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robustness的中文定名

《科技术语研究》2006年第1期上有文章对robustness的译名提出建议,该文提到：“robustness在信号处理和声学领域中经常出现,国内专家有按音译为‘鲁棒性’的,在国标中也定为鲁棒性;robust是一种信号处理技术或算法,它对模型的失配不敏感,所以robustness恰当的翻译应当是‘宽容性’。”^[1]笔者完全赞同上述文章的建议。今结合土建结构工程专业领域,提出一些看法供讨论。robust的含义一般有“稳固”、“结实”、“强壮”、“有活力”或汉语方言中“皮实”的意思。英文往往一词多义,用在不同的场合常有不同含义或延伸出差异,需按具体情况和情景译成相应的汉语。在信号处理领域将robustness翻译成“宽容性”甚为贴切。近年来,robustness一词在英文的结构工程专业中牵涉到结构的安全性时经常出现。国内结构工程领域的不少人士就套用了其他专业中已有的译名,于是在中文的专业书刊和论文报告中出现了新奇的术语“结构鲁棒性”,即英文中的structural robustness。从事结构工程专业的人士习惯于与杆件、板、壳之类打交道,如今怎么又来了一个棒,不知底细的人搞不清楚。其实,structural robustness的意思比较清楚,就是“结构整体性”,或者叫“结构整体牢固性”。1968年,伦敦Ronan Point地区有一幢22层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高层公寓因一户厨房发生煤气爆炸,爆炸压力推出房间的一整块外墙板,于是上层房间的外墙板和楼板就失去了支撑而下坠,坠落的楼板依次撞击下层的楼板,使得公寓楼房的一角发生连续倒塌,一直塌到了底层的现浇混凝土结构。这起事件引起了国际结构工程界的极大关注,开展了相关研究,并相继在建筑结构设计规范中增加了要加强结构整体牢固性的具体技术要求(但我国至今尚无细致的规定和要求),robustness一词在结构工程领域的频繁出现也始于那个时候。所谓structural robustness,就是结构出现局部破坏后不致引发大范围连续破坏倒塌的能力。我国唐山地震的直接死亡人数有24万,而9年后同样大小的7.8级地震袭击智利百万人口的瓦尔帕莱索城死亡人数仅150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唐山当地房屋的整体牢固性太差。2003年湖南衡阳发生震惊全国的火灾,当时着火的面积相当有限,但却有16名消防战士牺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结构的整体牢固性太差而引发连续倒塌,最终酿成惨剧。这几年由于恐怖袭击盛行,对structural robustness的研究更成热门。要避免因为恐怖爆炸而造成建筑物的损伤,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可以设法避免爆炸造成的建筑物局部损伤引发大范围连续倒塌的灾难性后果,这就要靠建筑结构的整体牢固性。在1988年的国际标准ISO2394《结构可靠性一般原则》中有一段定义：“structural integrity(structural robustness)是结构的一种能力,能在火灾、爆炸、撞击等类似事件或发生人为错误的情况下,其破坏程度不会扩大到与开始遭受局部损坏不相称的地步”,这里将robustness与integrity即整体性作为同义语。欧洲EN规范《结构设计基本原则》中,对robustness的定义也相同,在提到robustness时,专门写成“robustness,or integrity”。在英国规范BS81101-1：1997《混凝土结构设计》中,专门有一小节解释robustness,译文如下：“结构的设计应使结构不敏感于偶然作用。尤其是,当结构出现局部的损坏或有个别构件失效时,不会引发大范围的结构倒塌。”在不少的英文结构工程论著中,讲到robustness时往往再加上or integrity,大概与robustness这个词汇在不同场合可有不同理解有关。前面已提到,“robust”有“皮实”之意,即身体结实,不易得病,或经久耐用,不宜损坏,意为适应性强,对非常情况也不敏感。在信号处理中对模型的失配不敏感,这时的robust用中文表示意为“宽容”。在结构工程中对爆炸、地震等偶然作用不敏感,坏了局部也不会扩大,这时的robust用中文表示意为“整体牢固”。可是现在,这些都变成了“鲁棒”,而此鲁棒(宽容)又非彼鲁棒(整体牢固)。本来在中文中比较清楚的含义都成了稀里糊涂的“棒”。笔者以为,在传统的老学科如土木工程中引入“鲁棒”这样一个词,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不如“整体牢固”通俗确切,也有可能“鲁棒”一词能会显出更大新奇的学问,但除此以外,似乎很难看出有什么别的好处。维护中文的纯洁性不排斥中文中有外文的音译词,但如果已经有了确切的中文词汇时,就不建议再用外文音译,在国标中也应慎重。     

太阳风暴及其影响

去年以来,各种新闻媒体多次报导太阳风暴事件。今年4月,又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太阳风暴,导致无线电通讯受阻。到底什么是太阳风暴？它对地球有哪些影响？本文将简要介绍这些问题。太阳风暴实际上是指太阳活动引起的太阳光辐射和粒子发射增强的现象,俗称太阳风暴。它不是科技术语,它与科学术语“太阳风”(solar wind)是两回事。太阳风是指太阳最外层大气永不停止向外膨胀的稳定现象,太阳风暴则是太阳活动引起的偶发事件。因此,要理解太阳风暴,就得从太阳活动讲起。肉眼看到的太阳似乎完美无缺,洁净无瑕,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借助各种专门的太阳望远镜进行观察,就可发现太阳表面常在一些局部区域出现某种特殊现象,或者说发生一些事件,即所谓太阳活动现象。例如在太阳的低层大气(光球层)中出现成群的太阳黑子和光斑,在高层大气(色球和日冕)中出现日珥和谱斑,有时发生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等现象。黑子是日面上的暗黑斑块,它们的本质是太阳表面的局部强磁场区(磁场强度为几千高斯),且具有复杂的磁场极性分布。但黑子区的温度比周围低,显得暗黑。光斑是光球层的高温区,谱斑是色球层中的高温区。日珥是突出于太阳表面的火焰。耀斑则是太阳大气中大规模的能量释放现象,就是太阳爆发,是最剧烈的太阳活动现象。日冕物质抛射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剧烈太阳活动。黑子、光斑、谱斑和日珥等活动的空间尺度一般为几万至十几万公里,寿命为几天至十几天。日冕物质抛射涉及的空间尺度更大,但持续时间较短。太阳耀斑区的大小约为几千至几万公里,持续时间只有几分钟至几十分钟。耀斑发生时,从耀斑区发射出很强的光辐射(主要为X射线和紫外波段),以及高能粒子流(主要为质子和电子)和低能等离子体。一次耀斑释放的总能量可达到10³²至10³³尔格。太阳耀斑是各种太阳活动现象中对地球影响最大的现象。观测表明,上述各种太阳活动现象倾向于发生在以黑子为中心的局部区域中(称为太阳活动区)。因此一般来说,当太阳上的黑子群和黑子数目较多时,其他各种活动现象也增多。换句话说,可以用黑子群和黑子多寡来代表太阳活动的平均水平。通常用所谓黑子相对数来代表每天的太阳活动水平。黑子相对数定义为R=10g+f,其中g和f分别代表当天日面上的黑子群和黑子数目。人们通过长期观测发现,黑子相对数R的年平均值具有11年左右的周期性变化。年平均值极小的年份表示该年日面上很少出现黑子,因而其他各种活动现象也不多,这样的年份称为太阳活动极小年。反之,R的年均值极大的年份,意味着该年日面上太阳黑子和其他活动现象频繁和剧烈,称为太阳活动极大年。相邻两次极小年之间的时间间隔(11年左右),称为一个太阳活动周。国际上统一规定从1755年极小年起算的太阳活动周为第一周。目前我们正处在从1996年开始的太阳活动第23周。它的极大年在2000年附近,因此从去年至今,日面上经常出现很多大黑子,太阳风暴也经常发生。宏观上稳定的太阳为何会出现太阳活动现象,一直是太阳物理学家的重点研究课题。目前认为太阳活动系起源于太阳内部的原有弱磁场(许多天体,包括恒星和行星都有磁场)与太阳自转相互作用的结果。太阳自转很特殊,即赤道区的自转较快(约27天转一周),两极区较慢(约34天转一周),称为较差自转。理论研究表明,正是这种较差自转能够把太阳内部的微弱磁场拉伸放大,形成管状的强磁场,称为磁流管。因磁流管具有磁浮力,会逐渐向太阳表面升浮。当这些磁流管升浮到太阳表面时,与太阳表面碰撞,并拱出表面,在那里形成局部强磁场区,就是太阳黑子。而光斑、谱斑、日珥、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等其他活动现象,则是黑子区的强磁场与太阳等离子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太阳活动具有11年左右的周期,也可以用太阳发电机理论予以解析。地球实际上是浸泡在太阳光辐射和粒子流(太阳风)当中,因此地球附近空间环境的主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太阳光辐射的能谱(辐射强度随波长的变化)和粒子流的能谱(粒子流量随粒子能量的变化)确定的。太阳稳定的光辐射和粒子流确定了地球附近空间环境的定常状态。例如,在太阳X射线和紫外线的作用下,地球大气中形成了电离层和臭氧层,而太阳风则把地磁场压缩成彗星的形状(称地磁层),并在其中形成了内、外辐射带,它们是被地磁场捕获的太阳粒子的集中区。在此基础上,太阳活动产生的光辐射(主要是X射线和紫外线等短波辐射)和粒子流发射增强,就构成了对定常状态的扰动,产生了各种异常现象,也称为地球物理效应。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最严重的就是太阳上发生耀斑时产生的一系列地球物理效应。最先是耀斑产生的X射线和紫外线(特别是其中波长为1～10埃的X射线)于8分多钟后到达地球,使地球电离层中最低层(D层)的电子密度突然增大,从而使无线电通讯中依靠更高电离层(E和F层)反射的短波(波长约10～50米)在其通过D层时受到严重吸收,造成通讯信号减弱,甚至中断。这一现象也称为电离层突然骚扰^*。耀斑发射的高能粒子流(其主要成分为质子)一般于耀斑发生后几小时至十几小时到达地球附近。这些粒子的能量很大,将对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等航天器造成损害,甚至殃及宇航员生命。1991年3月,太阳的几次大耀斑发射的高能粒子流,曾损坏了日本广播卫星的电池板,造成供电不足,使其3个频道中的一个不能工作。欧洲海事通讯卫星MARECS-A也因表面带电引起局部弧光放电,损坏了太阳能电池板,使其功率下降而退出服务。1990年11月初的太阳耀斑发射的高能粒子流也曾使我国的“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受到轰击,造成计算机程序混乱,无法控制卫星姿态,导致卫星在空间翻转。高能粒子流伤害宇航员的事故尚未发生,然而地面实验室的模拟表明,太阳耀斑发射的高能粒子流将会对进行太空行走的宇航员造成伤害,即使对在航天器中的宇航员,也会造成相当严重的危害。因此,应当尽量避免在太阳活动强烈时期进行航天(特别是载人航天)活动。为了避免危险,载人航天器一般都在内辐射带高度以下(低于800公里)飞行。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辐射带的保护。甚至在高纬和极区附近飞行的高空飞机,由于那里没有辐射带的保护(地球辐射带的纬度范围只有±70°),也会受到耀斑发射的高能粒子的轰击,危及乘客的安全。英国皇家航空公司就曾制订过避免太阳高能粒子损害的飞行规章。太阳耀斑发射的更大量的低能粒子为同等数量的电子和质子所构成的等离子体。它们通常在耀斑发生后1～3天到达地球,冲击地球磁层和电离层,引起磁暴和电离层暴。大量低能粒子通过地球两极地区进入电离层(主要是下层)后产生电离层暴,它对无线电通讯造成的损害比上述电离层突然骚扰要严重得多,一般会持续好几天。这些粒子撞击地球极区高空大气的原子和分子,使它们受到激发而发光,出现壮丽的极光现象。另一方面,大量低能粒子在地磁场中运动还会产生强大的感应电流,它在引起磁暴的同时,还会严重损坏高纬地区的供电设备和输油管道,甚至电话线路。例如,1989年3月一系列太阳耀斑发射的等离子体引起的磁暴期间,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电力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电力供应中断9小时,影响到600万居民的生活。磁暴期间,由于地磁场的正常状态遭到破坏,因此还会影响到利用地磁场进行作业的其他领域,如物理探矿、导航和航测等部门,甚至使信鸽迷路。除了耀斑以外,其他一些太阳活动现象,如特大的黑子群、日珥爆发和日冕物质抛射等,也会有X射线和紫外线增强,以及粒子流发射。一般来说它们的强度不及耀斑,但是它们的累积效应也会对地球产生影响。太阳活动产生的短波(X射线和紫外线)增强和粒子流一般只能到达地球的高空大气,主要对电离层,至多对平流层(位于12～50公里高度,臭氧也在这一层)产生影响。它们不能直接达到天气现象所在的对流层。然而,从上一世纪的统计研究却发现,太阳黑子相对数和太阳耀斑的发生与地球上一些地区的气象和水文参数之间存在相关性。这些参数包括平均气温、气压、雷暴频数、季风频数、旱涝程度,以及大河流的水位和港口冰冻期等。最明显的即许多地区的年平均气温与黑子相对数年平均值同步变化。研究也显示太阳耀斑发生之后的第3～4天,一些地区的雷暴频数明显增加。这些现象表明,太阳活动与天气现象之间密切相关,但其物理机制目前尚不很清楚。太阳活动引起的短波辐射增强和粒子流增强还会使地球大气受到加热。这将使低层大气向高层运动,相当于大气整体向外膨胀,导致高空大气密度增大,从而使在高空运行的人造卫星受到更大的阻力,造成卫星轨道衰变,寿命缩短。有人认为,这种低层大气向高层运动也可能造成大气环流变化,从而影响到天气现象。此外,太阳耀斑等引起的地球大气膨胀还会改变大气角动量,从而影响地球自转。1959年7月和1972年8月发生的两次大耀斑,均造成地球自转突然变慢。有些研究表明,一些地区的地震发生率似乎与太阳活动有关,有可能是太阳活动引起的地磁场扰动和地球自转的微小变化激发了地震的发生。至于有些研究表明某些疾病、农产品产量、人的情绪、甚至交通事故等与太阳活动的联系,有一部分可能是太阳活动产生的紫外线增强、地磁场变化或天气变化等因素间接造成的,这些方面还存在较大争议。除了极少数特大耀斑发射的非常高能的相对论性粒子(能量超过500兆电子伏特的粒子),可以突破地磁场的束缚到达地面(这种现象称为地面太阳宇宙线事件)外,一般耀斑和其他太阳活动产生的粒子均被地磁场捕获在高空地带,不会到达地面。各种太阳活动产生的光辐射增强主要限于波长在1500埃的远紫外和X射线波段。而且波长愈短,增强愈剧烈。但在波长大于1500埃的紫外线、可见光和红外波段,辐射强度并无明显变化。探空火箭和人造卫星上搭载的仪器测量结果表明,太阳活动期间,波长在100～1000埃的太阳辐射强度,会比平时增强10倍左右;10～100埃之间的辐射强度,会比平时增大100倍左右;而波长短于10埃的X射线强度,可以超过平时的1000倍以上。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地球大气对紫外线和X射线有屏蔽作用。对于波长为3000埃的紫外线,地球大气的透过率只有0.011,即只能透过约1%。对于波长比2800埃更短的紫外线和X射线,地球大气的透过率几乎为零。因此,上述太阳活动引起的紫外线和X射线增强,虽然高达几十至上千倍,但是只能在高空测量中看到。对于在地面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来说,这种辐射增强是难以觉察的。因此可以估计,太阳活动期间在地面的太阳紫外辐射增强最多只有百分之几,绝不会超过10%。同时,即使是在太阳活动峰年,仅仅是太阳活动比较频繁,并非时时刻刻都有太阳活动。因此因太阳活动峰年而改变人的生活方式是没有必要的。太阳活动虽然强烈,但它发射的能量与整个太阳辐射能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太阳大耀斑的发射能量(包括它的光辐射和粒子发射)估计为4×10³²尔格。假定其持续时间为1小时,则可算出其平均发射功率为每秒10²⁹尔格。这与太阳的总辐射功率每秒3.845×10³³尔格相比,是可以忽略的。更何况太阳也并非每时每刻都有耀斑。因此,存在太阳活动丝毫无损于把太阳视作一颗稳定的恒星。大功率的稳定辐射叠加上小功率的周期性的太阳活动,这就是现阶段太阳的主要特征。 ---------------------第38页* 林元章研究员是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第39页* 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已将“电离层突然骚扰”定名为“电离层突扰”。     

