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看待西南联大成功的一个新视角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是一个耀眼的焦点。西南联大为什么在特殊的时期能够创造辉煌业绩?这是引人深思的重要话题。任继愈先生的看法是：“如问西南联大何以能创造奇迹,可以明确回答：这奇迹来自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西南联大关心天下大事（外抗日寇,内争民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尊重别人的民族传统,‘五四’的火炬在联大师生手中传承下来^[1]。”除却肯定西南联大的民主校风外,还有学者将自由氛围视为西南联大取得卓越成绩的重要原因,如有学者认为“自由散漫”“学术自由”才保证西南联大人才辈出^[2],也有学者将此描述为西南联大“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3]”。     

中国区域工业史研究的佳作——简评《发展与困顿：近代江西的工业化历程（1858-1949）》

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早在20世纪20-40年代，就已经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理论探讨和争论。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问题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由此，中国工业发展史也愈益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区域工业发展史也不例外。随着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江西经济发展滞后的现状促使江西学术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学者们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环境等等各个层面展开讨论，探究近代以来江西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掀起研究“赣文化”的热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部分学者通过追寻历史，总结近代江西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其中不乏近代江西地方工业问题的分析。     

浅析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

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增长是指社会财富即社会总产品量的增加,它一般用实际的GNP和人均GNP的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发展当然包括经济增长,但还包括结构的变化,诸如投入结构的变化、产出结构的变化、产品构成的变化和质量的改进、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分配状况的改善等,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等的变化,甚至观念、习俗等社会诸方面的变革。可以看出,这时主要是就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包含内容的不同而区分。其中,经济增长     

西南联大时期的华罗庚及其人才培养特色——纪念华罗庚(1910.11.12—1985.6.12)诞辰一百周年

华罗庚是西南联大时期的数学三杰人物之一.在教学方面,他为数学专业开设了一系列重要的核心课程;他教学严谨,又能别出心裁地选取世界著名教材,因而深受当时西南联大学子的爱戴.在科学研究方面,华罗庚开展了一些数学讨论班,使学生深深受益.华罗庚在那个艰难的时期做出了卓越的科研成就,为发展中国数学,并走向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如何超越“强政府、弱社会”的东亚发展模式——日本选举制度改革探究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战后日本实现长期快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等,就一直是中国日本学研究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日本一系列的经济产业政策及其成功经验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进入九十年代后,有包括日本国内很多学者在内的不     

经济增长极理论在中国的运用研究

增长极理论是一种非均衡发展理论,如今已成为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发展政策,都发挥了明显的指导作用。介绍了国内学者对增长极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的研究情况,包括在特定的开放区域对经济增长极的研究、在欠发达地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的研究以及关于经济增长极的总体战略布局和设想。     

能源消耗、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转型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境规制作为倒逼机制可有效推进各省市产业结构调整。文章以2008—2017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劳动生产率来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系统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检验了能源消耗的中介效应以及技术创新和投资规模的调节效应,同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模型估计了能源消耗、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产业结构后,环境规制的加强会导致经济发展质量下降;能源消耗是环境规制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传导渠道,在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技术创新和投资规模在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均表现出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的政策启示是,产业转型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环境规制有助于资源型省市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改善,助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能源、环境(3E)模型

目前通用的经济、能源、环境模型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开发的。这些模型应用于经济转型中的中国有一定的缺陷。为全面地描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介绍了根据国内外模型、中国统计体系及数据现状开发的经济、能源、环境(3E)一体化模型。该模型采用了部门活动水平分析、计量经济分析和线性规划分析方法,可应用于温室气体减排技术选择和减排对经济影响分析。同时,引入可持续发展指标,适应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西南联大"学生为本"的助学理念及实践

处于抗战厄难岁月中的西南联大,学校办学和师生学习生活都面临着难于想象的困难。联大学子绝大多数来自沦陷区,经济来源几乎断绝,这使得助学工作于西南联大本科办学至关重要。西南联大＂学生为本＂的助学理念有着广博的内容,它包括学校和社会的＂他助＂以及学生为应对贫困所采取的＂自助＂等,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西南联大本科办学的成功。     

汪厥明:不该被遗忘的中国生物统计学创始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等学校实现了从北往南、从东往西的战略大迁徙,分别在西安和长沙成立了两所规模最大的战时大学联合体：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这是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大的两个大学共同体。但是,长期以来,与声名远播的西南联大相比,社会对于西北联大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当时西北联大云集的一大批著名学者,在抗战时期融汇世界思想,不仅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而且将现代大学制度系统地植入西北,构建了完整的西北高等教育体系。其中的汪厥明教授,是著名的农学家、作物育种和生物统计学家,他率先开设生物统计学课程,并建立中国唯一一所生物统计科学的研究机构,是中国生物统计学创始人。他在抗战大后方"不特为支持抗战之根据地,且为争取胜利复兴国族之原动力",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科学贡献。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其人其事却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故此,以之为题,作以记录。     

