绍,英文文本为中文文本的译文。因此,翻译对“数字敦煌”平台中的信息传播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其中的敦煌文化术语翻译。由此,文章以“数字敦煌”中的术语翻译为研究对象,针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难点进行分析,并归纳总结出相关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