外来语词汇吸纳方法探讨

编者按 引进外来术语的方式是我国学术界长期研讨、探索的老问题。目前主要意见有意译、音译、音义混译、直接引用等。其中,采取意译的方式在我国一直居主导地位。当前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新事物、新术语层出不穷,加之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新形势,科技名词术语和社会语言生活呈现出新的特点,这对科技术语和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改进工作,更快更好地引进新术语,需要认真地加以研讨。为此,本刊组织书面讨论,通过百家争鸣,比较和分析,提取出较好的意见,为决策部门提供依据。本期先刊登几篇文章,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以后还将陆续发表有关意见。欢迎有更多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界的学者踊跃参加研讨。[1]“语言的开放性特点与稳定性特征的绝对性相比较来说,开放性只具有相对性,在语言诸多属性中,是与稳定性特性相辅相成的附属特性。”^[1]语言的开放性主要受政治、文化、经济、科技进展上出现的新思想、新事物所激励,不断地增加新词、淘汰旧词,使语言使用更为丰富多彩。我国内部条件的变化,例如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促使创造新词;外部条件变化则在对外交往中伴随外来事物的渗入而吸纳外来语。前者保持着民族性,而后者在长期影响下会引起语言的某些异化或归化问题。语言的开放性说明语言始终是活跃的,反映着全球性和时代特性,而词汇的扩展和更新将首当其冲。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成分。二、汉字汉语的生命力汉字汉语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与我国丰富文化遗产相结合,不断地潜移默化,适应时代的特点,既善于表达或发掘沉深细腻的情感,也善于记载和传播精确微妙的知识内容。到近代,汉字汉语面临时代的挑战“有过三次,看来这三次都解决了。第一次挑战是有线电报。……第二次挑战是打字机的出现。……第三次挑战是计算机的出现。”^[2]我们已经解决了汉字的通用键盘输入和终端显示,中文Windows操作环境和其他文图处理软件,以及开通汉语网络等一系列问题都已出色地解决。当然并不否认,计算机语言编程问题上全部依靠英文字符承担,这仅限于专业范围内的行家任务而已。“事实证明：计算机的出现和应用,不仅没有酿成汉字汉语的衰落,汉字编码的优势,有力地否定了所谓“掘墓者”的论断。恰恰相反,拥有占世界四分之一强人口的汉字汉语文化圈,更显出汉文化瑰宝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对世界文化圈的影响。”^[3]信息社会早已提出了计算机的语音输入和机器的语音控制,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解决语音辨识的这个新课题。迄今为止,各国的研究成果都未能达到准确可靠的辨识,在此领域拼音文字并不比方块文字优越,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在研究,都有成就,但都不成熟,不能进入应用。汉字汉语将和英语等拼音文字在较长的路程上并存竞进。“汉语也和其他民族语言一样,只会发展演变,而不会大规模地突变或彻底改变。”^[4]20世纪初随着洋货和外来语蜂拥进入,上海滩曾出现过一种食而不化的“洋泾浜”语言。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和生产上的发展,对外来文化和语言上的消化和吸纳,洋泾浜语言早已被淘汰,成为历史上瞬间的小插曲。汉语中吸纳了外来的咖啡、咖喱等生活通用词汇,但在科技领域许多术语都被更为贴切简明的汉语科学语词所取代,充分地说明了汉字汉语对外来语具有很大的吸纳和归化能力。三、当前外来语的吸纳方法汉语受到外来语的影响新的特点是,“本来属于某些专业领域的语言文字渐渐溢出自己生存的空间,而流入普通生活中,……这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从这个大的背景下思考,关注标准化语言对汉语的影响就有其现实意义。”^[5]在信息网络、金融、商业和医学等领域的大量新名词和语词已溢出到广大的新闻媒体报导、通俗读物和日常生活中,往往行家们尚未明确界定的概念,媒体首先公开传播。其中有些较为得当者广为流传后,按约定俗成被定名采纳;但也有造成歧义或过分模糊,以至故弄玄虚或晦涩难懂者,以及一个概念多个名词者,总要淘汰一些,被较贴切者取代。当前对新名词吸纳方法,有如下几种(参见表1)。* 不译成分包括：1)阿拉伯数字、外语字母及其字符串：如数量表达、量的单位、分类排序号、编码号、数学式、化学分子式、主页网址、电子邮件网址等;2)专用名：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和社会团体名、工商厂家和公司名、产品的商标和专利名、操作系统软件程序和工具名、网络和网站名等;生物和药品的拉丁文名等;3)未译的缩略语;4)未译的新词。全音节直译和字面直译不受欢迎。汉语和英语的发音不同,在字节上不能一一对应,有的音节勉强换成汉语后相差太远。一个词全音节直译后,组成一长串怪调,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更不知所云。例如将音译的“厄戈诺米克斯”改为意译“工效学”,立即望文生义了。短音节简译和音译加注较受欢迎。例如卡介苗原文很长(bacille Calmette-Guérin),由于是卡默特和介兰两位法国科学家首先创制的,把两个人名简译成卡介,并说明其属性为疫苗,立即被普遍采用。又如“invar”译成“殷钢”容易接受。这是对外来语归化吸纳的典型方法,即“以借用成分加上本族语言中固有的构词材料构成外来词,例如啤酒、卡车……,其中‘酒’‘车’等都是汉语固有的构词材料”^[3],并且表明了此概念的属性。对通用名词用于专门领域,可加专业性修饰语作前缀,例如在电信中使用的桥(bridge),可译作“信桥”。活译远胜过死译,例如Laser按字面死译突出了“放大”的属性,但实际应用中利用了光放大功能的器件实现一个光辐射系统。活译成“激光”突出了光的属性,以“激”为前缀使其具体化一些,只用了两个汉字表达得何等贴切。只有对概念有了深刻理解的行家才能作出如此精辟的定名。这也说明定名上要对概念吃透,确保科学性,不必拘泥于原来的字面或原汁原味。半音半意者也可取,例如“安匝”、“玻尔磁子”等等,前一半音译,后一半意译。谐音者更妙,但创意者要挖空心思,使得音义兼顾,例如“声呐”、“基因”等,有例不少。这些译法,充分表现了我们汉字汉语的魅力和丰富多彩的表达潜力。自从颁布了阿拉伯数字纳入汉语的文本中以后,字符串纳入汉语文本中也已常见。当此网络信息的大潮下,文章中大量出现厂商和商标、软件和工具、网络和网站等专用名,以及大量缩略语,难于翻译,应接不暇。文章中直接搬用原生词,插入外语专用名已不罕见。关于专用名以往认为限于人名和地名,现在专用名已扩大到许多由外国商家自定义起名的,冠以大写字母或小写,或数字的名词或组合词,可拼读或不可拼读的缩略语等等,五花八门。这个潮流正是语言开放性的必然趋势,为此我们已不能花大量精力于牛角尖上,不要为外国人名、地名统一音译的死规则争论不休了,应该主动脱出,对大量的新的专用词不译为好。扩大专用名范围,包括网络、网站名,允许在汉语文章中直接搬用外语原生词的那些专用名词。尽管汉语文章中出现中外文混杂,但在构词、语法等主要方面仍然保持着汉语的民族性和传统特性。专用名按意译不妥,明明一个外国公司或外国专利的软件,翻译成一个汉语名词,岂不替他穿上汉服,鱼目混珠。专用名音译也不妥,吱吱哇哇的洋腔汉字一大串,绕口难读,自己不懂,洋人也不明。对某些专用名采用不译加尾缀的方法效果较好。例如磁盘操作系统可以写为“DOS操作系统”(OS虽有重复之嫌,但无关紧要,由于DOS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部分);视窗操作系统可写为“WINDOWS操作系统”。以此类推,文章中可以很方便地夹入“Pentium处理器”、“中文Linux系统”、“Web服务器”、“TCP/IP协议”、“IE－4软件包”、“Java语言”、“Archie工具”等等。缩略语中的专用名和非专用名应分别对待。专用名一般可不译而照搬。非专用语可按其完整词的全称译出。目前文章中对缩略语的处理方法已有新招,例如一篇文章中某个缩略语首次出现时用括号列出全称,以后只写缩略字符;对于译出词字数较长的译名,一般也只在文章最初出现时用全称,后面只写简称或缩略语。许多缩略语不带母音,不能拼读,则很少音译(例外音译者也有,如“克格勃”)。可拼读者如果概念明确仍以全称的意译为多,个别按拼读音译者也有(如鹰式导弹HAWK)。按拼读音译者少见(如艾滋病)。凡是按拼音译出的缩略语词,应加后缀以表明其属性(如前例表明是导弹、病)。专用语和缩略语的音节超过4个汉字以上的,音译不如不译。以上列举的外来语处理和吸纳方法,归纳了现今许多报章杂志,包括《计算机世界》、《电脑世界》、《网络世界》等期刊上的有效方法,已被大众公认并接受。四、音译和意译的比较外来语汇历来音译、意译都用,无明确限制,各有利弊。列表如下(见表2)。在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中,多数专家推崇意译,发表过如下的一些观点。“意译比音译好,音译必定会音节多而长,一个名词字数要精简,长了不好,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近代日本的科学名词照音译了,学生也不便记忆,而且读起来是日本音调,当用外文表达时,外国人也听不懂,这就是音译的副作用。”^[6]“在没有词的界限的汉字文章中夹杂一个用汉字音译的术语,的确不好栖身的,因为每个汉字本身都有意义,往往看不出这个音译术语是从哪儿起到哪儿止,念起来也很费劲,不受欢迎。……术语是我们词汇的一部分,移植进来后,还要生根开花,因此要照顾到中国化问题。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既不能标音也能转写,而要考虑采取一种折衷方式。”^[7]“订名时原则上不用音译(涉及外国人、地名或商标者除外)。……汉语的发音与外文的发音差别较大,特别是汉语的四声是其他语言中所没有的。如果音译的词过多,就会出现在科技文献中用汉语发音读外文的滑稽局面。”^[8]以上这些看法,都比较客观和中肯。在定名的实际工作中,我们不要过分地在音译或意译上认定一方,主要看效果。由于汉语表意性强,有时能按涵义(概念)选取简练词汇定名,能恰到好处地利用借音选取适当词汇定名。北京大学叶蜚声教授曾赞扬化学界在吸收外来概念时采用借音办法的经验,他认为“我们要搞仿译,即既非意译也非音译,即要垒球(soft ball)不要棒球的命名方法。”^[9]他提倡的仿译,即软译或活译,不要硬译,不要死译或直译。五、我们面临的任务1.认真做好外来语汇的吸纳工作从事翻译和定名工作的人员要发扬汉字汉语的固有特征,在外来语的吸纳和归化方法上要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巧为所用,保持民族性、兼顾国际性。“词汇发展的总趋势从量上看是新词的增长要比旧词的消亡多得多;新义的增加也要比旧义的消失多得多。从质上看,产生了意义更概括,区别更细微的词,既能表达高度抽象的哲理、原理,也能表达各种细微的物质属性。”^[1]复合词在增长,并逐渐双音节或多音节化。汉语术语的字数应控制在3～4字的限度,尤其基本术语,更应字数少,易于派生应用。由于方块的汉字和拼音语种在音素上不相对应,汉字不能像其他拼音语种那样采用同声换符方法,也不能仿照日语片假名音译方法。汉语拼音字符只能作语音学习、异读拼音和字典索引注音之用,一般不能当作文章内的汉语成分用。汉语对外国语的吸纳方法应如表1所列的①和②方法归化为汉语为主,并采用③方法不译,直接搬用为辅助,开放了语言异化之门。对于我国目前文化程度提高、学校重视外语教学的势态下是可接受的。英语在国际交往中有重要地位,尤其在计算机编程语言上的领导地位,但英语词汇并不是全部都最科学或最好。对其中某些取名不当的,我们命名时不应硬搬、死译。例如,包括天体运动在内的所有“力学运动”,英语统称为“mechanical motion(机械运动)”,现已很难纠正^①。又如大量地实现各种处理功能的“电脑”,由于当时从承担计算任务而创制出来的,命名为“计算机”,至今已感不妥了。(早期从用于家电中的微处理器出发译为“电脑”,正是歪打正着,或者说不拘泥于字面而活译,具有先见之明。)计算机与电脑之争,并不是译名上的不当,而是英语原生词造成的。2.认真做好科技术语的定名工作一个国家采用法律手段对文字语言的发展作必要的归导和调节作用早有先例,如规定官方用语、第二语言等。这种上层建筑的调控有其必要性。我国推行普通话,颁布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汉字简体字方案等都已见成效。国家的术语规范化工作不容忽视。近期全国科技名词委公布了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物理学等部分的新词推荐名,都很好,起到了归导作用。推荐了“电子邮件”之类术语后,“伊妹儿”之类戏嬉之词立即匿迹。本文虽然提出了少量外国语新词和较多的专用语、缩略语可以不译的做法,但在公布汉语推荐名后,有了确切的对应词,就可采纳使用。例如在专业书刊里,“WINDOWS”、“Archie”等原生词夹入混用,但其他场合就可用“视窗操作系统”、“阿奇工具”等统一术语了。全国范围的上层权威性机构承担术语规范化工作非常必要。有时译者限于知识面和理解角度不同,也欢迎规范化,使有据可依。在翻译工作中,尚在文理结构、情调气氛等其他方面仍给译者留有一定的自由度。我国历次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对术语定名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应予肯定,对语言的开放性始终没有企图施加约制,相反地促使汉语词汇更加丰富。附录：典型译名选例 --------------------第7页① 周其焕教授是航空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第11页① 力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时,已开始把“力学运动”作正名,“机械运动”为异名。——编者注     

关于科技术语定义的基本问题

在阐述术语学基本原理时,定义的研究是一项重要内容。概念——定义——术语,是术语研究工作的三个环节,是相互依存的整体。概念是人类思维的基本形式,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通过观察、分析、推理等思维方式,把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加以抽象概括而形成概念。术语是在某一特定专业领域内表达一个特定科学概念的语词形式。术语依附概念产生与消失,概念是术语生成的基础,术语是概念的载体。定义则是术语和概念之间的桥梁。定义的任务是表述概念,用最简练的文字,科学地说明概念的内涵。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文化各个领域正在逐步实现技术操作计算机化,数据库与数据交换等现代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也在日益增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对术语及术语的定名进行更仔细的推敲和选择,与此同时,科技术语工作者应当对术语的定义加以同等的重视,尤其是某些术语在非本专业的读者看来似乎陌生或有多重涵义时更加如此。由于科学技术空前发展、学科划分越来越细而各学科之间却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由于科技术语规范化对许多不十分精通科技专业的人士有很强的实用性,因此,如不能按规范对术语作正确的阐释,术语的定名及其相关定义就可能产生歧义。综上所述,把术语学作为一个体系来研究,术语仅有定名仍不完备,还必须有准确的定义加以阐释,才算完成了整体工作。以下是笔者在定义研讨中的几点初步认识：一、定义的基本形式和方法1.科学概念的严密性和一词一义特性选择了定义式作为术语的释义方式在研究和阐释词义时,通常有三种释义方式,即词语式、描述式和定义式。词语式是一种以词释词的方式,通常是以今注古,以普通话注方言,以常见注生僻。如《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足迹”的释义,足迹：脚印。词语式的优点之一是简洁明快,多用于同义词的对释。描述式是通过描写实物、叙述情节和说明用法来解释词义的方式,如《汉语大词典》中对“鸭儿梨”的释义,鸭儿梨：梨的一个品种。果实卵圆形,皮薄而光滑,淡黄色,有棕色斑点,味甜,脆而多汁。描述式多用于描写实物和介绍知识。定义式是一种揭示概念内涵的释义方式。常用的方法是：被定义概念=属＋种差。如《大气科学名词》中对“露”的释义,露：空气中水汽凝结在地物上的液态水。定义式的最大优点是严密、准确、简洁、惟一,非常适用于阐释科技术语。2.加注定义的几种方法(1)最常用的定义方法：被定义概念=属＋种差这里借用了形式逻辑的公式。被定义概念是需要解释的词,用来解释词的文字统称为定义项,它包括邻近的属概念(是比被定义概念大一级的概念)和种差(是被定义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区别于包含在同一属中其他种事物的本质属性)。其中“属”是上位概念,“种”是下位概念。例如,图中右边术语依次是左边术语的“种”概念。反之左边的词是右边的词的“属”概念。给“种”概念下定义时,首先要找到它的“属”概念,然后找到该“种”概念所反映的事物与其同“属”的其他概念的本质差别,即“种差”,再将二者合起来。例如：例1 磨床：用磨具或磨料加工工件各种表面的机床。例2 机床：用于加工设备零部件的机器。例3 烟煤：煤化程度低于无烟煤而高于褐煤的煤。例1和例3中的“机床”和“煤”都是属概念,“用磨具或磨料加工工件各种表面”和“煤化程度低于无烟煤而高于褐煤”都是种差。而例1、例2中均出现的“机床”即是例1中“磨床”的属概念,又是例2中“机器”的种概念。这种定义方法在阐释科技术语中应用比较广泛。(2)上述方法只是一种用得比较普遍的方法,不是惟一的方法。只要能满足“定义”要求,能揭示词语的涵义,即为定义对那些非种概念的术语(如宇宙、物质等)、总括性术语和概念复杂的术语,用属加种差的方法常有困难,应具体对待。例如,例4 星系：通常由几亿至上万亿颗恒星及星际物质构成,空间尺度为几千至几十万光年的天体系统。例5 气候：以对某一地区气象要素进行长期统计(平均值、方差、极值概率等)为特征的天气状况的综合表现。例6 蜃景：(俗称“海市蜃楼”)空气光线穿过密度梯度足够大的近地气层而使光线发生显著折射时,在空中或地平线下出现的奇异幻景。(3)采用数字式定义也是科技术语定义中常用的形式之一,它可使比较复杂的概念显得简单明了,常用于表述复杂的概念和与参数、公式有关的术语例如：例7 质量函数：单谱分光双星两子星的质量为m₁与m₂(后者侧视向速度未能测到,轨道倾角为i)。则称为质量函数。(4)图表定义。以图、表作为主要定义(或释义)手段的方法这种方式常用在以文字描述不清或十分冗长,用图表则一目了然的词条。图解法还可达到形象、简明、易懂的目的。常用的有形象图(如动、植物形态)、原理图(如电路图、框图)、结构图(如机器、建筑图)等。例8 扩充的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交换码：一种由8位编码字符组成的编码字符集。参见下图二、定义的基本要求1.概念准确定义的准确性来源于概念准确性,为拟定一术语的定义,必须先十分清楚术语所表达的基本概念。如对“阶梯铰孔”中作下述定义：“利用阶梯铰刀分级完成扩孔的方法”即有失妥当。因为“铰孔”的目的是“提高工件的尺寸精度和降低表面粗糙度”,而“扩孔”的目的是“扩大工件孔径”,所以这里定义中把“铰孔”说成是“扩孔的方法”是混淆了概念。2.紧跟时代科学概念的内涵,往往不断发展,定义应反映当前的学术水平。例如,人类对物质的无限可分性有一个认识过程,原子就曾经被定义为“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而近代物理学不仅发现了原子核,而且还发现了质子、夸克电子,上述定义就不再能阐释“原子”的概念,而必须加以修正。3.反映本质定义是一个术语概念的本质属性的表述,应用最简练的文字,准确、清楚地说明该概念与其他概念区别的本质属性。本质属性是指某类事物所特有的,能把该事物同其他类事物分开来的那些特性。如对“第二宇宙速度”的三种定义方式：①宇宙飞行的一种速度;②每秒11.2公里的速度;③摆脱地球引力的束缚而飞往星际所需的最低速度。此例中①项无本质属性,无区别性特点;②项只表示数量,无物理本质属性;③项准确地把握了“第二宇宙速度”与其他“宇宙速度”本质属性的区别,正确地表述了“第二宇宙速度”这一物理学概念。4.资料可靠拟定定义是一项收集、研究、比较资料的工作,必须认真分析占有的资料,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制作功夫。不正确的资料往往会导致错误的结论,由此而产生的错误定义往往会造成对概念的曲解。三、拟定定义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在加注定义工作中,除了掌握加注定义的基本方法和达到基本要求外,还应当注意正确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1.定义应当确定所界定概念中最基本的特性非基本特性可以述及,也可以省略。如煤炭术语中关于“冲刷”有以下两条定义：例9 同生冲刷：泥炭堆积过程中,河流或海浪等对泥炭层的冲刷。例10 后生冲刷：泥炭层被层积物覆盖后,河流或海浪、冰川等对泥炭层的冲刷。例9和例10两条定义中最基本的特性之一是对泥炭层的冲刷过程的时期不同,如没有此不同特性,也就看不到这两条术语的区别。至于两条定义中的“冲刷物”,可以多述及几种,也可以采用“等”字加以省略,不是此两条术语相区别所必备的基本特性。2.定义应当体现出此概念在概念体系中的位置,以更清楚地表明此术语的实际意义例如,在机械制造术语中的“热处理”定义。例11 热处理：将固态金属或合金材料采用适当的方式进行加热、保温和冷却以获得所需要的组织结构与性能的工艺。例11中的定义明确指出“热处理”是机械制造工艺中(区别于设备、材料等)的一种,体现出了此概念在概念体系中的位置。3.定义中使用的所有重要概念本身应当在此概念系统的其他地方作过定义在确定某一学科的术语定义时,应仔细斟酌其中每一个重要概念是否另作过定义,以形成本学科的完整概念体系。如发现未作过定义,应及时进行增补。例如天文学术语中对“吸积盘”的定义。例12 吸积盘：有角动量物质被天体吸积时,形成的环绕该天体的盘状结构。例12中的“吸积”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在《天文学名词》中则对此专门作出定义,“吸积：天体因自身的引力俘获其周围物质而使其质量增加的过程。”4.定义应当在所注明应用范围或领域的最广义涵义上确定例如“红”既是人人知道的一种颜色,又是光学中的一个术语,两者的内涵完全相同,但在不同应用范围内则有不同的定义,例如,例13 红：像鲜血或石榴花的颜色(《现代汉语词典》)。例14 红：波长为622～770纳米的单色光对一般观察者所激起的色觉(《现代科技词典》)。在普通语言词典中作为生活用语,以《现代汉语词典》对“红”作出的释义即可以了,但作为科技术语体系中的一个“光学术语”,则不仅要指出其“对一般观察者所激起的色觉”,还要指出其“波长为622～770纳米”的物理特性,即要在其物理学最广义涵义上确定。5.定义的理想结构由单句或短语构成为达到更便于学习、研究和交流的目的,科技术语的定义要求简明、准确,以达到揭示概念内涵的目的。释义过于冗长、琐碎,不易于掌握概念的要领,因此,推荐采用单句或短语的形式。单句是有一套主谓结构,表示一个简单的表述关系的句子,短语是大于单词的词组(或词的组合)句法单位。例如,例15 侧向混合：空气在水平方向上湍流交换(大气科学术语)。例16 雨：液态降水。6.定义推荐采用属＋种差形式,但在外延定义或其他一些场合,也可另采取较简洁的形式定义按其揭示概念涵义的深度可分为内涵定义和外延定义。内涵定义揭示概念所反映的本质特征,外延定义可以表述无独立内涵的总括性术语。例如,例17 机器：由零件装成、能运转、能变换能量或产生有用功的装置。例18 机器：一种诸如计算机、制表机、分类机、整理机或机床之类的设备。例17为一内涵定义,例18为一外延定义。外延定义可采用非属＋种差形式释词。另外,一些自然现象等无法以种/差＋属形式定义的术语,也可采用描述形式阐释。例如大气科学术语中的“雪幡”(snow virga),例19 雪幡：雪晶在下降过程中不断升华、消失而在云底形成的白色丝状悬垂物。7.定义应当表达意义而非简单描述科技术语定义的作用在于揭示术语概念内涵,着重指出其在科学上的意义,而非简单描写其外在特征。如：例20 泥炭：高等植物遗体,在沼泽中经泥炭化作用形成的一种松散富含水分的有机质堆积物。例21 泥炭：呈黑色、褐色或棕色,外观像泥土的煤。例20作为科技术语定义,揭示了泥炭的生成机理和化学成份构成,具有科技应用上的意义。例21只描述了泥炭的表现现象,是一般性表述,而非术语的定义。8.定义应当避免同语反复或循环定义所谓“同语反复”就是以被定义项自身来解释被定义概念,“循环定义”意指用A定义B,又用B来定义A。如：例22 失真：信号波形失真的现象。例22中以“失真”定义“失真”,是为同语反复。应改为：接收信号与原来信号之间出现的不希望有的波形变化。例23 黑：与白相反的颜色。例24 白：与黑相反的颜色。例22和例23中“黑”与“白”互相阐释,是为循环定义。可改为,黑：像煤或墨的颜色,是物体完全吸收日光或与日光相似的光线时所呈现的颜色;白：像霜或雪的颜色,是物体被日光或与日光相似光线照射,各种波长的光都被反射时呈现的颜色(《现汉·修订本》)。9.定义应当明确、简明扼要,避免模棱两可或有多重涵义例如：例25 铣槽：用铣削方法加工工件的槽或键槽。例25中,为简明扼要,可去掉“或键槽”。因为“键槽”即属于“槽”中的一个种类,叙述上显得累赘,而且造成“键槽”不是“槽”的模棱两可的涵义。例26 磨齿机：采用展成法使用一个或两个砂轮或采用成形法使用成形砂轮磨削齿轮齿面的机床。例26中去掉“使用一个或两个砂轮”、“成形”之后,定义似更为明确。“采用展成法或成形法”、“使用砂轮”即已可反映出磨齿机的最主要特征,至于采用什么形式的砂轮已在“…法”中明确,而砂轮数量在这里没有决定性意义,可以省略。10.在拟定否定概念的定义时,应当正确使用否定定义。对于非否定概念,不宜采用否定定义例如：例27 不分级入选：原料煤不经分级直接进行分选的方式。例28 不粘煤：变质程度较低,挥发分范围较宽、无黏结性的烟煤。例29 植物：不是动物的生物。例26和例27正确采用了否定定义,例29则是错误采用否定定义的示例,因为植物本身不是一个否定性概念,而且这种定义也没有反映出此概念的本质属性。11.定义的确定应充分考虑同一术语在其他概念上的应用一些科技术语在其他领域有不同涵义,拟定定义应当注明其应用的学科范围。如：例30 质量：量度物体惯性大小的物理量。例31 质量：产品或工作的优劣程度。例32 翻译：用mRNA上的遗传信息指导核糖体上多肽链合成的生物化学过程。例33 翻译：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过程或结果。例30中“质量”,为物理学领域的术语,在作定义时标注出其应用学科,以明确其概念内涵,并与例31中的“质量”相区别。例32和例33对“翻译”的定义明确表现出二者的区别及分属学科。以上一些制定定义的原理是针对科技术语定义研究而言的,其他类型的语词释义当有别论,应采取其他释义方式。在拟定一条科技术语的定义时,不可能、也不必要同时兼顾到上述所有方面,而应当依照每条定义本身的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但同时也应尽可能避免出现派生出来的其他问题。此外,还有不少确定定义应注意的事项尚有未论及之处,有待进一步研究,以得出更详尽、更完善的论点和论据。     

