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反史诗:革命历史小说的内在悖论

针对新时期学中反史诗的创作思潮，以十七年学中的代表题材——革命历史小说为例，从中国当代学自身的发展中发掘其史诗追求与反史诗颠覆的内在悖论，这种内在的悖论主要表现在革命历史小说的意识形态功能与小说的想象虚构、时代的史诗期待与读世俗的审美取向等方面。而革命历史小说的这种反史诗追求主要是在民间化资源中吸取营养。     

当代史诗性乡村革命历史小说的"色彩"变换——论《红旗谱》、《故乡天下黄花》、《白鹿原》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承担了阐释新中国形成的“历史规律”的任务,而《红旗谱》讲述乡村革命历史故事,将地主和农民的矛盾纷争融进国共斗争的历史格局中,加以史诗的笔法,成为“红色经典”。八、九十年代的“新历史小说”则将历史加以“故事新编”,《故乡天下黄花》、《白鹿原》仍以史诗讲述乡村革命历史,但以新的叙事技巧,解构了自《红旗谱》建立起来的“红色神话”,显示了民间的历史眼光和新的意识形态的要求。     

新"故事"、老"模式"--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与武侠小说研究之三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十七年文学特别是革命历史小说被赋予了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发挥了其合法性论证以及教育群众、打击敌人的政治性功能。然而这些功能的实现，只能通过革命历史小说的文学创作才能体现。因此，其无法回避的就是文化资源的选择、吸收以及转化的问题。而传统武侠小说自然纳入了它的视野之中。     

革命·女人·身体--走向革命后的娜拉遭遇及结局

革命与妇女解放之关系是女性解放的一个重要文化命题。本文基于对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是通向妇女解放的坦途这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质疑,以革命与女性身体之关系为切入口,择取反映革命女性生活的几个典型文本,剖析革命治理女性身体的动机、策略与目的,爬梳革命与女性身体关系的隐秘情形,揭示出由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存在,革命中的女性在特定时期丧失了自我真正的话语权利和主体意识,并导致了女性主体性的缺席、消融与变异。     

新历史小说中解构式的革命书写

对革命的书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力,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历史小说相较于此前的"红色经典"以及80年代初中期出现的带有启蒙意味的历史小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解构"为使命,解构历史目的、解构革命动机、解构英雄神话,表现出了极强的颠覆性。     

试论新历史小说对传统革命话语的解构

新历史小说对革命宏大话语的消解是立足于解构历史总体性基础上的。它对传统革命话语的解构表现在小说中的革命主体的置换,文本对宏大革命话语意义的消解和对历史循环论及历史偶然性的强调,其在革命叙事的视角设置与传统的革命叙事不同等方面,它不仅改变了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信实如史写作方式,而且置换了革命的主体与母题。革命本身所蕴含的阶级性、人民性、历史动力性、民族国家的现代性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消解。     

莫言的《红高粱》与“新历史小说”

莫言是新时期的重要作家,莫言的写作突破了当代文学的传统规范,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既被视为“寻根文学”的终结,也被视为“新历史小说”的重要起源和代表作品。《红高粱》中人物描写的方法与当时有关人物性格复杂性的理论探讨有着密切的关联,反映了当代典型理论的重要变化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崩溃及其对于创作的影响。《红高粱》和“新历史小说”的潮流与20世纪50年代《红旗谱》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强大规范构成了明显的对话关系,其“情欲化的历史”和“迷宫般的历史”鲜明地体现了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颠覆和重写。同时,《红高粱》的解读和“新历史小说”现象的命名与阐释本身也是一个在阐释中不断变化的过程。     

意识形态与政治性话语诉求的认识性装置——对1960年代历史小说的知识考古学分析

1960年代的历史小说表达了作家们在向历史诉求的过程中与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彼此生死相知,以及他们对现实的介入性言说,而这种面向历史的精神旨归和介入现实的话语呈现,又隐约地透露出作家在现实规训下的复杂心态,1960年代的历史小说也成了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诉求的认识性装置,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权力、制度、意识形态等对文学与人的规训以及这种规训的隐秘成规。     

试论新历史小说的叙事方式

新历史小说受国内外各种文艺思潮的影响,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历史小说的叙事视角,这一视角淡化了体现传统意识形态的宏伟历史事件,却侧重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命运变迁;其次作者以现代的表现手法巧妙地处理文本中的叙事时间,使叙述者以现代人的身份出入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打破了历史与现实的时空间隔;再次作者在文本中将虚构与真实并重,使历史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已死亡的历史,而是具有了现代意义的历史,进而重建了一个崭新的文本世界。     

沃特斯小说中服饰描写的言说功能

英国著名女作家萨拉·沃特斯以历史小说创作见长,其对服饰的描写又可称得上是其历史小说创作的匠心之所在。通过对沃特斯小说中服饰描写的分析,以把握服饰在表征人物社会地位,体现人物生存状况,传达缅怀过去、表达情感的人物心理状态等三方面的言说功能。     

