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天文志》中天象与事应的时间关联性研究

中国古代占星术注重天象与人事的关系,历代天文志中载有大量的天象与"事应"记录,构成了占星术的"经验数据"。本文以《晋书·天文志》"史传事验"为例,探讨在中国古代占星术中天象与人事如何关联,也就是说人事如何成为天象的"事应"或"事验"。本文主要探讨天象与"事应"的时间关联性,即天象与事应在时间上的前后相继关系。通过对"史传事验"中记录的500余条天象和事应的时间进行考证,并就其时间差值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中国古代占星术中天象与事应在时间关联上的特征以及影响这种关联的各种因素。     

北魏太安至皇兴时期天象记录的年代问题

对《魏书·天象志》中的天象记录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太安至皇兴13年间(457-469)的连续62条可以计算验证的天象记录中,有59条记录的年份都恰好提前了一年.这可能是魏志抄宋志而于年代比对发生错误,也可能是北魏纪年本身的错误.     

“伪造”天象与《隋书·天文志》的执笔意图——袁充相关史事辨析

在《隋书·袁充传》的记事中,太史令袁充上奏炀帝的诸条天象为“假托天文”、“变动星占”,即伪造。当时及后世均对袁充多有批评。但根据现代天文学手段计算,袁充上奏中可考的部分均基本符合史实,并非随意捏造。袁充上奏的天象为实,只是他避重就轻,粉饰占辞,以谄媚炀帝。其性质并非天象上的造伪,而是解释上的附会。同一天象,《天文志》与《袁充传》的占辞完全相反,这是由于《天文志》占辞为撰者李淳风根据占书推算的结果,而非当时太史监的解释。李淳风的执笔意图有两个方面：一是后见之明的不自觉解释,二是证明隋亡的天意及李唐的正统。     

《国语》所载武王伐纣天象及其年代与日程

《国语·周语下》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武王代殷时天象,是天文历史年代学上罕见的珍贵文献。历代学者对解读这段文献都感困难。该文采用国际天文学界最权威的行星星历表数据库及计算、演示软件,对这一文献中的每一项天象都进行了全面计算、检验和演示,并结合《尚书·武成》、《逸周书·世俘》、利篮铭文、《淮南子·兵略训》、《荀子·儒效》等有关记载,从而表明：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之一系列武王伐纣天象,实际上是武王伐纣过程中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天象实录,它们可以与武王伐纣之役的日程逐一对应吻合。这一发现,对于确定武王伐纣之年代,具有极其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同时也是天文历史年代学极具典型意义的个案之一。由此我们重现了武王伐纣之役的日程表,并确定牧野之战的日期为公元前１０４４年１月９日。     

宋代改历中的"验历"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

“验历”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改革中重要环节之一。验历的内容从汉代使用日月天象扩展到唐宋时代使用五星天象,这不但反映了历法技术上的进步,而且也揭示了五星占与历法的互动关系。通过对10世纪末宋代《乾象历》验历过程中使用的汉以来的五星天象的考证和分析,说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不仅仅具有星占学上的意义,而且具有历法上的意义,五星天象观测成为促进历法改革的重要的技术上的因素。研究表明,古代的五星天象记录绝大多数是可靠的,是当时的实际观测描述。出于政治目的而伪造“荧惑守心”和“五星会聚”的情况当是特例。另外,中国古代历法改革,既是科学活动,又是国家政治活动。历法及其天象推算技术（如五星天象）,总是在这种技术与政治、国家与科学的张力中得以进展,并受到制约。     

天文,巫咸,灵台—天文星占与古代中国的政治观念

对于古代中国的天文星占之学,外史方向上的研究在国内至今仍大体呈空白状态。本文选择了三个向来不太为人注意的切入点,尝试对古代天文星占之学与政治观念之间的关系及有关背景作初步接触。一、天文“天文”一词,较早见于《易·彖·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其意本指“天象”,此为古代中国“天文”一词的传统含义之一。早期文献中作“天象”解之例甚多,这     

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历史略述

我国关于科学史的工作,开展得相当早。大约在秦汉时期就开始有了萌芽;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又得到一定的发展。直至十九世纪末,这个工作大体上是处于对科技史料的汇集和记述的阶段。如二十四史中的天文、律历诸志,就有关于历代的天象观测记录、观测仪器、历法改革和乐律发展情况的记载;食货志也有关于国家经济制度、农业手工业生产和技术发展方面的记述;兵志也有关于军事制度、军事装备和兵器制造等方面的记载。这些都是有关前代科技史料的搜集和评述的工作,无疑是具有科学史工作的性质。史部中的其他文     

人体是由恒星物质组成?