深入理解内涵，正确判定科学名词

在审定科学名词时,必须深入理解名词的实际内涵意义。下面举一些例子：1.天气导变与人工影响天气我在50年代初已注意到人工影响天气工作^①。1958年我写《人工影响云雾》一文,曾为吉林首次人工造雨抗旱前为吉林省气象局所参考^②。1960年后教授过云雾降水及人工降水课程近二十年,参加过这方面的实践,进行过这方面的科研,写过这方面的论文和讲义,也翻译过这方面的书藉和论文。因而知道“人工影响天气”这一称谓的由来,深感这一称谓是历史选择的产物,有其通俗而为群众在较长时期所接受的特点。但随着对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实践和理论的深入理解,并对这一称谓的文字结构的注意,认为它并不反映这门学科的主要特征,而且构词累赘,有待改进。所以早在1980年就提出了采用“天气导变”和“天气导变学”的名词,发表了《“天气导变学”发展的讨论》^③一文,从人工影响天气这门学科的历史发展、学科特点出发,阐明了为什么要用“导变”这个名词的理由。1990年9月,又发表了《天气导变研究方向刍议》^④提出了这门学科当前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研究方向。198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气象学词典》中,也已将“气象导变学”列为词目。“气象导变学”的涵义,比“天气导变学”更广一些。它包括“气候导变”的内容。为什么“人工影响天气”的称呼要改为“天气导变”呢？至少有下面三个理由：① 人工影响天气的作业和研究,事实上是“导变天气”的作业和研究。但“人工影响天气”中“影响”两字,意义含糊,看不出其中包含“导变”这个关键性学科特点,因此不及“天气导变”一词为贴切。② 名词中标明了“导变”这个学科性特点,有利于人们根据这门学科特点,实事求是地发展此学科。③ “人工影响天气”一词,从构词法看,是句子而不是学术名词,字数又多,使用不便。下面对这三个理由,分别作一些阐述。(1)为什么说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中实际具有着“导变天气”的意义呢？这是因为云体始终是在自然天气过程中发展着的。人工播云只是对自然过程的干预。在干预以前,干预当时,及干预以后,自然过程仍在作用,并未停止。因此干预的结果,是自然过程与人为影响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一般说来,人为干预的能量,远小于自然过程的能量。因此人为干预自然过程,只能采用“诱导”与“引导”的办法,促使自然过程接受人为导变,并使天气按人们期望的方向转变。这当然只能是一种“以小导大”、“以弱导强”的促发机制,属于“智取”措施。不能硬来,只能借用“自然”本身的能量为我所用。一个铁路扳道工,只要对铁道道叉轻轻一扳,一列几十节满载客货的火车,虽然重量和能量都远大于扳道工,却能乖乖地按扳道工的期望,从一对轨道转向另一对轨道行驶,天气导变也是这样。例如云中一个降雹过程是由一系列前后相接的成雹环节组成的。我们只要人为干扰它的某一个成雹环节点,就打乱了云中成雹过程,使此后“自然”不再向成雹、降雹的方向发展,从而完成了人工防雹抑雹的目的。可见“以小导大,以弱导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实质就在于这种“导变”机制的实施。这种机制的认识是人类对人工影响天气学科的认识有所深化后才获得的。“人工影响天气”这个称呼中应包含这种“导变”概念,但却未表达出来。从历史发展看,“人工影响天气”这一称呼也有一系列发展过程。最初人们称它为“人工控制天气”,也有称它为“天气工程学”的。但是以后人们认识到“控制”两字,口气虽大,但事实上难以做到要风有风、要雨有雨,而且人工干预天气也不象造一幢房子、制一架机器那样,只要照正确的图纸来建制,总能把房子和机器做成功。因此把它和“工程学”类比,并不洽当。所以这些叫法,随着对这门学科的性质认识的发展,就渐渐让位而改称为“人工影响天气”了。既然如此,现在我们对这门学科的性质认识又深入了一步,超出了对天气干预的含糊不清的“影响”概念,深刻体会到它的“导变”特征。当然也有权利请“人工影响天气”这个称呼让位,而改称更合适的“天气导变”这个“词符其义”的名词。(2)为什么说用了“天气导变”这个名词,就有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呢？这是因为在名词上点明了“导变”概念,科学家们在发展这门学科时,就能时时记住从“导变”的角度做“文章”,使其发展不致脱离这个正确的方向。我们知道人工影响天气的作业,包含“自然过程”和“人工干预”两个方面。因而从“导变”的角度看,至少存在“因势利导”和“诱导得法”两个方面。这两者都包含“导”字。但前者重点放在自然过程的“势”,后者重点放在“人为干预”的“法”。只有知道天气变化的“形势”和“趋势”(即自然过程的实况和规律),才能进行“利导”;只有掌握人工干预的各种方法,并“诱导得法”,才能使自然过程被诱导而进入人们期望的轨道上去。因此要发展人工影响天气的学科,必须既熟悉客观天气变化的各个环节,又必须研究导变的各个环节,并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从“利导”的角度观测天气变化的环节、形势及趋势,也要从“利导”的角度研究导变天气的思路、方法、设备、布局。这样,客观与主观紧密结合,就会使天气导变的理论和实践都得到较快的进展。天气导变既然是一种“由小导大,由弱导强”的措施,就必须要研究在自然变化过程中在何时、那一自然部位,以多大强度的人工干预能量、用什么工具和手段进行导变。还应对干预自然过程时及干预后,过程受导变影响的细节,进行严密监视和强化研究。“以小导大、以弱导强”并不是说干预自然的导变能量,可以“无限小”或“无限弱”,研究各不同天气对象的各导变时机及部位能起最佳效益的临界导变能量,也是天气导变的目的之一。既然是“导变”,当然有成功也有失败。这就使导变效果检验,从统计其或然率方面考虑,同时也有利于总结导变的作业的经验教训,以便提高导变理论和作业效果。(3)为什么说“人工影响天气”这个称呼,并不能算名词,而“天气导变”却可算是名词呢？“人工影响天气”这六个字：“人工”为主语、“影响”为动词、“天气”为宾语。“主、动、宾”齐全,不是句子是什么？一门学科应当有它的名词,句子是不能代替名词的。因此,用“天气导变学”或“天气导变”来弥补这个缺陷是十分需要的。它与“人工影响天气”这句子的涵义相比,由于用了“导变”两字,不言而喻是指“人工”来导变,所以可节约“人工”两个字。而且“导变”两字不仅可包含“影响”,而且具有比“影响”更深的确切含义,使“干预”的思路更具体、更明确,减少了字数,反使词面意义更符合事物内涵实际意义,何乐不为！有人说“天气导变”不就是“导变天气”？而“导变天气”与“影响天气”的句法构造不是一样吗？它们不都是省去主语的句子吗？其实“天气导变”与“导变天气”大不一样。后者固然是省去主语的句子,前者则不是句子而是名词。试举例以明之。“闩门”和“刷牙”都是省去主语的句子。但“门闩”和“牙刷”却都是名词。“天气导变”之所以属于名词,道理也是如此。另外,通过这种名词构词法,我们可以类比地发展具有这一名词构造的同一学科的一些术语。例如“天气导变学”、“气候导变学”、“气象导变学”、“无意识天气导变”、“天气导变”、“云导变”、“雾导变”、“降水导变”、“雹云导变”、“闪电导变”、“台风导变”等等。但它们的英文配词,除了学科名“导变学”改配“Guidology”外,其它则约定俗成,把“导变”两字作为“Modification”一词的中文对应词。以免改变过多,难以适应。为此,特例举下列与“气象导变”有关的中英名词：气象导变学 meteorological guidology气候导变学 climate guidology天气导变学 weather guidology气象导变 meteorological modification气候导变 climate modification天气导变 weather modification无意识天气导变 inadvertent weather modification云导变 cloud modification雾导变 fog modification降水导变 precipitation modification雹云导变 hailcloud modification闪电导变 lightning modification台风导变 typhoon modification2.实用气象学、应用气象学与气象边缘学科“实用气象学”和“应用气象学”都是各种具体气象学的类名。这就是说,它们各包含许多具体的气象学分科。随着气象科学以及边缘科学及综合性学科的发展,气象服务对象愈来愈广。“实用气象学”、“应用气象学”、“气象边缘学科”、“综合性学科”等称呼,在文献中经常可以见到。但在使用中,经常混淆,把它们区别开来很有必要。下面我们试加区别：(1)实用气象学(practical meteorology)大气科学中有“理论”与“实用”两方面的学科。这里“实用气象学”仅指气象学本身的技术性学科,如气象探测、气象资料整理分析、天气预报、天气导变、雷达探测、卫星探测、火箭对高层大气探测等等。但应用于外学科中的有关气象方面的技术方法,一般不属于本类。(2)应用气象学(applied meteorology)指应用于外学科或外学科需应用的气象学。例如林业气象学、农业气象学、军事气象学、航空气象学、工业气象学、工程气象学、医疗气象学、宇航气象学、污染气象学、商业气象学、畜牧气象学等等。它们是分别指将气象学应用于林业、农业、军事、航空、工业、工程、医疗、宇航、污染防治、商业、畜牧等领域。应用气象学是其统名。将气象学应用于各外学科时,必须结合应用它的学科,成为这门学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用气象学的发展,虽然与气象科学的发展有关,但与应用它的学科的发展对其要求的增进,关系更大。这不仅是气象服务于所结合学科的问题,而是所结合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因为“服务”有“你服务于我”的“你、我”之分。而“本身需要”就不是“你、我”问题,却是自己的切身问题,自己非解决不可。从事“应用气象”的人,已与所结合的学科融为一体,因而能与应用它的学科心心相印,能密切体会其对气象的迫切需要,能及时结合需要提出最能满足需要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至于不属于应用它的学科的气象工作人员,由于需要学习后才能服务,其服务的及时性、尖端性、密切性就比属于应用它的学科中的气象工作人员,稍差一些,其服务很难深入结合应用它的学科的新的尖端需要。例如研究新设计的具有特殊性能的飞机所存在的气象问题,研究车舱内有合适小气候的坦克设计,研究稻麦生产中稻麦粒中包含的各种氨基酸形成的气象气候条件,研究飞入具有特殊成分的行星大气中飞行器会遭遇的气象问题等,分别是航空气象学、军事气象学、农业气象学、宇航气象学等各应用气象学的应有内容,这些就决不是游离于应用它的学科的气象工作者所能及时地紧密结合其需要而提供的。这就是说要进行这类应用气象学工作,气象工作者必须融入应用它的学科研究部门,成为该学科的专家或由该学科的专家兼任,其所需的气象工作,才能胜任。否则,仅能提供一些较一般性气象服务。但是实用气象学的气象工作者则不同,他们所从事的就是气象科学本身的工作,仅将其所得结果供给本学科或其它部门使用,这又是“应用气象学”与“实用气象学”的区别之一。(3)气象边缘学科(interdisciplinery sciences of meteorology)指别的科学与气象科学间的交叉学科。这里并不是气象应用于别的学科、也不是别的学科应用于气象,而是交叉中的新生学科。例如：生物气象学、海洋气象学、地质气象学、昆虫气象学等。它们是分别介乎“生物学与气象学”、“海洋学与气象学”、“地质学与气象学”、“昆虫学与气象学”等之间的交叉学科。试比较“林业气象学”与“森林气象学”,前者是“应用气象学”,即将气象学应用于林业,后者则是“森林学”与“气象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属边缘学科而不属“应用气象学”范畴。因此“林业气象学”与“森林气象学”的内容应有所区别,不容混淆。例如“森林工业”与“气象学”的关系,应是“林业气象学”的内容,而非“森林气象学”的内容。(4)与气象科学有关的综合性学科(synthetical sciences about meteorology)这是指包罗气象在内的综合性学科。例如地理学、环境科学、灾害学等。从学科性质来看,大气是属于地球的气体包围圈,历史上“地理学”中就包含“气候”的内容。另外,气象学,特别是气候学,所研究的主要是生物和非生物的大气环境,特别是人类的生活和生产的环境,所以当环境科学发展起来后,它就不能不包含大气环境,并将它作为研究对象。再者,人类社会常有各种人为及自然灾害产生。自然灾害中绝大部分属于气象灾害,有些非气象灾害如病虫害、瘟疫、雪崩、洪水等也常有气象条件作祟,即使象地震等灾害,有些也与气象条件反常的触发有关,有些还能促发气象性灾害。因此灾害学不能不研究气象与灾害的关系。另一方面,地理学、环境科学、灾害学等,本身就属于综合性学科,它的牵涉面甚广。它不属于交叉性学科,也与“应用气象学”有所不同。因为气象被包涵于这些综合性学科中仅是许多成分中的一个,并不能与综合性学科平起平坐、分庭抗礼。但是这些与气象科学有关的综合性学科。它们所包含的有关气象内容的部分,并不囊括气象科学的全部内容。它们仅包涵与该综合性学科所应包涵的某些气象科学内容。所谓与综合性学科不能平起平坐、分庭抗礼,仅指被包涵的气象内容,而不是指气象科学整体。例如有关大气光象内容,一般并不是地理科学的范畴,也不属于环境科学或灾害学的范围。但却是大气科学的组成内容。从上面两个例子,可见要正确判定科学名词,很需要深入理解名词的内涵。注释 ① 《雹》(1951)见《天气月刊》② 《吉林省人工造雨试验初步总结》(1958)③ 见南京气象学院《教育与科技》(1980)④ 见《南京气象学院学报》第13卷第3期(1990)     