论蒋光慈小说中的革命者形象

革命者形象是蒋光慈小说中重要的人物类型,这类人物形象类型繁多、特征鲜明,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有着重大的时代意义。蒋光慈的小说是对创作革命文学的初步探索,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缺陷,可是作为革命文学先锋代表,我们应该认识到其作品的价值,从公正的角度去评价。     

新中国“工业小说”的现代性及其走向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工农兵”文学之首的工业小说并没有获得如农村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的长足发展和高度重视。究其原因有二：一、作为国家领导者的工人阶级，因其社会角色的特殊性，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这使得工业小说总体置身于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语境中，难免呆板、僵化。二、作家自身经验的缺乏也是导致工业小说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想象“革命乌托邦”——30年代左翼小说对无产阶级革命前景的展望

30年代左翼革命小说有些作品描绘了作家想象革命后将来临的理想社会的图景。这些文本所展开的“革命乌托邦”的图景明显是以当时中共苏维埃政权所承诺建立的“苏维埃农村”为蓝本。它们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根底,但更紧密地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治实践联系着,凝聚了共产党当时的革命政治纲领和革命规划。显示出为中共苏维埃政权张本的征象。在乌托邦精神已成为人类普遍稀缺资源的当代,“革命乌托邦”小说为众人设想美好生活的精神和想象乌托邦的能力仍有动人的光辉。     

民族国家想象视野中的《林海雪原》人物形象

革命文学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人物形象想象性的描写,充分展开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完成了新中国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对意识形态的要求,《林海雪原》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儒家话语的革命转述——“十七年”小说的文化透视

"十七年"小说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在外显的意识层面,儒家文化被视作封建思想的代表而遭到批判与疏离,但其核心话语价值均获得了立足革命意识形态的巧妙转述,并参与了特定时代社会价值的建构。对于"十七年"小说文化内涵复杂性的考察,进一步阐明了只有深入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逻辑,才能真正实现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贫乏时代已来临”——安妮宝贝、《春宴》、“小资文学”及其话语限度

《春宴》表现了安妮宝贝式的"小资文学"的"精神内核"是在当下时代与消费社会合谋,其"时代局外人"姿态恰恰深深融入了时代意识形态建构之中。而物质性细节刻意营造的情调传达出的准意识形态,是作家在严峻现实面前对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建构,是对一代人生活经验的简化。读者被其营造的虚假景观控制并导致主体的"内部殖民化",主体革命潜能与反抗资本异化可能性的丧失。《春宴》预示了"小资文学""贫乏时代已来临"。     

论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中心话语的哲理性蕴涵

对合作化小说而言,政治话语、革命话语、阶级话语由于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而处于中心话语的强势地位,作家要切实地承担起舆论宣传的任务,为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提供形象的合法化和合理化论证就离不开哲学术语的支持。这样,中心话语内容的哲理权威性和隐含作者的哲理说教性就成为作家进行形象化论证的不二法门,由此也构成了合作化小说的中心话语比较丰富的哲理性蕴涵。     

规训与越轨——《林海雪原》及其延伸文本接受研究

作为革命通俗小说的代表之作,曲波的《林海雪原》一经问世便引发强烈反响,并经历从小说到话剧、京剧、样板戏以及影视剧的一系列改编,至今仍是极具生命力的文学经典与艺术资源。其中,普通民众作为接受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林海雪原》及其延伸文本的接受呈现出一种流动发展的态势。一方面,经历从"革命时代"到"消费时代"的过渡,普通民众接受状况在历史语境的巨大转折下悄然发生改变;另一方面,他们的接受呈现为一种"有限度的自由",受到主流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群体两种权力话语的规训。与此同时,这种规训却产生了反作用力——及至"消费时代",普通民众力图通过"戏说"与"恶搞"重新寻回自己作为受众的主体性价值。     

鲁迅看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鲁迅敬仰孙中山坚强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伟绩,他赞颂孙中山是一位“永远的革命者”。在孙中山逝世后,有些人对其施行攻击,鲁迅则对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进行了全面的衡量、公正的评价,对反动论客进行尖锐的批评。鲁迅还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他认为：辛亥革命没有彻底清除封建残余势力,这是最大的失败;革命党人将革命果实送给袁世凯,导致了更多的革命者流了更多的鲜血;革命党人没有自己充足的武装力量,这加速了革命的失败。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继承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愿,将中国革命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再论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

在革命文学占领中国文坛的年代,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抛开了以往革命文学的写作套路,选择了流浪异乡的白俄贵族妇女丽莎作为书中的主角。而且在改换了人物和题材的同时,还改变了创作手法,这明显与当时的革命文学套路格格不入。在其写作生涯中,这成为他一次大胆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