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元任对中国民族音乐创作的贡献

“五四”时期的音乐创作者大多主张“以西为师”，走“西化”的道路，对民族音乐持否定态度。而赵元任却熟悉和喜爱中国传统音乐，他强调借用西方作曲技术来提高和改进民族音乐，他的创作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现代性视野中的“国粹派”和“学衡派”

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在诸多问题上的对立虽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与回归中国传统的“守旧”的对立，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一样也是“趋新”者，无非两者所“趋”之“新”有着显著不同罢了。当我们回首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时，国粹派、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思想资源，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     

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中心与融合创新——以梁漱溟、熊十力为例

五四时期,中国文化的主题是中西文化的冲突、调和与融合创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可以说是中学在吸纳西学过程中的重建。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文化价值如何,如何进退?怎样去评估中西文化的优劣?中国传统要不要发展,如何发展?西方文化要不要吸收,如何吸收?这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十分关注的问题。针对当时文化上顽固守旧与过度西方化两种倾向,梁漱溟、熊十力提出了“益欲中心”、“生命本体”说,他们从“昌明东方学术”着眼,强调立足本土,化合中西古今,创新中华文化。     

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民族性与审美观念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音乐文化氛围中,钢琴作为一种西方外来乐器与音乐文化,经过100多年的音乐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已经成为国人所喜闻乐见的一种音乐文化与艺术表现形式。我国近现代的音乐家为钢琴音乐创作注入了大量的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内涵与精神,使我国的钢琴音乐逐渐符合国人音乐审美趣味、审美情感,同时也体现出民族音乐文化的审美取向。有关我国钢琴音乐民族韵味、民族风格独特性等问题,许多音乐界专家学者都做过较为充分的论述。本文围绕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坚持民族性的意义与审美观念的角度,阐述我国钢琴音乐艺术民族化的发展之路。     

扬弃·改造·复兴──兼评《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存在着相对性差距与绝对性差距。清醒地认识到这个事实，在坚持发挥本民族音乐的内在神韵与气质的同时，认真学习西方音乐文化中更丰富地展示人类灵魂的表现体制，才能为中国音乐的发展确定正确的方向，实现民族音乐的全面复兴。     

中国早期现代艺术的传播

20世纪初的中国画坛，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经受着中西相融、新旧交替的阵痛。清束民初，不少留学西方或日本的中国画家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的一些观念和表现技法，他们大多于“五四”前后归来，投身到社会洪流中去。于是，拉开了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序幕，出现了如决澜社、艺术运动社、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等颇具影响力的现代艺术团体。他们在30年代兴起了中国的现代艺术运动高潮。     

刘天华音乐美学思想探析

刘天华是我国“五四”时期的国乐大师,他在创作中深刻揭示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和文化境遇,真切抒发了寻找光明出路的内心要求。他提倡音乐的平民性、普及性以及改革民族音乐等美学思想,超越了时代,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意艾。     

重视高等院校中国钢琴作品教学的理性思考

中国钢琴作品不仅表现了钢琴原体的艺术魅力,而且传承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和艺术品质。在高校教学研究中,应将中国钢琴作品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树立民族音乐主体意识,继承、发展和弘扬中国民族音乐。让学生在领略西方优秀音乐文化魅力的同时,更多的了解和掌握本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弘扬民族音乐文化。     

世界与民族的美妙交融——谈谭盾钢琴组曲《忆》

谭盾的钢琴组曲《忆》在用音乐天然地反映湘楚文化浪漫气息的同时,又将西方的现代元素加入了进来,既保留了中国民间音乐的古老旋律,又吸收了国外先进的音乐理念,对弘扬中国民族音乐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族音乐,中华艺术的摇篮 --艺术院校大学生应树立正确的民族音乐学习理念

由于受到西方音乐体制的强烈冲击,中国艺术院校大学生对民族音乐教育的学习意识淡化。因此,重新树立良好的民族音乐学习理念,使民族音乐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发挥它在现今音乐教学中的作用,这是历史的需要,更是我们优秀文化得以传承的需要。     