汉字及其术语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对于这种有六千年左右历史的文化遗产,长期以来学者们褒贬不一,贬之为多。“难学、难写、难记”就是一大“罪状”,并以此作为中国文盲多的主要根源。近年来,一些中外学者从现代信息化时代的新特点出发,深入研究探讨,提出了新的见解。概况地说就是汉字具有“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点,并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1]。本文仅对汉语科技术语进行解剖,探讨汉字及其术语的特点,使我们在科技术语命名和统一的工作中,认识并发挥汉字的长处,更好地弘扬汉字文化。一、汉字是古老而优秀的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语言的书面形式。和语言一样,为了人们交流思想的需要,文字一般有表音(读、说)和表形(看)两个功能,其最终目的是表义。通过这一信息载体,无论说或看都能对同一概念同一事物获得相同的信息。因此表义的好坏和效率是衡量文字功能优劣的主要标志。从这个基点出发,对文字的基本要求是表义的简明性和书写的简洁性。1.表义的简明性现代汉字是由象形符号逐渐演变进化而形成的,它以特定涵义的方块造形来表现一定的事物及概念,并便于词义自身的发生和发展。构成汉字的每一个部件往往具有表义或表音的功能,可帮助人们理解和记忆其涵义。例如“鱼”(fish)是生活在水中的一类椎脊动物的总称。从汉字的字形上就表达出了它的基本属性。如：鲫(crucian carp)、鲭(mackerel)、鳜(mandarin fish)、鲨(shark)、鲑(salmon)、鲟(sturgeon)……这些汉字(也是单字术语)的某一部件表示涵义(鱼),另一部件表示读音。从字形上可以反映出命名术语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达到顾名思义的效果,并且可以打破地域和时域的限制,无论广东音、福建音、普通话……只要看到字,理解都是相同的。与相对应的英文相比,这些汉字在表形、表音、表义、简短、方便理解和记忆等方面都有十分明显的优越性。正如一位日本专家所说：“汉字的信息量大,它本身就是一种集成电路”。^[2]“表义正确,一词一义”是人们对文字及术语的另一要求,汉字发展中也体现了这一要求。例如“cell”一词在英文中是多义词,汉语术语按不同的专业概念分别定名为细胞(细胞学)、子房(植物)、电池(电子)、电解槽(电工)、小室、单间(建筑)、元件(电子)等等,这些词在各自学科中又派生出一系列组合词。又如“pressure”一词,汉语把垂直作用在物体表面上的力,叫“压力”;把物体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叫“压强”。这样更能反映概念的内涵,区别概念。2.表达的简洁性汉字的基本单元是具有一定涵义的字(由偏旁、部首组成的“集成块”),表达专门概念的术语由字组成。这种结构上的特点,决定了汉语术语与国外拼音文字术语相比,具有明显的简洁性。据对全国名委公布的《地球物理学名词》和《测绘学名词》的部分术语随机抽样统计,英、汉术语所占二维面积之比为1∶0.6。例如interchain hydrogen bond,“链间氢化”;reading frame displacement,“移码”。所以,汉字是一种简洁、高效的文字,这已逐步为人们所认识。长期以来,有两种观点有必要加以剖析：一曰：英文只需背26个字母就行了,而汉语要掌握几千字,因而汉语难学,这是汉语的一大缺点。笔者认为,把汉字与英文字母相比是不相当的,这是一种片面地、孤立地分析问题的方法。(1)如前所述,既表音又表意的汉字是组成汉语术语的基本元件。相当多的汉字本身就是有特定涵义的单字术语(或词)。此外,汉语的组词习惯是以双音(即二字)构词为主,如对《现代汉语词典》中所收的词作粗略统计,二字词、三字词、四字以上词的词条数之比为5∶1∶0.4。而英语术语的基本构词元件只是表音的字母,有涵义的词(或术语),是由若干字母组合而成的新集合体(集成块)来表达。简单的表示为：汉语：汉字(表意的集成块)→术语(表意的大集成件,包括复合术语)英语：字母(非表意的符号元件)→术语(表意集成块)→复合术语(组合集成件)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两种类型文字的简洁性和易记忆性。可见汉字与英文字母在术语中的作用是完全不相当的。(2)汉语的常用字比较集中。据测算,使用频度为0.15‰。以上的汉字仅1000个左右;使用频度在1‰以上的汉字仅为250左右^[3]。就是说,掌握1千个常用的汉字,就能进行一般简单阅读(1万字中只约有1个多字不认识)。通常认为,英语需掌握三千条词汇左右才能进行一般阅读。这里没有对记一千汉字与记三千条英语单词的难易程度作比较,但从绝对数字看,汉语的常用字仅为英语常用词的1/3(本文未考虑语法问题)。(3)汉语词与英语词的构词单元不同的事实还决定了汉语的记忆和鉴别单元比英文少。例如,进行阅读和校对时,英语需要按每个字母扫描,而汉语是按集成块扫描。很明显,绝大多数相同含义的词(术语)所包含的英文字母数比汉字数多得多。香港著名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先生曾说“汉字是沿着逻辑的轨迹演变出来的”^[4]。汉语术语是这种汉字逻辑轨迹在科技概念方面的延伸。科技术语的命名,要求做到系统性,用汉字命名科技术语恰好能发挥汉字逻辑演变的特点,强化科技术语的系统性。例如风(wind)按强弱分为：静风(calm),软风(light air),轻风(light breeze),微风(gentle breeze),和风(moderate breeze),清劲风(fresh breeze),强风(strong breeze),疾风(near gale),大风(gale),烈风(strong gale),狂风(storm),暴风(violent storm),飓风(hurricane)。汉语的这种逻辑演变的结果,有利于发挥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大大提高记忆效率。二曰：汉字难写,英文好写。英文等拉丁语系的文种便于书写,而方块形的汉字(由各种笔划组成)书写有一定的困难,但实际上,以词(术语)或句子形式出现时,两者的书写时间比较接近。特别是在长约近一个世纪的英文“打字机时代”(机械化手段),由26个字母组成的英文发挥了明显的优势,汉字打字机无法与之相比。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人类已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在这场变革中,我国科学家出色地解决了汉字信息化处理的问题,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对汉字(汉语)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并将在智能化方面不断开拓,使打字机时代曾被湮没了的汉字光辉重新释放了出来。汉字书写的一部分功能也将会发展出新的方式。一些作家、记者、知识界人士纷纷“换笔”(以微机代替笔写),人们从伏案爬格子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的时期不会太远了。这是立足于当今新时代对汉字发展的认识。我们要丢掉“汉字落后”的偏见,从新认识汉字,并努力开展汉字现代化、信息化研究。二、汉字不仅属于中国汉字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世界上有拉丁文化圈,也有汉字文化圈。中国、日本、朝鲜的语言是三种不同的语言,然而,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原因,中国汉字、日本汉字、朝鲜汉字同属一类文种：a)中、日、朝汉字都是表义文字;b)这些汉字的基本笔形相同(如—| 、 );基本构件相同或相似,c)据有关专家统计,中日汉字字形完全相同或具有微小差别的占50%以上^[5]。汉字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也有很大影响。近年来,还有一些国家掀起了“汉语热”,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及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汉字文化的优越性将愈加为国内外人士所认识。因此,汉字不仅属于中国,她也是亚洲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她还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中国作为汉字文化的大本营,应为提高汉字科技术语的质量作出更多地努力。我们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在严格、系统地审定统一我国的科技术语,并已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这是对汉字文化圈的贡献,受到越来越多的各国华人的赞扬。我们应该加快发展与东南亚各国,台、港、澳等地区及世界其它国家的华人科学家的广泛联系,共同作好汉字科技术语的命名与统一工作,使汉字术语在继承和发扬汉语文化方面作出新的贡献。三、汉字术语的命名要发扬汉字的长处由于历史的、国情的等多种原因,我国新的科学概念,绝大多数是从国外引进的。这些概念在中国如何命名,我国学者长期有两种主要观点。一为意译,即用汉字表达出概念的基本特征。二为音译,即使用与外文读音相近的汉字表示。笔者认为,汉语术语命名应主要采取反映概念内涵的表意形式,也就是意译。这是因为：1.术语的基本功能是便于人们交流科学概念术语的定名应做到好懂、好记。按科学概念订名有助于人们直接理解概念的内涵。例如,“ergonomics”一词若按音译,订为“厄戈诺米克斯”或半音半意定为“尔刚学”,从译名上不能理解词义。但按科学概念的内涵定为“工效学”,使人们能望文生意,大致了解词义。(经有关专家研究,确定“工效学”的定义为：一门研究人与其所处工作和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适应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要求,从而达到提高工作效率和安全、健康、舒适为目的的学科(自动化名词审定委员会,《自动化名词》,1990)。又如“watchdog”一词,有人从英文名直译为“看门狗”,用字欠雅,甚至会产生误解,这也是一种不以科学内涵命名概念的形式。这是一个计算机、自动化学科的术语,是指一种监视某一状态在预定期间内是否出现的装置。当发生不正常的状态时,该装置可以发出警报。此装置的另一个译名“监控器”,科学地反映了概念的内涵,获得了望文生意的效果,是一个值得推广的译名。2.用表义的汉字组成表义的术语简短、明了由于外文主要是拼音文字,且音节较多,在翻译时,只把汉字做为外文的音(音节)的符号,必然既长又不好记,丧失了汉语表义的特点。例如,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文字改革,认为汉字笔划过多,书写不便。在引进学术名词时,常用片假名作为音符音译。对此方针,很多学者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虽然引进快,但看不懂、听不懂,不能理解外文的涵义,很不方便。3.汉语术语要注意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汉语术语在坚持按意订名的同时,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注意吸取外国的长处,注意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譬如某些科学概念用意译定名太繁琐时,可用引进外文缩写或音意结合的方式命名。如“AIDS”订为“艾滋病”(音意结合);又如“Medvedev－Sponheuer－Karnik[intensity]scale”不宜译为“麦德维捷夫—施蓬霍伊尔—卡尔尼克[烈度]表”,可订为“MSK[烈度]表”。在高文化层次的科技术语中,某些术语用这种方式命名其优点是明显的。我国化学家给化学元素命名时,采用借音(外文音)的办法也是成功之例。四、汉字发展中的几个问题1.汉字字数问题汉字容易遵从组字规律造字,这是汉字字数多的原因之一。今后发展中,应注意控制、减少汉字的字数,不能无限制地造新汉字。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新概念、新物质的产生将层出不穷,有些人喜欢用造新字来表示。笔者认为,对新的概念一般应以尽量简明的,两字或两字以上的术语命名。例如“船首”、“船尾”不必再造新字“艏”、“艉”;又如“板”字,代表“片状较硬的物体”,没有必要再创造“钣”字来表示金属板。否则,照此发展下去石板、塑料板、复合材料板又如何办呢？2.同义、近义字问题建议对某些易混乱的同义、近义字要逐步合并淘汰,当然这项工作要经过慎重研究。字(词)典等工具书有责任在这方面起引导作用。同义、近义字在学习或应用中往往不好区分,易产生错别字。如：沙—砂,震—振,贮—储,荧—萤,拣—捡,耦—偶等等。3.造新字问题极个别使用频度很高的,由多字词转变为单字词的基础术语时需造新字,在大家实际接受的基础上,可列为正式新字。例如某些学科已广泛使用,或有些专家建议使用的非规范字：“”(有用能)、“”(无用能)、“砼”(混凝土)、“脘”(蛋白质)、“”(牙合)等,对这类汉字,有关部门应进行研究。但总的原则仍是不提倡造新字。经过较长时间,通过大家的努力,我国的汉字及其术语定将更科学、更先进、发挥更大的威力。     

世纪之交谈地图

地图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因为人们总是要用地图来认识世界。地图的这一工具性的意义,从古至今没有改变。不论是手工描绘的地图,还是计算机绘制的地图,都是人类空间认知的工具。地图的实质虽未改变,但本世纪的后50年却是地图史上变化最大、最快的50年。这是因为计算机技术的引入和认知科学的兴起,改变了地图学的面貌,促进了它的发展。我们可以先把地图的新产品作一描述,看看发生了什么振奋人心的变化,然后再回到地图学的问题上来,就会发现这一个古老的学科所面临的挑战和从未有过的广阔的前景。(一) 实地图与虚地图这里我们需要涉及几个新的术语,以描述当前地图产品多样化的现状。实地图,就是我们为之工作了几十年并誉为“指挥员的眼睛”的地图。这些年为了和数字技术相对应,实地图也称为模拟式地图,它是可视的地面实际的模拟。这个模拟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它是经过人工抽象和符号化了的,来源于地面(或照片)又优于地面(或照片)。之所以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把航空照片改制成地图,就是因为只有被读者理解的内容才能产生信息价值,这是信息论的基本原则。而航空照片除了少数专家可以看懂(也得借助某些设备、仪器),大多数人只感到新奇和生动,但无法从中得到更多信息。可以说,实地图是空间数据可视的地图,不管它是印刷在纸上,或是显示在屏幕上,或是制成地景立体模型,或是使用虚拟现实技术提供一个“可进入”的地形仿真环境,它们都可以称之为实地图。虚地图指的是存贮于人脑或电脑(计算机)中的地图,是指导人的空间认知能力和行为的心象,或据以生成实地图的数据。存贮于人脑中的地图称为“心象地图”(mental map),这是心理学早已研究过的问题。地图学家在近十年来也因探索地图的认知功能和改善地图设计而对其给予关注。当计算机制图系统在生产中已被大量采用的情况下,就启动了对存于电脑中的地图的研究,包括计算机图象识别与数据输入,空间数据结构,数据库技术,以及按地图的结构建立的空间数据库等一系列的问题的研究。这些经过处理的空间数据就称为“数字地图”(digital map)。起初,把地图数字化的结果存于光盘,或准备以地图形式表现出来的数据文件均称为数字地图。进而为了新技术的连续性,把用计算机处理和绘制出来的地图也称为数字地图。这种延伸可以理解,但不严格。因为只要将地图绘成可视的,它就不再是数字地图而是模拟地图了。所以,数字地图应是一种虚地图,它和心象地图相对应,只是贮存于不同地方而已。有必要把数字地图的概念和数字制图加以区分,以计算机技术为主制作实地图,称为数字制图技术,制出来的地图不能再称为数字地图。高水平的技术已使数字制图的成果在外形上与手工产品毫无差别,甚至更精美。用户并不关心,也区别不出某一幅图是怎样制成的,他只要求便于使用。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数字地图的概念应由两部分来定义：地图数据文件和可视化方法^[1]。可视化方法还可以扩展为“可感知”的方法,以便把触觉地图包括进去。这种定义把技术和成果混为一谈,无法界定其含义,况且“可视化方法”是一个更广的范畴,也是一个待界定的术语。也有的学者提出“硬地图”(复制于硬材料上的地图)和“软地图”(显示于屏幕上的地图)的分类方法^[2]。但这只能是对实地图的再划分,不能从理论和实际上反映当前地图的复杂多样的现实。把地图区分为实地图与虚地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有利于信息时代地图学的发展。这不是一种目录学的分类,而是具有发生学和认识论意义的概念。心象地图的研究离不开人的空间认知的经验、感受和经历;将人工智能引进地图设计、生产以及地理信息系统(GIS)的设计,也不能脱离电脑与人脑的比较研究。这将使“地图是人类的空间认知工具”这一地图学的核心命题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并成为地图学强大生命力的基础。否则,单纯从地图生产的技术过程来认识地图学,就可能导致某些观念上的困惑,误将地图功能的扩展和式样的变化,视为地图可以被某些新技术产品所取代的理由,而放弃了地图学本身的研究。静态地图与动态地图传统的绘制和印刷的地图都是静止的叫静态地图。一旦制成,就将所表示的内容固化在那里,直到下次修订再版,因此它只是变化着的实在(reality)的瞬时记录。动态地图又称动画地图(animated Map),是连续快速呈现的一组画面,以表现某种物体和现象的变化或趋势。这就决定了它只能在图象技术支持下的电子屏幕上实现。现在的数字制图技术已可以承担这项工作,并将动画技术提供给地图使用者,作为一种分析研究的工具。动画地图按可交互的程度分为两级,初级动画地图是根据某一主题制作在视频媒体上(磁带、光盘等),使用者仅能改变其动作的速度或固化某一场景,用于演示地面发生的事件和现象。高级动画地图主要具有交互功能,用户根据库存或实时传输的数据按个人需要进行制图,以期从各种参数的动态图象中发现潜在的规律或倾向性的问题。这是地图学领域的一个极有前途的前沿,是GIS及各种管理系统的支撑技术^[3]。动画地图的设计除了应用静态地图的视觉变量外,至少还要考虑3个动态量：持续时间(duration)、变化率(rate of change)和排序(order)。这是完成一幅动画地图设计或开发供生成动画地图的软件所必须考虑的因素^[4]。计算机制图系统提供了动画地图设计与制作的硬、软件环境,但利用这一工具创造出有价值的地图或实现有成效的分析研究,还需要很强的时间和空间观念。动画地图有两种运动维。时间维依时间变量显示动态;性质维依某一给定变量显示动态。创造力即“创意”,是动态地图设计者应具有的能力,计算机的功能再强,也不能代替角本的拟定和方案的创意等创造性思维。这是地图家学的职业与专业优势。只要注意眼下各种传播媒介中那些粗制滥造的地图,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平面地图、立体地图、可进入地图地图都是平面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称之为2维,或2.5维地图(指那些用概念方法或能产生“心理立体视觉”的方法制作的地图)。当使用这种地图仍感到缺乏直观形象,特别是用等高线表示地面起伏不易理解时,就产生了制作立体地图的愿望。从古代的马援“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后汉书),到现代指挥员堆制的沙盘,都表明对立体地图的这种需要。当今的计算机三维动画图象技术已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制作三维立体地图的工具,再加上双眼立体观察设备,生产具有“生理立体视觉”的三维地图已不困难,并且在很多使用地图的场合被采用。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地图学能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的技术领域中找到了一个新的生长点^[5]。从方法论上来讨论,地图学所研究的不仅仅是地图的制作问题,而且还要研究地图的使用方法及使用效果。在视觉效果上,用图者总希望地图从平面“发展”成立体表象;在分析研究的方法上,地图从静态到动态将是一种进步。大多数用户在读图时都有过“进入”地图中去的欲望,特别是在观看一个沙盘或城市立体模型的时候,这种悬想更是时常出现。因此,一旦计算机技术发展到可以实现这种要求时,把虚拟环境当做是地图功能的延伸就是很自然的了。从认识论上来讨论,地图是人类空间认知的工具,是客观世界的模型(物理的和概念的模型)而不是真正的客观世界。因此,从建立空间模型的地图制图系统转入建立可交互的虚拟环境系统,是人类环境与空间认知手段的发展和深化。可以预见虚拟地景仿真这一地图学的前沿课题在测绘工程中将有广阔的前景。几乎在同一时期,国外地图学者也都陆续关注这一问题^[3],并认为虚拟现实将是沟通地图与现实世界的桥梁。(二)在概述本世纪末地图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之后,我们还可以从下面几个地图学前沿技术领域的分析中加深对地图,特别是对数字地图的认识,并形成一个21世纪地图学的轮廓。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在地图学的百年发展中,地理信息系统的出现和完善是一件大事,因为GIS是数字地图的主要用户之一。也可以说,数字制图(digital mapping)技术和数字地图导致了GIS的出现^[6]。本来在地学领域就有地理系统理论的基础和空间分析的方法,现在有了数字制图软硬件和空间数据的支持,使地理空间分析与研究工作如虎添翼,GIS应运而生。由于GIS在数据处理和显示上的特殊功能,使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第一次尝到了随心所欲地处理数据并充分表达自己创造性思维的甜头。这是一个通过地理空间图形的分析与地图的制作来修正、完善、深化自己思维成果的过程。尤其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开放的,是可以直接与他人交流、融合、讨论的过程。这也是GIS作为空间信息可视化工具的最重要特征。忽视GIS在设计中将地图的制作与使用相结合的特征GIS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因为：1.制图(mapping)作为一种认知方法,是一个创造性的认识和发现规律的过程。癌症分布地图绘出后,才能发现若干癌病的区域性特点,从而启发人们从环境诱因上去深入探索;制作地震分布图才能寻求地震带与大地构造的某些关系。2.制图也是一种形象思维的工具,它协助大脑将零散的空间知识和地理心象(Mental image)加以整合。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空间知识基础,但未见得完整和正确,制图过程则可以将这些心象系统化,使认识趋于正确。军事上,战场分析要在地图上实施,一边标绘双方态势,一边形成作战决心;作家茅盾在写《霜叶红似二月花》时,是先绘制一张江南小县城的地图,然后才据以构思人物与事件的时空关系的。3.制图又是一种强化建立记忆线索的方法。心理学家早就知道记忆的提取要靠线索,人的大脑有一种把位置信息纳入长期记忆的编码机制,而不必有意识地专门记住它。例如我们可以记住某条新闻在报纸上的位置而不必存心这样去做;我们记得某个答案在笔记本中的某处而不必记住这个答案。绘制地图有助于强化人的空间记忆能力,小学生用填绘暗射地图来强化地理知识就是例子。过去想用上述方法强化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是十分困难的事：难于找到合适的地图,常常要改变比例尺,要去照像、复制底图……,那些需要由专业制图人员完成的工作和众多的设备,使研究者望而却步。而今天,GIS能提供一切方便,从数据源到处理分析,制图软件都随手可得(理想化应该是如此)。这是数字地图和数字制图为科学家们提供的工具,是GIS得以推广和得到认可的原因。以上是从个体研究工作的特点上来说明GIS的实质。对于一个专业单位或一个管理部门来说,它们建立的GIS的规模当然要庞大多了,不论从数据获取技术上,分析模型的建立上,数据处理与可视化处理的规模上都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但其GIS的实质并未改变。地理空间数据的可视化可视化(visualization)在没有成为信息技术的专业术语之前,仅是形象化的一般性解释,如形象化教学法等等。它被赋以新的含义并走红起来,是在80年代末智能计算机即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制受阻之后。80年代中后期,试图以计算机模拟大脑的思维活动的研究工作面临一些无法逾越的障碍,除了生理学家还不能提供大脑的真实思维模型之外,现行的诺伊曼计算机也无法模拟人脑的并行性思维,随后的大型并行计算机模拟形象思维的研究也存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困难^[7]。想用电脑替代人脑的愿望在可预见的未来尚无法实现。例如在视觉模拟方面如想达到实时处理,则需要处理的比特量极大,眼下的计算机还不可能实现。大脑的功能再度引起重视。“由于人类是依靠自己的感知和认知能力全方位地获取知识的,是在多维化的信息空间中认识问题的,而现有的信息处理工具(尤其是数字计算机)只具有在数字化的单维空间中处理问题的能力,这就产生了人类认识问题的认识空间与所用工具的处理问题的方法空间不一致的矛盾”^[8]。如果建立一种以视觉为主的多维信息空间,在人-机协作的环境中去处理问题,可能是一条有实际意义的途径。这期间不少学者又从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和计算技术的不同角度,强调了这一综合集成途径的正确性。1987年心理学家Larkin的论文从识知的角度较全面地阐述了“为什么一个图形可抵一万字”的道理^[9];同年美国科学基金会提出了“科学计算中的可视化”(ViSC)的优先选题指南,并由此促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王珏、戴汝为在回顾人工智能的发展史之后,提出走综合集成之路的结论,并认为建立人-机协作的环境是今后发展的主要着眼点之一^[10]。地图学领域中可视化的研究就是在上述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因为测绘技术已全面地进入了数字化时代。由于数字地图及其相应技术的出现空前地扩大了地图的功能。传统地图本来就是可视化的,而存于计算机中的数字地图则面对一个可视化应用的更广阔的领域：地理信息系统,虚拟地形环境仿真,即构成一个多维信息空间以及各种动态电子地图等等。从近年来的研究工作看,可视化的提出也和在其他科技中的促进作用一样,在地图学领域产生了几个很有发展前景的生长点。数字地图的可视化技术促进了地图表示法的深化,在描述环境、解释客观规律上较之传统地图有了重大突破。它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利用时间压缩、空间压缩、拓扑对应等方法将十分复杂的自然、社会现象表现出来。例如将几十万年间的地球板块运动,在几分钟内演示出来,将植被几十年的变化在几秒或几分钟内显示;将影响地表环境状况的多种因素同时显示,以探求其主导因素等等。这就是前面所谈的动态地图的优势。地图学的可视化研究不论将重点放在开发地理空间数据可视化技术方面,还是放在数字地图可视化应用方面,都包含了“分析/视觉思维”和“传输/表示法”的成分。因此数字制图技术的发展和可视化环境已经促使传统的Kolacny地图信息传输模型的异化^[11]。也就是说,在传统的传输过程中,内容是已知的,只有标准的地图信息被传输,但在基于可视化的模型中,内容是未知的,用户是一个分析研究者,而系统则在人-机交互中以可视的数据协助他获得新知识。因此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基于交互和可视化条件下的地图信息传输模型^[11]。可以看出,可视化的概念和技术必将促进地图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虚拟生存环境利用数字地图和虚拟现实(VR)技术构制一个虚拟生存环境,进而提供一个多维感知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暂用这一中文译名)是地图学今后大有作为的领域,也是当前很引起重视的“数字地球”(digital earth)^[12]所追求的境界。人们普遍认为21世纪的信息技术在建立和谐的人-机环境方面将有许多新的创造和发展。人将通过视觉、听觉、触觉以及体态、手势参与到信息处理的环境中去,以取得身临其境的体验。这种多维信息空间就是一种“可进入的地图”,也就是赛博空间。虚拟现实技术和地图学的结合将提供其实现的基础。这就要求数字地图数据的提供应以多种分辨率或多种比例尺的配合来实现,以适应构建虚拟环境时,满足视觉“细部分层水平”(LOD)的要求。同时必须有多维地理空间数据的特点,来适应研究工作和产生真实感的需求。90年代初,现场模拟和运作模拟首先用于影视界的科幻环境的生成,并为军事作战模拟提供虚拟战场,但眼下已不限于此。凡是拟制大型施工、建筑设计、防灾减灾、环境保护等等计划时,都需要事先进行模拟演示,以发现潜在的问题,改进方案。1995年波黑“代顿”谈判中,美国的国防制图局(DMA,1996年已改为国家制图局NIMA)用数字地图制成该区的虚拟地景供双方观察,进行领土划分,为达成协议起到了促进作用。前两年德国法兰克福市的城市规划,英格兰明奇海峡大桥的设计都采用了虚拟地景的演示方法,获得公众的认可,在议会中也得以顺利通过。数字制图系统基于计算机技术的数字制图系统(digital mapping system)是本世纪测绘科技发展的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因为在此之前地图的制作都是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尽管作了最大的努力,实现了机械化,例如用摄影测量方法制作大比例尺地形图,但制图过程仍然在暗室中用操作手轮的办法来实现。小比例尺地图的制作更是靠大脑和手的技巧来完成。当前数字制图技术已可以实现从数据采集、处理、编辑和出版的全数字化过程,所生产出的地图其质量已超过手工方法生产的水平。只是在靠大脑功能才能完成的若干环节还离不开人的参与,例如在地图设计、航空立体像对的匹配等智能性的工作上。用数字技术生产常规纸印地图,仍然是很长一个时期的重要测绘任务,因为纸质地图有它便捷之处,便于标绘涂改,便于携带,不受环境(自然环境,计算机硬、软件环境)限制等等,是电子地图一时无法取代的。当初,测绘科技人员研究数字制图技术的初衷也只是为了纸质地图生产的自动化,把手工换成机器。只是这一进步促使了“数字地图”的出现,并进而看到了数字地图的生命力和更广阔的应用面。数字制图系统是一个总称,其规模和数字化的程度、智能化的程度都因任务不同而有很大差别。大到一个国家级的规范化的地图生产体系,小到一个地理信息系统中的地图制作子系统,都可以称为数字制图系统。航空摄影测量的中心任务是制作大比例尺地形图,当今已发展为数字摄影测量,但仍然以制作数字地图为其主要任务,在很多国家也将其纳入数字制图系统。就长远来看,地理空间数据的获取和数字地图的制作与修正主要将依靠数字摄影测量与遥感的方法来实现。在测绘科学的框架内,数字摄影测量的地图学特征应得到充分的重视。* 高俊教授是测绘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     