英文刊《世界经济与中国》(WORLD ECONOMY&CHINA)简介

《世界经济与中国》是我国第一本经济类专业性英文刊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共同主办。今年该刊将在进一步完善原有栏目的基础上,设置新的服务窗口。具体如下:世界经济部分理论探讨反映中国学者在世界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和学术争鸣;经济专题刊载国际金融、贸易、投资等专题,分析其对各国经济及国际经济关系的作用和影响; 国别与地区经济介绍中国学者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见解及其经验教训的总结;冷战后的新热点着重刊载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世界经济领域发生的新的、意义重大的现实问题;形势与展望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术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和预测。     

西南联大“学生为本”的助学理念及实践

处于抗战厄难岁月中的西南联大,学校办学和师生学习生活都面临着难于想象的困难。联大学子绝大多数来自沦陷区,经济来源几乎断绝,这使得助学工作于西南联大本科办学至关重要。西南联大＂学生为本＂的助学理念有着广博的内容,它包括学校和社会的＂他助＂以及学生为应对贫困所采取的＂自助＂等,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西南联大本科办学的成功。     

阿甘别吉扬院士强调: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是整个改革的火车头

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部学术秘书阿甘别吉扬院士是苏联经济改革的智囊人物,颇受戈尔巴乔夫的器重。去年他应中国社科院的邀请来华进行了10天的考察访问。临回国前,这位56岁的院士在中国社科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的报告会上和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阐述了苏联改革的现状和改革进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并坦率地回答了中国学者和记者的提问。他的清晰思路和精炼语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三个方面着手改革阿甘别吉扬认为,改革苏联旧体制必须从三个方面着手。这三个方面是相互紧密联系的。一是要加强经济发展的社会方向,改变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西南联大教育思想探析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其教育思想非常丰富,本文试图从教育理念、教育管理、人才培养、学风建设等视角来解析西南联大的教育思想。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访杨叔进博士

《宏观经济理论讨论会:中国1988》5月24～28日在天津召开。美籍学者杨叔进博士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杨叔进博士长期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工作,一直从事经济发展,特别是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工作。1983年国内组织出版了杨叔进先生的《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策略》一书。该书在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次会议期间,本刊特约记者就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对杨叔进先生进行了专题采访。     

关于在我国建立“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的看法

当前,许多专家、学者在反思我国的政府改革为何始终摆脱不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的时候,提出了应该确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模式,但是"小政府、大社会"模式根源于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是西方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不适合于各个国家的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笔者从"小政府、大社会"产生的时代背景出发,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讨"小政府、大社会"模式不适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并提出中国应建立"适中"的政府规模。     

深圳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实证研究

1991年Grossman和Kruegerd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环境影响》论文中，指出环境污染并不一定随着经济发展而加剧。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呈倒U形的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质量随经济发展而恶化，等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环境质量随经济增长而改善，这个转折点出现在人均GDP低于8000美元的时候。大批西方学者对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做了实证研究，肯定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然而在国内，这样的研究还不多。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是否适用于中国？本文以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城市之一——深圳为例，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基本关系。     

制度变迁的原因、方式及趋势

自从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以来,特别是经济史学家诺斯通过对西欧国家经济发展兴衰的考察,有力地证明了制度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面对一个转型经济的国家来说,制度作用更是如此。我们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学家对制度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中国的转型也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也为经济学家研究制度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数字经济税收治理的动力机制、面临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是领航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头雁”,彰显了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和前途。讨论了数字技术作用下如何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以及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秩序需要新的制度体系加以匹配的必然性。分析了数字经济日益成为主体经济形态的情况下，数字经济税收治理的方向和重点领域，并着重指出了面临的挑战。为此，应根据数字生产条件下新的经济发展实践、新的价值创造模式等完善税制体系，积极推动以税制改革为重要内容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优化升级。     

数字经济、空间关联与网络结构效应

各省份间的关联关系是挖掘数字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途径。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测度了中国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网络分析法刻画了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的特征，进一步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关联“关系”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省际数字经济溢出呈现复杂的网络结构，但省份间关联的紧密性和稳定性有待加强；上海、江苏、浙江、北京以及广东等省份位于数字经济关联网络的中心；效应分析表明，各省份中心性指标值的提高能够推动自身数字经济的发展。研究结果为从“数量—结构”角度完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探寻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提升路径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