民族音乐文化的孕育、内涵及其演化研究

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从西方引进的学科,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方法对音乐文化进行研究,从时空两维的角度阐述民族音乐文化的孕育语境,发现民族音乐文化具有多元化、复杂性、适应性与互动性、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内在特征。“传”与“变”、“动”与“静”相结合的演化变迁,进一步阐发了民族音乐文化精神和价值内涵,促进人们对民族音乐文化延承变化关系的理解与认知。     

“乐歌运动”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影响

“乐歌运动”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影响到了中国近现代的音乐教育，使其走上了接轨西方的专业音乐教育的道路。为中国的专业音乐创作打下良好基础。它所带来的一些西方音乐的形式与体裁及西方乐理和音乐知识都给中国音乐注入了新的血液。在这种冲击与影响下中国传统音乐的主导地住不断下降。此时，中国近现化的音乐家们。在不断的探索与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音乐”之路。     

人本主义与现代中国文学

谈论中国现代人本文学发展趋势这一话题，说实话我个人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因为从“五四”至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渴望接受西方人文精神的价值理念，但是他们对于西方人文哲学的主观认识，几乎又一直是处在一种混乱无序的茫然状态。所以“认同”与“误读”的二元对立矛盾，直接导致了20世纪中国文学运动的复杂性。     

民族音乐学是比较音乐学历史发展的必然

本文从“比较音乐学”到独立的“民族音乐学”的历史发展过程 ,阐述多元民族音乐必然代替以西方音乐为中心的一元论的历史必然 ,及民族音乐应有的地位和发展前景     

试论清末民初知识界文化心态变迁

当乾隆年间西方列强出现在中国时，中国士人坚守“华夏中心”说，将西方列强视作未曾开化的蛮夷，把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成果当作“雕虫小技”。这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后方有所改变。此时中国知识界开始正视西方列强的工业成就，但仍然秉持着文化上的优越感，并以“中体西用”指导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备受刺激的中国知识界方才开始正视西方文化，意识到它是有体有用，堪与中国文化并肩的文化，并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到五四时期，在内外因素刺激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并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至此“华夏中心”说被摒弃。     

现代中国作家论的萌生——论王国维与梁启超的作家论

作为一种批评范式,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作家论其实是在晚清与“五四”两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确立的．王国维与梁启超就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先驱者。首先,从历史语境来看,他们的文学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其次,他们都融合了中西思想观念,确立专门角度,讲究科学方法,已经具备了现代批评的质素;最后,他们的作家论既是对中国古代作家论的继承与超越,也对“五四”时代的作家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现代新儒学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

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的探索在五四之后实质上已经化约为"如何在西方政治文化背景下理解本土传统政治文化,并构建出本土新型的政治文化"这一问题.作为文化保守主义一方的现代新儒家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上,普遍认同传统儒家伦理的自身价值,普遍主张"返本开新"的现代化模式,他们围绕"如何在本土文化认同之上重新建立现代政治文化的统一基础"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丰富的思想与学理探索.仔细分析现代新儒家的努力,有失败,也有其颇具启发的地方.     

简述中国传统音乐及其发展

音乐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音乐是一种声音的艺术,同时也是听觉的艺术,是通过声音而表达人类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时间艺术。我国的音乐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是世界上音乐文化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在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的漫漫长河中,传统音乐又是我国民族音乐发展历史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音乐"是指中国人运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流传至今的古代作品,还包括一些近现代作品。     

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用多元的视角看世界民族音乐

音乐无国界,世界上众多民族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民族音乐,我们今天学习世界民族音乐就是要用多元化的视角观察和了解丰富多彩的民族和他们的音乐文化,不仅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最重要的是培养我们对待世界民族音乐的价值观。     

试析《新青年》的“文化转向”与文学想象

在民初的社会语境中，《新青年》显现出中国政治与文化建构的重要转向，乃至形成与之前历史的“断裂”文化构成，并由此开拓出新的文化政治空间。这一历史性的“文化转向”,建立在将中西架构等同于新旧架构的理路上，也成为了五四一代的基本思维模式。在此基础上，陈独秀表明对文学新的取径思路：以西方文学思潮性的“主义”来看待中国文学的发展，将中国文学纳入进化论的递进链条之中，要求文学具有与现实相通的真实感与介入感，要求文学对社会采取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这就奠定了日后五四“新文学”的范式转移与社会功能，赋予“文学”以极为鲜明的现代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