北京天文馆天象厅,当来自英国的著名天文学家、英国密尔顿凯恩斯大学教授J·贝尔女士出现在天文馆穹顶的天象厅时,立即迎来了天文迷们的热烈掌声。在热烈的掌声中,J·贝尔女士开始了她关于“人体是由恒星物质组成的?”科普演讲。     

古代目视天象记录中的尺度之研究

古代以“丈、尺、寸”为单位的天象记录以及“大如X”形式（取象比类）的记录是成系统的,可统称为古代天象记录的“尺度体系”。古人裸眼目视观测天象时亦有天球模型,通过天球模型的建立,按1尺＝1度的换算标准,可以确定“丈、尺、寸”天象记录的几何意义,并对“大如X”形式的记录进行尺度或亮度的量化,最后将两种记录统一在一个系统中。通过对尺寸系统起源的分析,认为古人裸眼目视观测时的天球半径约为13米上下。另从人本心理行为渊源、天文馆天象厅的半径、航海牵星术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证。人裸眼目视观测天象时有共同的视错觉现象,形成系统误差,此误差是将天穹视为扁平状造成的。在不同的天空照度与气象条件下,其扁平程度有所不同,可引入“视扁度角”概念加以量化。为对视觉误差进行校正,求出了各种状况下（昼、夜、阴、晴、有月、无月）裸眼观测时天体视高度、视长度与其真实尺度的校正归算法。     

西周天象和绝对年代

文章依据殷末和西周的天象记录,推定了武王伐纣年和西周诸王年代。根据“五星合聚”、“岁在鹑火”及“月相干支”的记载,得出天文受命元年是公元前１０５８年,伐纣之年为元前１０４６年。把“天再旦”现象解释为发生在郑州地方的日食的“懿王元年”算出是公元前９０３年,但公元前９２５年也有成为“懿王元年”的可能性。     

中国古代日食的宿度记录

统计和分析我国古代日食的宿度记录。有宿度的正史日食记录主要集中在两汉、唐朝、宋朝和清朝。这些宿度记录显然是事先或事后通过计算得到的。明清两代某些地方志追溯了过去朝代发生日食的宿度,但所记当代的宿度却大多是错误的。通过与现代计算结果的比较,发现两汉的宿度记录是按照太阳的平运动来计算的,唐代日食记录对太阳不均匀运动作了改正。通过与古代历法中计算结果的比较,探讨了两汉和唐代日食宿度记录的来源。     

袁州谯楼研究：我国现存最早的从事时间工作的地方天文台

从对有关袁州谯楼的历史文献调查中发现，该谯楼不但设置有一般的钟鼓楼中所具有的守时和报时设备，而且设置有天文仪器，建在观天台。从遗址调查中发现的确有可供观天用的台体。由此得知，袁州谯楼不但有一般的守时和报时功能，而且有一般谯楼所没有的测时功能。     

中国古代历法家对"算理"的探究

在中国传统历法中,某些算法的设计有时极为复杂,它们所考虑的精度要求很高,但在实际运算中并不是必须的。这些算法的设计,一方面反映了历法家对计算精度的高度追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对某些计算的算法原理的深入探究。以宋元时期的太阳黄道日度算法和隋唐时期的月亮中心差算法为例,通过探讨这两种为了“以究算理之微”而特别设计的精细算法的天文意义与造术原理,可以看到传统历法家为了追求“算理”而付出的令人惊异的努力。     

宋代的天文学文献管理

宋代的天文学文献,无论是在内容的继承与创新,还是在管理的措施与方法上,都较前代有大的发展.政府通过承接前朝、战争获得、民间征求、中外交流等多种途径收集了大量的天文学文献.为保存这些文献,政府专门建立馆阁,制定了一些较为科学的编辑整理措施,传承和创新了天文学知识.一些知识分子利用这些文献在天文学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略论宋代天文学人才的培养与任用

宋代重视培养实际致用人才和高能力、高层次的人才;放宽考试条件,通过各种各样途径来选拔人才。同时,也注重提携和推荐后学、地位低下者来参加具体工作。这些人才,为宋代天文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存真图》与《存真环中图》考

北宋医家杨介所著《存真图》与《存真环中图》是我国影响最大的人体解剖图谱和继《铜人图》后出现的十二经脉穴位图。惜两图早佚，现已难窥其原貌。作者根据宋代以来的有关典籍与日本的《顿医抄》、《万安方》等医籍，对原书进行了考证，主要就其成书时间、相关人物、相关书籍、源流与历史贡献作了讨论，特别对搜罗到文献中保存下来的脏腑图、十二经脉穴位图加以揭示比较，以求再现原图的轮廓。     

明代日食记录研究

通过全面复算,本文对明代日食记录的各种特怀进行了分析和讨论,这些记录包括百余条正史记录和近７００条地方性记录,大量的地方性实测日食记录是从明代后期开始的,这两类记录在来源、载体、可靠性、错误原因以及其它方面都有大不相同的规律。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考证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是《竹书纪年》中的记载“日食说”提出后,它成为西周年代学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文章考察了这条记录在古书中的各种来源;讨论了它作为天象记录的可靠性,评述了近人对这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案,对于“郑”的地望,文章在简述前人的工作后提出它与“日食说”有关的种种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