社会对科学名词的影响

社会的进展推动了科学新事物的出现,由于交流的需要,就出现了科学新名词。一般新名词之能顺利推行,必因它们能确切反映科学新事物的主要特征和实质,易于令使用者望文生义、循名责实,所以名符其义应是科学订名的首要原则。有些新事物仅出现于科学界,其名词也仅在科学界中交流,然后随着科学普及程度的提高而逐步交流到一般社会中去。这些名词往往订名较为严谨,定义较为严格,但在推广过程中,由于应用范围改变,产生了名词的引伸或假借等现象,其涵义也会走样。例如“气候”借用为政治“气候”、“资源”引伸为气候“资源”等。有些事物在不同学科间都会遇到,但因订名之初有随机性,以致发生同事同物而异其称呼的现象。各学科因久用成习,互难迁就,一旦产生学科间交流,或有中间性或综合性学科出现,对“同事物、异称呼”现象就会时此时彼,使用何词漫无定则,混乱不堪。例如地理学界称呼“亚热带”,而气象学界却称呼它为“副热带”,其实是一回事。不少名词出于异国发现的新科学事物。我国要选译其相应汉文名时,尚找不到对应之词,且无法见到实际事物,仅根据语词不详的外文描述,难以肯定外名所代表之事物的性质和实质,只得随初译者粗浅理解而姑赋一名。由于译者的水平不同、理解有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于是出现了一物数名、似是而非的现象。例如把高空气象上使用的“scale height”,不恰当地译为“标高”,并错误地解释它为“均质大气高度”,已有半个多世纪了,^①把“水汽压”混同为“绝对湿度”,在50年代的观测簿中,尚留有痕迹。又如为表达与土壤中液水含量有关的一整套水土混合比特征量,国际上许多学科(如土壤学、水利学、农业气象学、植物环境学等)由于最初定名的随意性,且缺乏整体考虑,不是用很笼统的名称(例如土壤湿度),就是用不能很确切表达各量特征的费解名称(如土壤含水量、土壤水分常数、凋萎或萎蔫系数、吸湿系数、田间持水量、全容水量等),命名混乱不成体系,各学科因循互用,已成问题。我国又按名词对名词的套译,以致对这一体系的名称同样混乱含浑,看不出各名词间的系统性。待使用一段时间后,人们对事物的涵义有更正确的理解,才能逐步理清头绪确定统一称呼体系。此问题我在《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7年2期《“词符其义”与“约定俗成”界线的探讨》一文中,已有具体的建议。还有一些科学新事物,由于实用性较强,出现后立刻或很快就普及到一般社会中去,其定名并未经过反复推敲,任意性较大。例如“Laser”一词,在台湾按音译,称为“镭射”,这种译法与“Radar”译为“雷达”相似,但“Laser”译为“镭射”是不可取的。因为“镭射”很易使人联想到“镭射气”,而且“镭”是放射性元素,其蜕变性气体“氢”即为“镭射气”,它也是有放射性的,可见“Laser”译为“镭射”,容易造成误解。最近社会上据此纷纷设立“镭射影视厅”更不足取。我们现在对“Laser”一词来用意译,名之日“激光”较为适宜,从而对上述影视厅称为“激光影视厅”,也名符其实。希望影视部门及商业登记部门对这类名词予以纠正。一般说来,大多数名词在社会科学水平逐步提高后,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深化,也会有所改进,但社会对科学名词在应用中也有惯性。因为使用已久,积习难改,所以想对不合适的名词作些改进,并不容易。虽然改进的有不少,例如“德律风”和“麦克风”已改称“电话”和“扩音器”,“同温层”已改称“平流层”等,但还有不少名词,虽有更科学的名称可采用,却无法推广。例如将“大气保温效应”称为“温室效应”已为社会所习惯,目前非但无法扭转,使之正名为“大气保温效应”,更有甚者,由“温室效应”而孳生出“温室气体”的名称,而无法推广更科学的“大气保温气体”的名词。当前社会上对气候变暖及大气污染问题非常重视,无暇考虑名词改革,习惯使用的“温室效应”一词广泛而频繁地在口头及文字上出现,由于约定俗成,尚不致发生误解。诸如这种情况,说明老名词虽不很妥当,尚有一定生命力,不能要求短时间作名词改进,只能从科普工作上对新旧名词的利弊作些分析引导,惟有等待时日,始能水到渠成,出现改革成效。有时由于社会上某些变动,例如：社会流行的外语有语种的改变(如建国初由流行英语改为流行俄语,文化大革命期间,外语不流行,改革开放后,英语较为流行),或各学科的后继者对名词理解水平因故产生断层等,使原有的名符其义的好名词,虽已使用多年,其中某些却很快被搁置废弃而湮没无闻,反使早已过时的不确切的名词,重新广泛流行,再次成为社会术语,并受到“约定俗成”的维护。例如在建国之初,物理学界认为在光学中,“衍射”一词比“绕射”更能反映实质过程,而大力提倡用“衍射”一词,把“绕射”仅作过渡性名词使用。在流体静力学中,“压力”与“压强”有不同意义,采用“压强”一词有利于解释流体中力的各向传递,“压力”与“压强”的量纲也不一样,虽然英文中两者均称为“pressure”,但其中文译名应按上下文分别适当地译为“压力”或“压强”,以便更利于读者理解原义,也有利于物理教学。在电学中,“偏振”与“极化”虽均对应于英文的“polarization”一词,但在译为中文时,由于对物质言,不可能产生偏振,人们就会自觉地译为“极化”,对电磁波及声波言,不可能产生“极化”,人们就会自觉地译为“偏振”。但通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些原来已运用多年的业经创造性改进的物理名词,又有废弃可能,似又有强调起用“绕射”、取消“压强”、并把“polarization”一律译为“极化”的迹象。这样的反复,对科学进展是不利的,其所以有这种反复,固然是由于社会对原名词理解产生了断层,但如果我们有一本科学名词历次定名和修订理由的书供后人查阅,则这种断层现象还是可以避免的。最近气象名词审定委员会曾提出一些较难统一的名词,其所以较难统一,我认为与社会原因有关,今将这些名词,试提出一些供参考的看法：1.“副热带”与“亚热带” 这两个名词,均源于英文“subtropical zone(belt)”。长期以来,地理学科一般把它译为“亚热带”,气象学科一般将它译为“副热带”。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4)中的“气候区划图”内,就列有“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亚热带”等名称(其实这三个名词,即采用“亚”字系列名词,并不妥当,因为“南亚热带”与“北亚热带”原分别指南北半球的亚热带,中国在北半球,其所属三个亚热带只是在北半球的南北位置略有差异,故应分别称之为“北亚热北带”、“北亚热中带”、“北亚热南带”或省略第一个“北”字,分别称“亚热北带”、“亚热中带”、“亚热南带”等为妥)。说明地理系统习惯用“亚”字系列的名词。又如《英汉大气科学词汇》(气象出版社,1987)的词目中列有“副热带高压、副热带气候、副热带西风带”等名称,说明气象系统习惯用“副”字系列的名称,其实“副、亚”之争,在“极地”等词头也有。例如“副极地”与“亚极地”等,因为这些词的英文词头,也有“sub－”这一形式。面对这种情况,目前有几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这种现象是名词的混乱,应当统一。统一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舍“副”取“亚”,一种是舍“亚”取“副”。但这牵涉到地理学科和气象学科两方面的事,它们分别使用“亚”字系列及“副”字系列的名词都已有长期的历史,没有理由放弃本学科约定俗成名称而采用它学科的约定俗成的名称,除非它学科的名称有充分理由证明比本学科的名称为好。这就是统一名词论者认为长期解决不了统一“副、亚”的困难所在。因为迄今谁也还提不出究竟“副”比“亚”好,还是“亚”比“副”好。另一种看法是维持现在的情况。即既然“副”与“亚”之争无法解决,这种混乱的现象已维持了几十年,再让它维持一些时日也无所谓,而且所谓混乱仅是一些介乎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以外的学科。它们因要从主学科的规定,才在同一论文中时而用“副”字系列名词,时而用“亚”字系列名词。至于气象学科内部论文,都是仅用“副”字系列名词。而地理学科内部论文,则是仅用“亚”字系列名词。他们各自在名词使用上并不混乱。再一种意见是,地理学科用“亚”字系列名词和气象学科用“副”字系列名词,都是有理由的。我们应从它们的习惯使用中,归纳出“副、亚”使用原则,而决不应当做“副”吃掉“亚”或“亚”吃掉“副”的事。我们只要统一原则,既使“副、亚”仍并用,并不能算是混乱。地理学科重视的是地域的固定,气象学科重视的是天气系统或气压系统的变化。例如亚热带雨林、亚热带生态环境、亚热带植物、亚热带地方等,由于地域较为固定,所以应当用“亚”字系列名称,而副热带高压、副热带急流、副热带东风波、副热带锋面等等,这些天气或气压系统的名词,有的虽原生长在亚热带地域,却可以部分或全部移出该地域,有的则原来并不生长在亚热带地域,却部分或全部移入亚热带地域,因此亚热带地域不能束缚这些系统,它们也不固定于亚热带地域中,这就应当采用“副”字系列的名称。一旦这个原则确定了,并为地理学科及气象学科所共识,它们都采用这个原则,即使同一篇论文中“副、亚”并用,也不算混乱,而且按此原则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并没有一个吃掉一个的问题,基本上绝大多数的“亚”与“副”的名词仍保留下来,仅作少量调整即可。这种不追求统一于“亚”或“副”,只追求统一于原则,与现在使用的名词变化不大,就易于为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双方所接受。我认为上述三种看法,都存在问题对于“追求统一于原则、不追求统一于“亚”或“副”的意见”中,存在的问题是：“副热带”或“亚热带”之区别,并不在于地域是否固定,因为它们都是气候或气象名词,其地域都是由气候或气象条件而定。气候或气象条件变了,地域也必随之而变。例如按柯本(Kppen)1884年的定义,以全年中有4－11个月的月均温大于20℃,1－8个月的月均温在10－20℃间作为亚热带的地域条件。在50年代,来中国参加自然区划工作的前苏联专家,主张我国华北、东北南部、新疆南部划归亚热带,以南岭为亚热带南界。竺可桢却认为冬月微寒,足使热带喜温作物不能生长,但无霜期在8个月以上,使农作物一年可有两次收获,其指标为：月均温大于10℃,积温4500－8000℃,最冷月气温为2－16℃,无霜期240－365天,北界接近北纬34°,亦即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直到东经104°;南界横贯台湾中部和雷州半岛北部,即在北纬22°30′－21°30′左右,并指出南疆不属于亚热带。这是亚热带地域由亚热带的气候定义不同而变的例子。不能因为称“亚热带”的是地理学科,就主观认为他们是为了重视地域固定而采用“亚”字系列名词。可见所谓“追求统一原则”其所提出的原则,本身就站不住脚。其次,即使这个原则成立,各学科都遵守,则在使用此原则时,人们将时时感到很多不自然。例如“副热带台风是热带进入亚热带的系统。它破坏了亚热带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但在副热带高压西边转向”。这一句话,交错地使用“副”与“亚”,看来非常别扭。对于主张“保持现有状况,不加改变”的看法,从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来看,是不妥的。因为“副”与“亚”的问题,不仅是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的事,不能只看到这两个学科对“亚”和“副”各取所需,目前相安无事,就满足了。问题在于有许多边缘学科或新兴学科,都要用到“subtropic”一词,他们如按名从主科的思想,必会产生“副”与“亚”在同一门学科中并用、造成混乱,并影响该学科的发展。例如《英汉环境科学词汇》(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1)、《英汉农业常用词汇》(商务1982)及《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它们对有些名词用“亚”字系列(如“亚热带雨林”、“亚热带土壤”、“亚热带生态环境”等),对另一些名词用“副”字系列(如“副热带气旋”、“副热带急流”等)。这种现象,任其自然,必将使混乱延续。对于在“副”与“亚”中统一于其中之一,这应是最理想的主意。这样做,并不是“亚吃掉副”或“副吃掉亚”一个吃掉一个,应是哪一个更科学地符合实际,就统一于哪一个。但是主张这个意见的,认为“副”和“亚”都同样合理,因而处于难以统一于其中之一的尴尬局面。这是由于对称呼“亚热带”和“副热带”的历史沿革,没有调查,对“副”与“亚”只看它们同义的一面,没有细细分析它们异义的一面所致。另外,对于当前“subtropic”一词译法的趋势缺乏了解也有关系。从名词的历史沿革来看,在公元前约500年,希腊巴曼尼得斯(Parmenides)曾建议“太阳气候分区法”,把世界气候分为“寒带(frigid)”;(即太阳永不升到地平线以上区)“温带(temperate)”(即气候温和区);“热带(torrid)”(即太阳长年中午在天顶附近区)三区。到了公元前284年到公元前192年,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第一次绘制出一张包括两个寒带、两个温带、一个热带的“地球气候带”图。各带的界线为极圈及回归线。那时他们已认为地是球形的,有赤道分隔南北半球,他们将回归线称为“tropic”,意思是太阳运行方向转变回来的地方(希腊文为“τροπικοs”),即在“冬、夏至日”的太阳位置,他们将极点称为“pole”(希腊文为“πολοs”),极圈即太阳绕极而转的圈。到了19世纪,人们开始从大气环流的角度,根据气流划分气候带。1858年茅雷(Maury)所绘“大气环流图”已画出南北回归线〔北回归线注以巨蟹宫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南回归线注以摩羯宫回归线(Tropic of Capricorn),摩羯为半羊半鱼形怪物,巨蟹和摩羯均属黄道十二宫〕、信风带及赤道静风带,惜理论根据尚不足。且所标极圈内气流方向有误。1856年费拉尔(Ferrel)改进了极圈内气流,接着在1889年他又在其《风之通络教程(A Popular Treatice on the Wind)》一书中,进一步立体地描绘出全球大气环流。图中已注有赤道无风多雨带、回归线无风干燥带和极地无风带,在构造此环流图时,已考虑了地球自转的科里奥利力(Coriolis force)及热力作用。由于这张图中把回归线作为信风带与西风带的分界区,说明他尚未理解信风带与西风带的交界区与回归线的区别。风系的交界区是动力交界区,回归线是太阳运行回归的界线,两者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决不能混为一谈。虽然费拉尔图有缺点,但显然他的图比之前人有很大进步。因为只要进一步认识风系交界区与回归线两者的不同点,“副热带”这个概念就能很快脱颖而出。在这方面他至少已发觉这个回归带的少风而干燥的特性,此特性是回归带所不一定具有的,它属于信风带与西风带风系交界区的特性。把少风而干燥的特性与回归线强扭合在一起,既是费拉尔的认识的局限性,又是费拉尔对前人认识的初步推进。在他以后,人们对信风带与西风带分界区的研究,就频繁起来。人们发现该区约在纬度30度附近,位置随信风带与西风带的进退而有变化,不象回归线始终位于23°27·的纬度线上。而且西风带与信风带的分界区,每伴同高压带,还常有下沉空气相伴,干热少风是气流下沉的结果。因此人们就把信风带与西风带交界区的高压带称为“subtropic high”。可见这里的“sub－”,目的在于把费拉尔称为的回归线(tropic)区别开来。既否定这个高压带是“回归线”,又说明这个高压带接近回归线位置。我国气象学界,在20世纪上半叶,为表达这种既否定它是回归线,又指出它位于靠近回归线的地方,就把“sub－”译为“副”字。又因为在古希腊,将热带视为被南北回归线所包围的区域。例如前面举出的埃拉托斯特尼的《地球气候带图》,就是这样画的。所以后人常将“热带”用“tropic”表示。这虽不确切,但已成习惯。这样,我国气象学界就把“subtropic”一词,译为“副热带”了。再如在1934年,李宪之《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中已用“副热带气团”一词。1938年涂长望《中国之气团》中,既用了“副极地气团”,也用了“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气压带”等名词,并说明了在副热带高气压带中,下沉空气对“大气环流之维持,关系其钜”。此后么枕生《中国中部的静止锋及其在两湖盆地发展的波动》(1939),张宝堃《四川气候区域》(1941)、卢鋈《中国气候概论》(1944)、涂长望、黄仕松《中国夏季风之进退》(1944),高由禧《东亚自由大气之运行》(1948)等文,均采用“副”字系列,以表达“副热带系统”。费拉尔的环流图,在进入20世纪后,其意义更为世界气象学界所深刻认识。1951年帕尔曼(E.Palmen)叶笃正等人研究了地球大气的经向环流,发现了低、中、高纬度有三个环流(在副热带上空有急流现象及空气下沉现象,而在纬度60°处有来自中纬及高纬空气辐合形成锋面),称为帕尔曼经向三环流模式。1957年贝茨(D.R.Bates)所编《行星地球》(The Planet Earth)》一书中,埃笛(E.T.Eady)绘出了“理想的经向三环流图”,称为“埃笛模式”。他将这三环流分别称哈得莱环流(0°－30°间)、费拉尔环流(30°－60°间)、副极地环流(60°－90°间)。高低纬两环流均属“热力环流”,中纬度环流为“动力性被动逆环流”。其中中纬度与低纬度两环流交界区有下沉干燥气流,“副热带高压带”即由此而成。而信风及西风气流之形成也可由此得到解释。在中纬及高纬两环流间,有辐合上升并在高空向南北流动的气流,“副极地低压带”即由此而成。由于空气上升,这里也就成为“副极地多风暴带”。这样,不论是副热带高压带或副极地低压带,其形成原因不仅与太阳热力或极地冷却有关,也与一些动力因子有关,从而“副”字的含义,更深化了。但是在费拉尔绘制环流图之前五年,即1884年,柯本(Kóppen)囿于古希腊把纬度低于回归线纬度的地方称为“热带”的概念,由于发现纬度稍高于回归线纬度处有一气温尚高的地带,在植物生长方面,有特殊意义,就把这个地带称为“subtropic zone(亚热带)”,意即“温度亚于热带的地方”。他用纯温度的高低来划分气候带。当时他把全年各月月均温都大于20℃的地方,称为“tropic”,又把全年中4－11月的月均温大于20℃,1－8月的月均温在10℃－20℃之间的地方,称为“subtropic”。日本气象学界早年认为按照这种定义,“sub－”的意义意味着温度稍低于“tropic”,所以译为“亚”更合适些,因为“亚”表示程度稍次的意思。这样日文对“subtropic”就译为“亚热带”。其后,虽然他们知道了另外尚有考虑动力因子的“subtropic”,但为了保持名词的统一,仍一律译为“亚热带”。例如日本文部省《学术用语集·气象学编》(日本气象学会,1975)及农业气象学会编的《农业气象学用语集》(养贤堂发行,1979),以及早在1925年(大正十四年)服部操《汉字索引日华大字典(增补)》(内外出版印刷株式会社发兑)均采用“亚热带”词条,以表示“subtropic”。我国早年在译述日文农业、地理、植物等书时,就把日本“亚”字系列的“亚热带”一词引入我国,使这些学科产生了“亚热带”与“亚极地”等词,但我国气象系统,则排斥了“亚热带”一词,而改用更合适的“副热带”一词。这就是“亚热带”及“副热带”名词的沿革,而我国科学名词中这种“亚、副”之争,也是这样产生的。根据上述沿革,可归纳“副热带”与“亚热带”两词的区别如下：(1)“副热带”是由研究大气环流而得出的名词,它是中纬度费拉尔环流与低纬度哈得莱环流间的下沉气流区,因而干热、少风、近地面气流辐散,位置随下沉气流区的变化而异,但一般约在30°度纬度带附近,比回归线纬度为高,其形成与动力因子和热力因子有关,是自转地球上的产物,它在地面是一个高压区,是大气中符合理论的实体系统。但“亚热带”是一个纯用温度为依据的经验气候带。所用的温度有的用一般月均温,有的再加积温条件,有的还考虑至少有几个月的月均温高于或低于若干温度,其热带与亚热带的界线温度各有多大等,各家的看法,很有差异,从而亚热带的范围也可以有很大不同。例如在50年代,竺可桢与苏联专家对中国亚热带范围的划分,有很大出入,这说明“亚热带”缺乏世界可公认的客观定量标准,它事实上仅具有相对的意义。又由于它没有考虑动力因子,也不考虑地球自转影响,未从大气环流角度研究问题,所以缺乏形成机制的理论依据,可随实用目的的不同而异其温度条件,有任意性。说明人们采用“副热带”一词,是由于对气候带的认识比用亚热带一词时,有很大的深化。(2)“亚热带”仅有温度亚(低)于热带的一种意义。它与“热带”仅有程度的区别、并无性质上的区别。而“副热带”与“热带”有形成机制上的区别,即性质上是不同的。因而不能认为“副热带”与“亚热带”意义相同,而取听其自然的态度。在日本,不论“副热带”与“亚热带”,一律称“亚热带”。这是他们为名词统一所作的规定,他们根本没有“副热带”这一名词。所以并无“副、亚”之争。在我国,“亚热带”之名来自日本,并非我国创造,而“副热带”之名,则是我国根据大气环流理论及大气实际情况的创造性名词。日本将“subtropic”一词统一译为“亚热带”未闻产生什么争执。我国原有“副、亚”之争,如规定将“subtropic”统一译为“副热带”,则不仅可停息“副、亚”之争,统一称呼,符合科学上先进认识及国情,而且根据日本经验,统一称呼后也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反而有利于有关各学科之发展。根据了解,我国地理学界及农业气象学界也已有把“亚热带”改称“副热带”的择善而从的趋向,以保证名词的统一。例如1976年中科院地理研究所《英汉自然地理学词汇》(科学出版社)称“subpolar”为“副极地”。称“subpolar low－pressure belt为“副极地低压带”,称“subtropical easterlies”、“subtropical high－pressare belt”分别为“副热带东风带”和“副热带高压带”。其它尚有“副热带急流”、“副热带雨林”等名称。又1984年农业出版社《英汉农业词典·气象分册》中,也已全采用了“副”字系列的“副热带高压”、“副热带生态环境”等名词。此外,尚有不少辞书,如《地理学词典》(1983)及《气象学词典》(1985)等,已采用了以“副”字为主的思路,即虽指出“副”可称为“亚”,但在“亚”字系列名词后,都仅注明具体解释,参见“副”字系列的相应名词。这些现象,都说明社会上某些有关学科,已在主动弃“亚”从“副”,指出了采用“副”字系列的“副热带”、“副极地”等名词,已是未来的趋势。我们虽然认为：将“subtropic”及“subpolar”等词,统一称为“副热带”及“副极地”,不论从理论上还是认识深化上,在客观方面、遣词方面、适应未来趋势方面、解决目前名词混乱方面,都是有理由的。但我们并不主张取消“亚热带”“亚极地”等名称,因为它们已有很长使用历史,我们不可能回到历史中去取消它们。而且日本的“亚热带”一词相当于我国的“副热带”,更无取消的理由。我们仅希望人们认识到：在我国,“亚热带”与“副热带”并非同义词,它是以温度高低作为气候带之一,属于的“寒、温、热”分气候带的原始性分带体系,仅稍加细密改进而已。由于其定义严密性不足,在社会上被采用的趋势已在逐渐减少中。2.“观测”与“探测” 有人说“探测可以包括观测”,因为“气象观测”仅属大气探测的一类。也有人说“探测所得仍需观测”,只是“先探后观”而已,所以广义的观测可包括探测。加之“高空探测”有时也称“高空观测”,雷达气象观测有时也称“雷达气象探测”,这不同的意见和情况,使“观测”和“探测”这两个概念,更加令人混淆不清了。我认为“观测”与“探测之区别,在于“探”字,而不在于“观”字。所谓“探”,即“对无法经常采集资料的领域进行探索”,因而可以认为：采集常规业务所需气象资料的工作,可称为“观测”,而采集供科学研究所需的非常规、难以提供日常业务所需的气象资料的工作,可称为“探测”。为什么说“观测”与“探测”之区别不在于“观”字呢？因为随着仪器设备的发展,有些采集资料的工具,已能自记或自动发报、进行常规业务工作,而不依靠人眼直接感应读数。例如在海岛、高山、沙漠等人烟稀少地区所设的自动无人气象站所测得的资料,也属于“观测资料”,并不称为“探测资料”。为什么那些不进行常规采集的气象资料的采集工作,称为“探测”呢？这是因为采集这些资料很不容易,所需的仪器设备较复杂,进行采集的技术要求又较高,要用较多的人力、物力或财力,无法经常采集。而且这些资料的用途,尚未拓开,使用还不广泛,仅供研究工作需要,尚无进行日常业务性采集的必要。但当这些资料的用途成为业务所需,人们要求资料能常规供应,且仪器设备及技术水平有了改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已为能力所及时,则原属“探测”的项目,也可改称为“观测”。例如原来高空风资料的采集称为“探测”,现在已常称为“高空风观测”。但这仅是指测距地30－40千米以下的风向风速。对50千米以上的风资料采集,因尚不能常规化,所以仍只能称为“高空风探测”。又如“雷达气象探测”,其中对风暴云的常规监测,已成业务,故已可称为“雷达风暴云观测”,但这主要限于风暴云的移动及中尺度系统的发展,至于风暴云的微尺度结构情况,还处于“雷达风暴云探测”的阶段。又如卫星云图资料,已可称为“卫星云况观测”,因为这已成为业务性常规采集工作。但卫星对大气温度廓线等的资料采集,无法经常化,所以仍应归之为“卫星探测”项目之一。可见称为“观测”或“探测”,并不是任意的,它与当时采集资料的仪器设备及技术等社会条件和这些资料的社会需要等客观条件有关,它是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的,在条件改进时,原为“探测”的项目,可全部或部分转变为“观测”的项目。3.“气象学”与“大气科学” “气象学”这个名词,最早为古希腊柏拉图(Plato,B.C.428－B.C.347)所提出,而由亚里士多德(Aristotle,B.C.384－B.C.322)首先作为汇集其本人、同代人及前人对气象认识为内容的书名。从词源上看,气象学(meteorology是由希腊文“μειεωρο”与“λογικα”(即“meteoro”与“logy”)两部分组成。前者有“上方”之意,后有“学问”或“智识”之意。从亚里士多德《气象汇论》(Meteorologica)内容看,它不仅包括对风、云、雨、雪、雷、电、雾、霜、露、雹、虹、晕等气象现象的认识,也包括对彗星、银河等现象的认识,而这些现象都是在“上方”的现象。在17世纪,已将“气象学”一词认识为有关大气现象的学问(Study of Atrnos－pheric Phenomena)。日本在吸收西洋科学时,就利用汉字的意义,组成“气象学”以表达Meteorology”的原义。中文原来并无“气象学”的概念。中文的“气象”原泛指一种自然或人物的情态气概,并不仅指天气现象。例如宋代大画家郭熙《山川训》说“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须远而观之,方见得一障山川之形势气象”。这“障山川”之气象,还可以认为是“岚”“霾”等天气现象。但程颐曾说：“气象于甚处见？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见,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二程全书》)叶梦得说：“七言难于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行徐不失言外之意,如杜甫《阁夜》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光动摇”(《石林诗话》)。这些“气象”,就不是指天气现象。中文中“气象学”一词,是从日文中引入的。近三十多年来,气象科学有很快发展,许多大学的“气象学系”纷纷改称“大气科学学系”,许多气象学专著常标名为大气科学专著,于是有人对这种改称很不习惯,认为属于换汤不换药之举。但事实上,这是社会上气象学发展到大气科学阶段所致,改变的不仅是名称,而是内涵。“气象学”这个名词已包含不了“大气科学”的全部意义。但这并不是说要取消“气象学”这个使用已久、具有特定意义的传统名词,只是要用一个更能表达现代所拟研究的包罗与大气领域有关的全部范围的综合性学科的名词,于是“大气科学”一词一经提出,就得到了有同一想法的气象学家的响应。人们从这个新名词中,看到了“气象学”在前一阶段的进展,更深刻体会到大气研究领域的内涵丰富,从而对这门科学的未来发展,更充满了信心。究竟“气象学”与“大气科学”在内涵上有何不同呢？不同点在于：(1)“气象学”重点本是研究大气中之象,即有形象可见的云、雨、霜、雪之类。但事实上其研究对象早已逐渐包括天气系统、气压系统、无形可见的大气性质(如温度、湿度、电性质等)、运动(如对流、平流、乱流等)及抽象量(如扩散系数,环流指数等)等,超出了“大气现象”这个范围,其所研究的规律,也早已不仅是现象的简单规律,而却包括系统、性质、运动及抽象量的规律,因而内涵已突破了旧名称,有引用“大气科学”这个名词的需要。(2)近三十多年来,由于分支学科大大发展,且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内容,各有深邃丰富的特点。特别是其实用性学科(如天气导变、临近预报、雷达气象、卫星气象等)及应用性学科(如农业气象、军事气象、医疗气象、航空气象等)发展尤快。边缘性分支学科(如海洋气象、地质(时期)气候、生物气象、城市气候等)有广泛开拓。一些综合性科学(如环境科学等)也重视把气象科学内容综合进去。这些学科已非过去通论性的以“气象学”命名所能充分包涵,只有以更大包涵性的“大气科学”一词,才能胜任。(3)过去“气象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局限于地球大气的物理学,而且重点往往放在天气和气候方面。但目前大气科学研究领域,已扩展到大气化学、大气生物学、工业大气、宇宙大气(包括行星大气、卫星大气与星际大气等)领域,超高层磁力圈大气也是过去“气象学”所未曾深入接触过的领域。大气科学研究在微观世界也有发展。例如云雾物理学和高层大气的研究已牵涉到物质的微观结构问题。大气科学研究的方法与工具,采用了几乎遍及各种新科技领域(如雷达、卫星、激光、各种遥感、同位素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这些新天地的探索,已非传统“气象学”工作者所能深入掌握,必需聚集各领域的专家,才能处理裕如。而要把这样广泛领域的内容包括在内,并使各方面专家集中来解决大气问题,只有采用“大气科学”、这一名词,才能恰如其分。可见“气象学”发展为“大气科学”,是历史的必然。4.“古气候学”与“地质气候学” “古气候学”本来是“地质学”的分支,原名为“Paleoclimatology”。其中“Paleo－”原来就有“古”的意思,但它与ancient”不同。“paleo－”多用于学科名前,作为词冠。其“古”的范围限于地质时代,也包括人类史前时代,而“an－cient”只是对“古”的一般说法,主要包括人类史前及历史时代,可见paleo－”的“古”,通常不包括人类历史时代的,而“ancient”的“古”通常不包括地质时代的。那末中文“古气候学”、一词,就会令人发生“古”到什么时候的疑问。它不象“Paleoclimatology”一词,一眼就能判定是指地质时代的古气候学。过去由于“古气候学”是地质学名词,研究所需资料是地质资料,研究者多为地质专家,所以并没有其中“古”,是不是地质时期的“古”的疑问。但事实上,我们认为这门学科是“地质学”与“气候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既可以由地质学出发来研究,但也可以由气候学出发来研究。而气候学家要研究的古气候学,不仅仅只是地质时期的“古气候学”,也要研究“历史时期的古气候学”。这样,从气候学家的观点看,将“古气候学”仅定义为地质时代气候学,就不全面了。如果把地质学上的“古气候学”改称为“地质(时期)气候学”,就不会产生误解了。气候学家有没有必要来研究地质时期的气候呢？有的。例如研究地质时期的辐射收支、热量平衡、大气环流、大气成分演变(大气化学)、气候分区等,这些内容并不是地质学家研究的重点,也不是仅从地质学的角度所能解决的,但它们也的确是“地质(时期)气候学”的内容。严格说来,这门“地质学”与“气候学”的边缘学科,应区分为“气候地质学”与“地质气候学”两个分支,前者是通过气候学方法研究地质,后者是通过地质学方法研究气候。但由于这门边缘学科的发展条件所限,目前“地质(时期)气候学”,实际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内容。由于“地质(时期)气候学”是一门牵涉到不同学科专家间的问题,必须由有关专家进行协作才能推动其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把paleoclimatology”译为“地质(时期)气候学”,是地质学家与气候学家间的问题,也需要有关专家的协商,才能解决。5.“综观气象学”、“天气学”与“综观气候学” “综观气象学”这一名词,目前我国气象学界并不广泛流行,所以有陌生之感,其实这个词在国外是十分普遍的,其英文原名为“synoptic meteorology”。因为“synoptic”中的“syn－”表示“综合”,这当然不是任意“综合”,而是有组织的综合,使之有“同步性”及“鸟瞰性分布”资料。而“－optic”表示“观”,合起来,“synoptic”就表示了“综观”。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大气科学卷》(1987)“综观气象学”条：它是指“将大范围各地区气象台站在同一时刻观测所得的气象资料,填绘在一张空白地图上,进行综观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后,同时还配合气象卫星探测资料的分析),然后由此作出天气预报”。可见进行“综观气象学”工作,首先需要各地区气象台站的同时气象资料(即“同步性”),还要将各地资料填绘于天气图上,分析其分布规律(即“综观性”或“鸟瞰性”),目的在于进行天气预报。不具备“同步性”及“鸟瞰性”气象资料,当然也能分析天气、作出预报。例如统计天气分析预报、数值天气预报、单站天气预报、临近预报等等,但它们就不能属于“综观气象学”的范畴。然而,由这些不属于“综观气象学”的办法研究出的天气规律,不能说不属“天气学”的范围。由此可见“天气学”可以包括“综观气象学”的内容,但“综观气象学”仅属“天气学”的一种,并不等同于“天气学”。日本气象学会《学术用语集·气象学编》(文部省,1975),把“synoptic meteorology”译为“总观气象学”。“总”与“综”的意义相近。我国在解放前,也有人主张把原文译为“综观气象学”(目前台湾一般仍用“综观气象学”的名称)。但以后,我国有些“天气学”教材,由于已有称为“统计预报”、“数值预报”、“临近预报”等教材的配合,其内容渐渐以包括“综观气象学”内容为主了,却未能把教材改称为“综观气象学”。我国翻译的“综观气象学”专著,有些也以“天气学”之名出之。1965年《英汉气象学词汇》为了防止将“synoptic meteorology”误认为等同于“天气学”,但又为了迁就习惯,就在此词后配以“天气[图]学”一词。由于方括号内之字有时可删,因而更促使人们将“synoptic meteorology”直接译为“天气学”,(甚至把“synoptic analysis”、“synoptic background”等,译为“天气分析”、“天气背景”而不正确译为“综观天气分析”“综观天气背景”)其实所删掉的“图”字,正是体现“综观(synoptic)”的关键词。“综观气象学”一词出现时,卫星云图尚未出现,现在卫星云图已成为天气预报的一种重要工具。这是一种从人造气象卫星上遥感云场而得,因而既有各地云况的同步(同时)资料,又是云分布的鸟瞰资料,因此它也可属“综观气象学”。但它毕竟与天气图气象学的资料不同,因此卫星云图分析常在进行天气图预报时作为辅助工具,这是“综观气象学”的发展。由于“天气学”有“综观”与“非综观”的区别,所以天气资料、天气分析方法、天气预报等,也有“综观”与“非综观”的区别,凡“综观资料”其采集方法,也每与“非综观的”有所不同。最近看到一些资料,其中有建议把“综观气象资料”与“非综观气象资料”译为“天气资料”和“非天气资料”,这未将原文“synoptic”的含义表达出来,因而是不妥的。“非天气资料”事实上仍是指“天气资料”,只是“非综观性”而已。“天气学”的“天气(weather)”一词,属一般生活用语,未出现“天气图”时,已有此称呼。当然那时的“天气”是指“地方性天气”。但在出现“天气图”以后,其意义有所扩充,即仍保有一般生活用法,可表示局地晴雨等情况,也可包括“综观气象学”中的“综观天气”,可见其意义比“综观气象学”要广。近几十年,有“天气气候”一词的出现。但这个名词似嫌笼统些,因为事实上,有两种“天气气候学”,第一种属于综观性的,日本称它为“总观气候学”,它直接译自“synoptic climatology”,可是我国把它译为“天气气候学”。其实如译为“综观气候学”更合适些,因为它是用“综观气象学”的概念研究气候学的。这门学科是1942年由美国贾可布(W.C. Jacobs)所创。另一种“天气气候学”是属于局地性的,系1927年苏联的费道罗夫(E.E.φедоров)所创,他基于“气候是天气的综合”这一概念,在一地局地天气的综合上写出了“综合气候学(Synthetic Climatology)”一书。其实这书名上所说的“综合”与前面所说的“综观”,意义很不相同。它仅综合一地的局地天气,是生活意义上的天气“综合”。而非天气图天气性的“综观”,并无同时性及“鸟瞰性的意义。因此前面贾可布气候学,应称为“综观气候学”,而费道罗夫气候学应称为局地天气综合气候学(local weather syn－thetic climatology)。它们两者都属“天气气候学(weather climatology)”,但研究的方法很不相同,对象气候的空间尺度大有差别,不应混淆。严格说来,“综观气象学”一词使用《中国大百科全书·大气科学卷》上的定义,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是用“综观天气分析预报”的定义来定义“综观气象学”,这个问题并非我国所独有,而是国际气象学界普遍存在的。例如英国气象局1963年出版的麦克英托许(D.H.McIntosh)《气象学辞汇(Meteorological Glossary)》就定义为“为气象学的分支学科,它与用地理图上表达“现在天气”并特别用以预计其未来发展有关”。我们认为这一国际性的看法,虽并不妥当,但在气象科学发展的过去阶段产生是可以理解的。但自从出现了贾可布的“综观气候学”后,就不合适了。因为现在“综观气象学”应当既可包括“综观天气学(synoptic weather science)”,也可包括“综观气候学(synoptic climatology)。而且在“综观天气学”中应包括“天气图气象学”和“卫星天气学”等。为澄清有关“综观”、“天气学”等名词,我们列出了下面的学科名词系统：上述系统中的虚线,表示未列的其它学科,它们大多属于非本文所应涉及的有关学科,但也有代表可能与本文有关的新学科在内。结论概括前面各名词的讨论,可以认为科学名词的改进,都是与学科有新发展有关。学科发展了,使旧名词被改进后的新义所突破,要求创造新名词或改进被突破的旧名词,以适应发展中的新情况。但社会(指使用科学名词的社会,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言,指有关专业的学科;对使用较广泛的名词言,指使用此广泛名词的社会)已习惯于传统名词,心理上尚不能顺利对新创名词或改进后的名词很好适应。在惯性作用下反而觉得新名词有异端性并可能发生“抗药”作用。但是科学名词毕竟要为社会的进展服务,名词与其内涵的不符,毕竟会增加社会利用科学技术的困难,改进科学名词,表面上仅是改善名词与涵义之相应关系,实质上是为了便利社会利用正确科技名词来交流科学思想及技术,更好地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概念成为现实,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因此合理的新名词或较好的改进后的名词若一时不能得到社会理解,使推广工作不很顺利时,不要急于求成,要认识到这是名词改革过程中常有的现象,应不断作耐心解释,争取水到渠成,赢得社会在心理上逐渐适应,在理解上产生共识,但也要有信心于所进行的名词改革,因为社会毕竟要依靠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来推动的。名词改革既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且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它必然最终会获得社会的承认和鼓励的。通过上述一系列气象名词讨论的例子,我们一方面理解科学名词的产生、发展、改变都与科学发展有关,而当它一经定名采用,其旧名词的改善、新名词的创立等工作,是否能顺利进行,又受到社会的制约。在时机合适时,能顺利进行,在时机不利或社会传统因素较强时,进行就不能顺利。当名词理解水平有断层时,还会有倒退的现象,但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新科学名词的增加是不可抑制的。旧名词的更新及其涵义的调整,在一定情况下总是有需要的。对于从事科学名词研究和审定的工作者来说,经常对所从事学科的名词作总体系统的、或各别已有名词的分析,提出一些新的名词改革理论和具体名词改革的见解,反复地科学地阐明其理论和见解,从活跃名词研究和审定工作、促进启发性思维,使对具体的科学名词,通过不同见解的公开讨论,以理服人达到共识,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种讨论是社会对新名词的选用、旧名词的改进,由减少分岐到协商一致,由混乱而趋于共识的过程,这有利于使科学名词研究能更好地体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①此问题我在《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年第1期《定名贴切,方有效益》一文中曾作过探讨。     

试析科学术语的文化潜移现象

如果说人类语言的产生是信息革命的第一个里程碑,那么今天日趋智能劳动的代替将表现为高度的自动化,而智能劳动的扩大又将表现为解决复杂系统问题和创造新体系和新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语言革命至今从未中断过。具体表现为各种文化潜移现象在不同文化水准的两个民族间和不同文化层次类别的地域间一直进行着。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诸如,暖流,断层,滑坡、可塑性,饱和,透明度等科学术语已频繁出现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们的日常交往中,用以表达非科学领域中并非科学原意的事物,这就是各种文化潜移现象的具体表现形式的一个侧影。如新陈代谢一词,最初是生物学用语。指生命运动过程中的化学变化,后借用到哲学上,是指新旧事物更迭和交替,即旧事物灭亡,新事物产生。反馈一词,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概念,产生于无线电工程技术,后来成为研究生物、社会和生产技术等领域的自动调节现象。惯性一词原出于物理学表示物体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的性质。现在已大量出现于社会系统的不同方面。将其移植入经济数学中表示：在颇长时间内实际上不变的指标。相对来说它不依赖于所采取的某种经济决策。国民经济中产品的材料总消耗系数、国民收入和总产值比等一般具有最大惯性。文化潜移(也叫文化移入)现象是美国人类学家首先提出来的。他们以为文化潜移的原因在于或因文化积淀成熟而发生;或因两种文化接触而导致的文化输入而产生。科学术语向社会语体渗透是文化潜移的一种,应遵从一般文化潜移的因素,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吸收,相互模仿;其规律是由占优势地位的发达文化向居从属地位的不发达文化的至高而低“流动”的补基现象。此外科学术语的潜移过程还有其特殊的原因和动力。1.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趋向联盟的结果。现实世界包括众多、甚至是无限层次,对某一层次的专门研究者叫专门家。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进步,科学不断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而自成体系。第二次浪潮在牛顿力学的影响下,出现了众多分门别类的科学。而这种分化使得科学家之间联系反而不够,导致“隔行如隔山”。特定的科学术语似乎也成了行家们的“专利”。科学在经历了长期分化以后又重新走向联合,重新统一成整体化,综合化的有机整体,正如J.贝尔纳指出的：将来科学知识的方法渗入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以致科学又将不复独立存在。科学的这种联盟具体表现为各门科学、各种知识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多维的变迁过程,在科学技术的作用下,人们从时空上已经打破了地区,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半封闭状态,而且各门科学的高度综合又打破了自身的封闭状态,哲学执行着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整体化和综合化的职能。使科学在内容不断分化和发展中寻求理论的综合与统一。导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彼此借鉴,科学术语也在这种联盟中被“借用”到了非科学语体中。2.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的结果。如果说把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视为“内科学”的关系,那么科学的“外化”就应该是科学与社会的联系了。与小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是早期的科学研究都以个人研究为主,或在少数几个助手参与下进行,他们的工作基本上不为社会所了解。本世纪30年代以来,出现了象高能加速器、阿波罗登月计划等涉及政治、法律、信息、能源、材料等联系面广、信息量大的项目,显然完成此类项目绝非是一个学科领域内的少数几个科学家所能凑效的,它需要众多行业、整个国家乃至国际合作等“立体作战”或“集团作战”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决定了在实施过程中涉及的人员庞杂,使科学活动本身被全社会所关注,以往只在科学层出现的术语也逐渐在社会的其它阶层有所“耳闻”。面对社会的科学化,有人略带夸张地说,当今的科学已经代替了昔日的神仙上帝。这说明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之高,并开始了科学向社会机体的所有毛孔进行全面渗透的新纪元。社会化的大生产,现代化的教育教学手段、日趋电器化的家庭生活、自动化的信息交流、电子化的文化娱乐和科学化的营养结构等,使人类已经与科学技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种科学气氛越来越浓的大环境下,科学术语的流行就是理所当然的了。3.科学教育水平提高的结果。科学教育是指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和培养科学人才的一项教育活动,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马克思认为：大机器工业要求工人有广泛的修养,在未来社会中,新的一代人必须懂得足够的科学知识,了解工业生产的一般原理。(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科学教育这个论题。近代科学的发展,使科学教育在各个国家相继出现。不仅培养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而且也提高了人类的科学素养。即使是一般工人,也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单纯的体力劳动者了,他们的科学文化教育水平正在不断提高,也就是说现代科学教育的发展改变了“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的比例结构。尤其是科学教育从高等教育向中等、初等教育扩散以后,现代教育理论提出了智能教育、终身教育以后,从人的角度培植了科学术语流行的土壤。4.追求科学精神的社会心理所致。科学术语的社会化。大众化现象,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特定的社会公意和跨文化心态所致。首先,人们常对某些事物冠之以“科学的××”或“××是科学的。”英国学者查尔默斯认为：称××为科学的是想说明他们包含某种优点或特殊的可靠性”(《科学究竟是什么》〔英〕A.F.查尔默斯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第5页)。人们凡是从科学性的角度加以考虑的崇尚科学价值取向的心态还表现为牛顿、爱因斯坦、华罗庚等也近乎成了科学和智慧的代名词。其次,科学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同时也参与人们的精神生活,改变人类固有的习惯和思维方式,它可以使人们从愚昧无知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建构起崇尚科学精神的道德伦理观,因为科学不仅与宗教神学相对立,而且也与现代迷信相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术语的流行并非一种单纯的语言现象,而是联系着人类的一种思维趋向,按海德格尔的观点,语言是存在的寓所。爱因斯坦也认为“语言的相同,多少就意味着精神状态的相同,在这个意义上说,思维同语言是联系在一起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395页,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三,一方面人们对科学及其术语的“偏爱”隐含着一定的流行心理和从众心理,另一方面科学术语往往能引发人的发散性思维。这实际上也等于是一种求异性思维或联翩思维。因为不仅科学本身离不开想象和推理。而且更需要不寻常性假说,灵感和悖论等逻辑补充,这类思维的过程必然伴随一定的科学语体的特征;这类思维的延伸更有利于非科学事物的定量化和模式化。综上所述,作者将科学术语超越自身的语言圈向外辐射潜移的过程和机制可近似归纳为下图：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出,科学术语最终是以人际直接传播和大众间接传播两种方式进行的(如上图),但这两种方式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术语在流传过程中的外部特征,其实它自身也有其特殊的规律和特征需要考证。爱因斯坦指出：“科学概念和科学语言的超国家性质,是由于它们是一个国家和一切时代的最好的头脑建立起来的。”他还认为：“科学语言同我们通常所了解的语言有什么不同呢？就概念的相互关系以及概念同感觉材料的对应关系来说,科学所求的是概念的最大的敏锐性和明晰性“(《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395页,商务印书馆出版)。从这种意义上说,科学术语作为科学语言的一种具体形式,同样具有近似的共性特征。(1).外来语特征。相对汉语和其它民族语言来说大多为外来语。无论是音译还是语音兼表义,几乎都是外来词,甚至相当数量的还属相应时代的新造词。它们从科学语体过渡到社会领域时强化了社会的科学意识。(2).喻意特征。从修辞手法上看,科学术语进入社会语言环境时主要以喻意功能表现出来,其中具体表现为隐喻和借喻两种形式。从而促使喻体更加切合语境,以便表达特定题旨和情境。如在方位隐喻中,“情况始终处于低潮”、“最后生活质量很高”。在结构隐喻中,如表达领会的就有“现在我有了完整的图象了”。(3).近义特征。实际上并非是任何哲理性强,喻意深刻的科学术语都能流行起来。首先,过分深奥,外延模糊的术语是很难流行的,相反“字面意思”明晰便于望文生义或顾名思义的大众化术语较易流行,如象信息一般当消息使用,范畴一般当范围看待就在于此。其次,科学语体中的术语与社会语体中的被喻事物能构成“近义词”关系者最易流行。(4).中介特征。科学术语较一般行业用语具有促进语言向更精密化、准确化的方向发展的趋势。它的使用更有利于自然语言向机器翻译系统中的代码语言过渡,据此制定情报,文献检索和所需的代码系统。目的都是为机器翻译、通讯技术设备提供有关语言结构材料。使被表达的事物相应具有更明晰和确切的表意。即从这种意义上说,科学术语是自然语言过渡到算法语言的中介之一。(5).词组特征。流行科学术语大多以词组形式形成表征科学概念,现象、程度、状态结构和属性等专有术语。多以联合词组(如信息、网络、阻抗、波动、吸引遥控等)和动宾词组(如指令、冲击波、潜意识、降温、升华、饱和、韧性等)为主、其次还有少量偏正词组(如软件、凝聚力、催化剂、净化等)和主谓词组(如同化、共鸣、全天候等)。对于强化非科学现象起到了界限分明程度适当的效果。(6).传播特征。科学术语的流行是随现代化传播手段的发展而加快的。它即由反映单个事物的某一方面(如细胞、支点)向反映系统问题发展,而且还有由表征简单系统问题向复杂的社会系统过渡。它的流行不仅与商品消费的流行相比具有更加持续稳定和不易“过时”的特点。而且它的流行趋势始终与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步。总之,科学术语的文化潜移渗透现象,对于丰富和发展祖国的语言文字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如果不顾实际的盲目滥用科学术语,反而会损伤我们祖国语言的纯洁,我们应防止一味望文生义的生搬硬套科学术语和言必玩弄科学术语的现象的出现。     

以“砆”替代“富勒烯”的九个理由

在近日的一次无机化学名词审定会上,许多专家对于是否将fullerene译为“砆”的建议意见不一。因此,笔者再写一文,重申将fullerene译为“砆”的理由,以求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认可。1.fullerene一词是fuller加后缀-ene,由此就认定应将fullerene译为富勒烯是值得商榷的。在已有的汉语化学术语中不将“-ene”译为“-烯”的情况很多,例如：thiophene 噻吩 benzene 苯 naphthacene 并四苯thiophthene 硫茚 naphthalene 萘 fluorene 芴thiathrene 噻嗯 anthracene 蒽 xanthene 占吨chrysene 屈 pyrene 芘 phenanthrene 菲acenaphthylene 苊 azulene 奥 picene 苉pentacene 并五苯 perylene 苝 coronene 蔻heptacene 并七苯 ovalene 卵苯 hexacene 并六苯indene 茚 pyroxene 辉石 ferrocene 二茂铁phosgene 碳酰氯 silvstrene 枞萜 nitrene 氮宾carbene 卡宾 chamazulene 母菊奥 terpene 萜kerosene 煤油 tetracene 并四苯phytofluene 六氢番茄红素 phytoene 八氢番茄红素dibenzothiophene 硫芴……2.fullerene的结构里有共轭C=C双键是将fullerene译为富勒烯的另一个理由,也值得商榷。上面举出的许多化学物质大多也含C=C双键,却没有译为“某某烯”,还可以举出更多结构里含C=C的物质没有称为某某烯,例如,谁也没有建议因石墨的结构里含C=C将它改称为“石墨烯”。近年出现一个新词——graphene,是单层石墨,分子量不定,是否会被命名为“石墨烯”？笔者以为,还是不这样译为好,理由会在稍后的讨论中谈到。固然,对于化学物质而言,有时结构比组成更重要,但化学物质的术语里却仍以组成为主词、以结构为修饰词的居多,如单斜硫不称硫单斜,环烃不称烃环,金刚烷不称烷金刚,穴醚不称醚穴……不过,有时会从结构着眼来表述,诸如“苯环上的氢被氯取代形成氯苯”一句中的“苯环”,或者从材料角度命名,诸如纳米碳管(从物质的角度应为管碳才合适),则另当别论。换言之,若把“富勒烯”这个术语里的“烯”理解为结构,就不应该是这个复合词的主词。“烯”之所以有“火”为偏旁,是因汉语化学术语中将该偏旁用于组成为碳氢化合物即“烃”之故,换言之,“烯”首先是“烃”,既含碳也含氢而且氢比烷稀少些,而且又由于有别于烷、炔、芳香烃和萜,才会有“烯”这个术语,而不是由于它的结构里含双键。如果首先是由于它的结构里含C=C而得名,何以理解结构里也含C=C的芳香烃和萜不称为某某烯呢？或是由于烯、芳香烃和萜结构里的C=C跟烯不同？若这样理解,那么我们可以问：fullerene里的C=C是否同于烯？不完全相同是肯定的,但究竟有多大区别,未必有一致的认识。主张以富勒烯命名fullerene的当然会着眼于相同或十分类同,然而不主张命名为富勒烯的也可找出不很相同的许多理由。其实,与其说C₆₀在结构上有很像烯的C=C双键,倒不如说更像芳香烃,即有芳香性。可能正基于C₆₀的这一结构特点,有位台湾同人曾建议将fullerene译为“芙”,但笔者也以为不妥,其一是“草字头”是汉语化学术语系统性中用于表示芳香烃的,而fullerene在组成上并非芳香烃,是单质;其二是fullerene的共轭双键跟芳香烃也不完全相同,共轭的p轨道并不像芳香烃中的那样平行而是汇聚于球心呈辐射状;其三,芳香烃的双键可以全氢化而至今未成功地将C₆₀完全氢化得到意想中的C₆₀H₆₀,有的计算化学家推测,全氢化会导致球的破裂(尽管有人预言在星际云中可能存在这种可称为fullerane的分子,但未被确认)。3.诚然,有一些被称为某某烯的化合物并不含氢,例如聚四氟乙烯,但不能割断该术语的由来,之所以称为某某烯,是因为它是乙烯的衍生物。fullerene决非烯的衍生物,fullerene是石墨气化的产物而不是C₆₀H₆₀或其他烯脱氢得到的。近年来,fullerene一词的内涵有很大的发展。该词最狭义的内涵是指1985年发现的C₆₀,不久扩展为所有类球体状的碳分子(C₆₀、C₇₀、C₇₆、C₈₄、C₉₀、C₉₆、C₁₈₀、C₁₉₀、C₂₄₀、C₅₄₀……)的总称,后又扩展为包含管状碳分子,即所谓carbon nanotube“碳纳米管”(其实碳管的尺度也有达到微米级直至厘米级的),近年还有继续扩展到包括所有具有类似结构的,由金属或其他非金属乃至化合物组成的非碳分子的动向(笔者认为此扩展值得商榷,建议用新词fullerenoid将它们从fullerene中分异出来)。简言之,如今的fullerene已经不是指一种化学物质而是指一大类化学物质,品种之多难以胜数,其中管状的fullerene更可看做是单层石墨(graphene)卷曲成管,其性质跟球状的fullerene一样,也不像烯,更像石墨。4.将fullerene译为单音节词“砆”符合汉语特色,也符合汉语化学术语特色。fullerene一词已经发展为一个构词活跃的成分,已经并还在派生出以千万计的化学术语,这是讨论fullerene译为何词时不能不考虑到的。顺应这一发展态势,IUPAC(国际纯粹化学与应用化学联合会)于1997年就提出了fullerene系统命名建议(1997 IUPAC,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69,1411-1434)。笔者于1995左右先后在《化学教育》《化学通报》《科技术语研究》上发表文章建议以单音节的“砆”为fullerene的中文译名,以取代“富勒烯”。自清末以来,汉语化学术语就已形成了一种将化学术语中构词活跃的词素用一个汉字表达的约定俗成的主流趋势。最典型的是,汉语一直坚持以一个音节即一个汉字为化学元素的中文名称,这在全球各种文字中是独一无二的。此外,许多音节很长的西语化学术语,汉语术语也是一个音节的汉字,诸如烷烯炔苯萘蒽菲芴萜醇酚醚醛酮酸酰酯氨铵胺膦胂羰羧肽巯羟碱盐茂……也是世上绝无仅有的。汉语化学术语的这一特点归根到底是汉语的特色决定的,不是一两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语言本身的规律使然。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习惯于音节少而不习惯于音节多来表达语义。这是汉语不同于世界上其他语言最特别之处。且不论欧美人,同在亚洲的中亚人、日本人、蒙古人、马来人、泰国人、印度人……也跟使用汉语的人不同,习惯多音节而不习惯少音节来表达语义。例如,自古已知的金属,各民族大多沿用古词为其元素名称,只有汉语几乎都用一个音节称呼这些金属,如金银铜铁锡……笔者曾在《科技术语研究》2001年第2期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化学用字》一文,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多音节词缩合成少音节词也是语言发展的一个方向,不是只存在单音节或少音节词发展为多音节词的单一方向。这一趋势,连贯于多音节的西方语言里也时而有之(如只有2个音节的激光laser是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的首字母缩合),只不过由于汉语本来就习惯于用少音节表意,显得更突出而已。汉语的这一特点跟汉语的语速较慢不无关系,即,尽管汉语的音节十分简单,不仅没有辅音连缀,而且韵尾也只有前鼻音和后鼻音,或还可包括儿化韵尾,然而,以音节频率计的汉语语速,远比不上习惯于多音节表达语意的各种语言,但以表意频率计的语速却比许多语言快。由此,笔者认为,用一个汉字的“砆”比用三个汉字“富勒烯”来构词更符合使用汉语的人的语言习惯,继承了具有少音节特色的汉语化学术语构词的传统。以砆为词素构成复合词,更显出这个单音节术语的突出优势。例如metallofullerene译为金属砆当比译为金属富勒烯更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更简洁上口。较简单的以砆为词素的复合词还可举出K^＋C₆₀^-砆化钾;[C₆₀]⁺Cl^－氯化砆;C₆₀=C₆₀联砆;C₅₉N氮杂砆;He@C₆₀砆笼氦(符号@已广泛用于表达笼状超分子;@前为装入笼中的化学物种,@后为成笼的化学物种);以共价键使单一的砆[C₆₀]彼此相连的(C₆₀)_n可命名为聚砆,等等;对于那些组成和结构更复杂的具有很长音节的fullerene衍生物的系统命名,砆显然比富勒烯更系统更科学更简明,如La@C₈₂可命名为砆[C₈₂]笼镧;还可提到的是,将被预言存在的完全氢化的fullerane命名为“砆烷”更可显出砆的命名的合理性,类同于“硅烷”“硼烷”的构词原则;被预言能稳定存在的“砆化氢”C₆₀H₃₆可按系统命名法顺理成章地命名为砆[C₆₀]化三十六氢,愿意倒过来命名也可以——“氢化砆”;砆[C₇₀]化十四溴;已制得的C₇₀Br₁₄可系统命名为十四溴化砆[C₇₀]。砆的内涵从类球体扩展到管状也不会发生困难,可分称“球砆”和“管砆”。相反,以“富勒烯”命名却会语义不清。最近在网上见到一文,文中始终以富勒烯为fullerene的译名,而该文最后提到了含硼和氮的fullerene,却改称“碳硼氮球”了,若用砆这个术语,就不会出现这种尴尬,可按IUPAC命名法称为“硼氮杂砆”,如见于文献报道的具有C₆₀样球体的B₂₄N₂₄C₁₂可称为“二十四硼二十四氮杂十二碳砆”！5.砆以石为偏旁符合汉语化学术语的系统性。相反,将fullerene译为富勒烯破坏了汉语化学术语的系统性。自清末以来,我国化学术语渐渐用汉字特有的偏旁构字法创造了许多(单音节)新字,形成了独特的化学术语系统,已被使用汉语的民众广为接受。这些汉字的偏旁形成了一个系统——常温下的(下同)金属用金偏旁(汞例外情有可原),固态非金属用石偏旁,液态非金属用三点水偏旁(仅溴一例),气态非金属用气字头偏旁,芳香烃用草字头偏旁,脂肪烃用火偏旁,烃的含氧衍生物用酉偏旁,烃的其他非氧衍生物用月旁,杂环用口偏旁……构建化学术语十分活跃而又相互关联的一些词素时,汉语用不同偏旁的单音节的同音字表达,例如,氨、铵、胺,可认为是汉语化学术语构词系统淋漓尽致地依从汉语特色的创造性。汉语化学术语单字的偏旁的作用与西文化学术语单词的后缀异曲同工。汉语是孤立语而非屈折语,用不同偏旁创造的这些化学术语形象地表达了这些偏旁不同的同音字在化学上的区别。将fullerene译为“砆”保持了汉语化学术语的系统性,较好地表征了fullerene是固态非金属单质的本质属性。相反,富勒烯一词很容易将这类物质误认为是化合物。笔者确也曾见到国外有的文章不自觉地这样做了,单质与化合物无论如何是不该混淆的,为什么不利用汉语偏旁的独特作用为fullerene译一个更符合汉语习惯的单字呢？6.也有认为富勒烯一词已经广泛使用近20年了,约定俗成,不必再改。笔者认为,约定俗成固然是审定术语的一个原则,但比起术语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简明性来,仍应居从属地位而不应过分强调。在我国化学术语发展史上,废弃已被约定俗成的术语的例子颇多。例如,化学元素Si的汉语命名,曾有过曲折的历史,命为硅还是矽,有过反复,至今境内外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在境内,除“矽肺”“矽钢”外,其他含矽字的术语均已废弃了。长达半百世纪历史的“矽”尚可改变,富勒烯一词只不过近20年,有什么理由要以约定俗成为由而拒绝废弃呢？更何况矽和硅并无科学性、系统性和简明性之争,而“砆”与“富勒烯”却有着明显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简明性的差别。7.化学家创造的新汉字已经够多了,据统计,化学家先后造了四五百个新汉字,不应该再造新字来增加孩子们的负担了,这是反对将fullerene译为砆的又一理由。笔者曾为化学家为什么要造新字做过一番辩解,见《科技术语研究》2001年第2期,不再赘述。最近多次读到一些人主张不要造新的汉字,理由之一是更新计算机汉语字库太麻烦。笔者也并不是说新汉字造得越多越好,仍以为能不造的以不造为好,有时,实在必要,造它几个,也应当允许,例如,1998年7月8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卢嘉锡在京公布了钔、锘、铹、、、、、、9个元素的新汉字,全是新字。有时不得已而新造汉字,也应视为对汉语的发展,不是倒退,因为造字是不得已而为之。化学术语大多是多重的复合词,为符合汉语习惯,音节不宜过长,词素或词根以尽可能短音节为好。何况砆字不是新字,是老字新用,《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里都有,电脑字库里也有。老字新用在化学术语里是有先例的,如钫、铍、钴、镝、菲、铊……都是老字新义,在《现代汉语词典》里都可查到其原义。一字多义是语言的普遍现象,汉语如此,外语也如此,只要同词异义用在完全不同的场合,决不会导致词义混淆或双关。砆是一个罕用的老字,赋以新义更不应有问题。8.相反,将fullerene译为富勒烯倒是会增加初学化学者的困难。君不见,在初等化学中总是先学到碳后学到烯烃,如今C₆₀已经进入中学课本了,而且仍称为富勒烯。学生们或许不会问：何以将C₆₀称为富勒烯？但也保不住有个爱刨根问底的孩子要问一问。那么,中学老师当何以作答呢？说其结构里有类似烯烃的C=C双键而又像建筑师富勒设计的穹顶,故而命为富勒烯,笔者有绝对把握地说,学生还没有理解前半句话的基础,因为学生是在学到元素化学的碳时见到C₆₀的,那时既没有学过双键,又没有学过烯烃。若改为砆,回答相当简单而自然——它是固态非金属单质,故以“石”为偏旁,而音“夫”则是音译于对应英文词fullerene的第一个音节。9.在汉语化学术语中,音译西文对应术语的第一个音节或主要音节造一字,含术语系统性偏旁的单音节汉字是汉语化学术语的惯例,如化学元素名锂钠钾铷铯铍镁钙锶钡硼镓铟铊锗铋,物质或基团名氨铵胺,芳香烃名苯萘蒽菲……不胜枚举。砆是fullerene第一个音节的音译加上表示固体非金属单质的系统偏旁石,当符合构建汉语化学术语的这一约定俗成的习惯。总之,将fullerene译为“砆”保持了汉语化学术语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简明性,更符合汉语化学术语构词活跃的词素多取单音节的传统,符合汉语少音节表意的特色,而且“砆”字易教易认易写易释义不易误读无歧义。     

发扬传统，努力做好物理学名词工作

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之际,我代表中国物理学会物理学名词委员会向大会表示祝贺,祝大会开得成功。物理学是一门基础学科。物理学名词在近代学术名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的前辈物理学家为做好物理学名词工作,进行了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现在必须认真总结他们的经验,发扬传统。继续做好物理学名词工作。一、我国物理学名词工作简况。我国的物理学名词源远流长,至少声学、光学、磁学的一些名词早在先秦时期已确定并流传了。本文涉及的主要是近代科学传入我国后的物理学名词工作,这也有过不短的历史了。早一点可以追溯到明、清时代,西方传教士和我国学者合作,翻译了一些西方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星学》等,这里面就有早期的名词工作。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近代科学在我国的发展,学术名词工作也逐步展开,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对于我国普及近代科学知识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物理学会历来重视名词工作,从1932年一成立,就专门设立了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当时只设立了三个委员会,另外两个一是学报委员会,一是物理教学委员会),把审订物理学名词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首届名词审查委员为萨本栋、严济慈、王守竞、饶毓泰、张贻慧。另外,还有数理学会选派的叶企孙、吴有训。1933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物理学名词审查会议。参加的人有何育杰、丁燮林、吴有训、严济慈、杨肇燫等。1934年,公布了经审定的物理学名词。在此期间,物理学会还就度量衡和大、小数命名问题提出了建议,并于1934年刊载于《东方杂志》上,严济慈先生还写了《论公分公分公分》一文^*辛辣地讽刺了不按汉语规律和特点命名度量单位造成的混乱。物理学会当时所提的方案解放后经1950年的修订,于1959年为国务院采纳公布。抗战期间,我国物理学前辈在极困苦的条件下,虽分散于各地,仍坚持物理学名词工作,未尝中断。解放后,在党提出的“学术中国化”方针指导下,政务院成立了以郭沫若同志为首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延聘全国各学科专家300余人,负责审订各学科的学术名词。物理学会推荐王竹溪、王淦昌、方嗣(音绵)、孙念台、陆学善、葛庭燧、杨肇燫等七人组成物理学名词审查工作小组,从1950年9月开始,每星期六下午进行一次讨论,经过近一年的紧张工作,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审订并正式印行,公布了9696条名词,这就是《物理学名词》。该书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改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为我国建国以来的物理学名词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项工作是由杨肇燫先生主持的,无论严冬酷暑,每逢周末,杨先生都亲自携带一个很大的包袱,内装有关名词的各种资料,来到会场主持讨论。讨论是非常认真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有些名词的译名曾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推敲,最后才择善而从。60年代初,物理学名词委员会又组织了《物理学名词补编》的编订、审查工作。参加这一工作的有王竹溪、陆学善、钱临照、马大猷、孟昭英、卢鹤绂、褚圣麟、龚祖同、汤定元、李荫远、潘孝硕、郑华炽、杨肇燫等20多人,共审订名词6000余条。全部稿件于1964～1965年完成,但发排后即遇到了十年动乱,不得不一度中断,直到1970年才得以出版,接着在王竹溪先生主持下,又组织了物理学名词的增订。参加增订工作的有陆学善、李荫远、李国栋、杨顺华以及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各有关研究室。负责审订工作的有王竹溪、陆学善、李荫远、龚祖同、张文裕、何泽慧、卢鹤绂、施士元、梅镇岳等以及有关研究所。这次审订的名词完成后,与原来的《物理学名词》、《物理学名词补编》合编成《英汉物理学词汇》,于1975年出版。这本书是物理学会名词委员会30多年工作的结晶,它出版后先后印刷3次,印数达十二万多册。目前又在重印,受到了各界的好评。1978年物理学会名词委员会正式恢复工作后,又先后审订了新增补的物理学名词约1000条,在《物理》杂志上发表。参加这一工作的有王竹溪、陆学善、钱临照、马大猷、赵凯华、何祚庥、汪容、王同亿、李国栋、高崇寿、杨葭荪、徐锡申、沈乃澂、周荣生、张友韬等人。1982年以后,物理学名词委员会研究了物理学名词工作的新形势,决定发动各分会和专业委员会都来参加物理学名词的增补审订工作,并决定对《英汉物理学词汇》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增订。为此,着重抓了《物理学名词编订条例》的修订,以此作为各分科共同遵循的依据。总之,中国物理学会成立50多年来,除“文化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外,对物理学名词的审订工作始终没有中断。前辈物理学家对这项工作是高度重视的,我们在当前形势下,要发扬传统,继续做好物理学名词工作。二、物理学名词的审订工作和经验几十年来前辈学者为物理学名词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待认真总结。附录中的《物理学名词编订条例》是依据五十年代初,物理学名词审查工作小组所确定的原则,结合以后工作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在《条例》所列十几项中,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尤其值得注意。1.关于订名(译名)要力求准确、简明、符合汉语特点的问题。学术名词要准确地表达所指概念的科学含义,自不待言,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学术名词,这一点多数同志是注意到了。但是,对于学术名词要符合汉语的特点这一项,则往往注意不够,这是亟待纠正的。下面举几个例子。noise这个词在《物理学名词》中订为“噪声”,而不用“噪音”,因为中国古书中就有关于声和音的区别,成调之声才是“音”。既然是“噪”的,当然只能是声而不宜再用音了。至于社会上还有一些人用噪音,这与我们宣传不够有关。又如Precession这个词,《物理学名词》上推荐的用名是“旋进”,而不是“进动”,因为“进动”没有反映这一概念中所包括的又旋又进,边旋边进的特点。当然考虑到“进动”这个词已经有人用过,所以《物理学名词》中还是把它列入了,放在“旋进”的后面。再一个例子fluidics这个词,它指的是利用射流的某些特性(如附壁、分流、切换等效应)以实现自动控制的一种新技术,最初搞翻译的同志把它译成了“射流”,这没有反映它的特点,不够准确,后来钱学森先生提出应把它译为“流控技术”,这就比较好了,这四个字反映了以流体动力现象来控制其它变量的特点。再者四个字由“流控”与“技术”组成,也符合汉语构词的习惯。关于是否应在物理学名词中适当采用较为生僻字的问题,在社会上是有争论的。我们认为,科学概念和术语往往有其独特的含意,有时采用过于通俗的字,可能会产生不确切的联想或误解。在这种情况下适当采用一些不太常用的字,是有好处的,除了使订名的涵义更准确外,有时还会收到古汉语言简意赅的特殊效果。diffraction一词原先有人译为“绕射”,至今在一些电工学书籍中还沿用此名。但物理学名词订为“衍射”,这是当年杨肇燫先生想出来的。“绕射”只描述波遇障碍物时发生转弯的现象,而“衍”字则可反映出惠更斯次波派生繁衍之状,更准确地表达了物理过程的本质,显然比“绕”字好得多。又如bremsstrahlung这个词,物理学名词订为“轫致辐射”。“轫”字在汉语中原指阻碍车轮转动的木头,可引伸为“阻止”、“刹车”之意,用它来表达这种由于高速带电粒子突然减速而发出辐射的机理,既简短又准确。在西方创造科学术语时,为了强调某个词具有不寻常的专门含义,常常不惜借用古希腊文或拉丁文中的词根或前缀,而庞大的汉字宝库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去利用呢？2.订名时原则上不用音译(涉及外国人、地名或商标者除外)。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现在,中外学术交流日渐增多,接触到的外文学术名词也大量增加,这就出现了一个翻译问题。有些人为图方便,把外文学术名词音译过来。这种音译的词如果只是个别的,那还影响不大。但如果太多了,就会对汉语造成很大的破坏,因为汉语的发音与外文的发音差别较大,特别是汉语的四声是其他语言中所没有的。如果音译的词过多,就会出现在科技文献中用汉语发音读外文的滑稽局面。此外,据了解,在发展中国家里普遍存在的一个难题,是不能用本国的语言教物理等现代科学,这对科学在群众中的普及是个极大的障碍。由于我国在物理学名词的订名工作中坚持意译为主的原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所以物理学名词委员会坚持不用音译的原则。当然,也有少数名词能做到音译与意译兼顾的,如servo译为“伺服”,虽这种译名可能性很小,只能偶而为之,但我们仍应尽力去做。下面我们举一个较新的音意兼顾的精彩例子。1976年《高能物理》创刊后,有一段时间人们把charm quark译成“魅夸克”。charm有“魔力”的含义,也有“娇媚迷人”的意思,又可作“美好”解。“魅”字只有前两者,但无“美好”之意,这将会引起不正确的联想。最后是由王竹溪先生建议,订名为“粲夸克”,取《诗经·唐风·绸缪》“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句中“粲”字“美物”之意。不但语义确切,同时照顾到发音与charm近似,实为难得的好例子。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是有些词(特别是由几个外文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新词)译名越来越长,有些已经不是一个汉语的词而是一个词组或短语了,有的甚至成了一个句子,这类问题怎么处理,值得大家研究。laser这个词的订名的演变过程,可能会有些启发。大家知道laser这个词是由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因而最初有人译为“激射光辐射放大”、“光受激辐射放大”、“受激光辐射放大”、“光量子放大”、“受激发射光”、或音译为“莱塞”等等。前后有过十几种译名。后来钱学森先生提出采用“激光”这样一个译名,很快就统一了这个词的订名。之所以能如此,因为“激光”是一个汉语的“词”了,而前面提到的不少是词组或短语。再从字面上看,它表示了这是一种“光”但又不是一种一般的光,因而又照顾到了汉语词汇顾名思义的特点。当然,这种“义”并不是科学上的严格定义。这一点中外术语学都没能解决。恐怕除了造新字是无法解决的,因为科学上的新概念虽然产生于已有的知识,但新的概念又毕竟不同于旧的。所以要借用已有的字(都有一定的“义”)组成反映新概念的“词”,就只能“借文生义”,不然就要造新字来表示新的概念,如同物理学名词中新造的“熵”和“焓”字那样。但物理学名词委员会根据多年工作的经验,原则上不赞成造新字。所以只有依靠大家的努力,下功夫解决与laser类似的squid这类词的译名问题。3.对于有密切联系的名词,订名时应力求系统化,例如电导率、电阻率、电容率、磁导率、磁阻率、磁化率等,这种系统化的订名来源于这些词所指的概念上的类比,易学、易记,便于普及。要作到这一点,特别需要各分支学科制订名词时有全局观点,相互照顾与配合。4.已经通用的名词即使订名不是最理想,也不要轻易改动,否则只能增加不统一。这个问题往往被人们忽视。一些同志看到有的名词订名不很理想,或者与自己习用的不一致,就想造一个更好的,但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已经通用的名词拥有一大批使用者,你造出另外一个即使比原有的好,也不可能使已经通用的名词失效,这样一来就增加了一个译名。同样,其他人也可能这样做,这么一来同一个外文名词就会出现多个译名,造成了学术名词的混乱,所以,物理学名词委员会总结了一条,任何人不要轻易改动已经通用的名词。确实有少数译错了的,或者容易产生歧义的,可以提出修订意见报经物理学名词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正式公布。在总结前辈们在制订物理学名词时积累的经验中,物理学名词委员会拟订了一个《物理学名词编订条例》,请大家提出补充、修正意见,以便我们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统一规划统一安排下,把物理学名词工作做得更好。目前有些不确切或不好的译名、订名流传很广,与我们的宣传不够有关。今后我们应让我国广大的物理工作者认识到,名词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严肃的工作。在遇到外文材料中出新名词时,不可简单从事,随便订个译名,或不加分析地照搬日文的汉字名称,否则一旦谬种流传,造成混乱,就难以收拾了。希望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大力抓一下宣传工作,发动广大科学工作者关心和重视名词的正确制订与统一,促进我国的自然科学名词工作加速进行,以适应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需要。〔附录〕 物理学名词编订条例1.收词范围：原则上限于物理学各领域的词条。在物理学中常用到的其它学科(如数学、力学、天文学等)的词条也应适当收入;与物理学联系较密切的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基本名词也可适当收入,但这类词条不宜过多,且应尽量标出其所属学科。学科简称标注在波形括号内,如octode八极管{电信},linear vector function线性矢函数{数},gypsum石膏{矿}。2.订名(译名)力求准确、简明,照顾汉语词汇顾名思义的特点,尽量做到科学性和通俗性的统一。3.对于有密切联系的名词,订名应力求系统化,如电导率,电阻率,电容率,磁导率,磁阻率,磁化率。4.除人名、地名和商标外,译名原则上不用音译,如laser译作“激光”,不用“莱塞”。若能音义兼顾,如servo译为“伺服”,也很好。某些材料的译名,也可音义各半,如invar译作“殷钢”。5.订名时尽量不造新汉字。6.一条外文词有几个不同涵义时,可分别订名,用(1)、(2)、(3)、…分开,如order(1)级(2)序(3)阶{数}。有的名词在不同分支学科中有特殊涵义的,应在订名后加波形括号注明所属分支。如inclusive(1)内含(2)单举{高能},background(1)本底{核}(2)背景{天物};isomer(1)同质异能素{核}(2)同分异构体{化}。7.有的外文词虽只有一个专业涵义,但有几个汉译名的,应采用最恰当的一个;若一时有争议的,可予以并存,用逗号分开,将推荐译名列于前。如precession旋进,进动;fluidics流控技术,射流技术;potential势,位等。8.两科以上通用的名词,应依照基本学科方面所定名词为准,如物理学与气象学通用的名词,应依物理学方面所定名词为准。9.外文词条中涉及人名的,按下述原则处理：(1)约定俗成者应从俗,如Cartesian coordinates笛卡儿坐标;(2)名从主人,无约定俗成译名者,应按该人国籍及所用语种,再按相应的译音表或译名手册翻译(推荐的译音表另发)。10.所订名词中可省略的字括入方括号内。必须加的注解要简明,置于该名词后圆括号内,如volt(v)伏〔特〕(电压单位)。11.所收词条一律按字母顺序排列,复合词一律不倒排。12.收词以单词为主,复合词只列常用的基本概念作为示范。简单复合词(即各组成单词只有唯一译名,复合词译名又和外文单词排列顺序一致的),尽量少收或不收。13.已经通用的名词,即使不是最理想的,也不要轻易改动,以免增加不统一。确属错译或容易产生歧义的,应经名词委员会(或组)讨论后予以修订并公布。中国物理学会名词委员会 *《东方杂志》32卷3期(1935)     

模糊语言学和术语学*

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1894－1964)1948年说过：“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正是这些科学的边缘区域,给有修养的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机会”^①。1964年美国工业数学和应用数学学会(费城)在发表《诺伯特·维纳论文选》(麻省理工学院,1964年)时作序写道：“诺伯特·维纳教授相信,在两领域间的‘缝隙’中将会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见该书第5页)。模糊理论的诞生,再次证实了维纳的这个论断。1965年扎德(Lofti Zadeh)在《Information and Control》(信息和控制)杂志第8卷(1965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Fuzzy sets》(模糊集)的论文,接着他又发表了几十篇有关模糊理论的文章,从此模糊理论几乎风靡全球。模糊理论是从数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诞生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在哲学和逻辑学方面,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和布莱克先后于1923年和1937年发表了同名的论文：《Vagueness》(论模糊),从哲学和逻辑学上为模糊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②。扎德承认：“逻辑集论这个分支的兴起是从语言学方法的引入开始的,它转而又推动了模糊逻辑的发展”^③;“模糊语言的概念是模糊集合理论中最重要的进展之一”^④。但是正如康德所说：“任何科学含有数学成份的多寡,决定了它在多大程度上够得上成为一门科学”^⑤。只有当扎德将模糊理论数学化以后,它才得到整个科学界多数人的承认。现在,模糊理论已被应用于数学、系统学、控制论、信息论、心理学、逻辑学、文艺学、美学、人工智能、机器人学、法学、经济学、地质学、生物学、情报检索等许多领域,它的发展方兴未艾。关于模糊类(fuzzy class)扎德是这样下定义的：模糊类是指“其界限不是泾渭分明地确定了的类别”,或者换个说法,“模糊类是指该类中的成员向非成员的过渡(transition)是逐渐的,而非一刀切的”^⑥。例如“红”和“橙”,“橙”和“黄”,“黄”和“绿”,“傍晚”和“晚上”,“青年”和“中年”,其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能一刀两断的。模糊理论从语言的模糊性得到启发,反过来,模糊理论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对语言模糊性的研究,其影响波及语音学、语法学、尤其是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等多门学科。术语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⑦,其研究和发展也同模糊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是模糊的,二者之间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传播”、“及格”、“幅度”本来分别是农业(如“传播花粉”)、教育、物理等学科中的术语,现在已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以至一般人不再感到它们是术语。反过来,英语的shock本是一般用语,义为“冲击”、“震荡”、“打击”,进入医学领域后专指“休克”、“中风”、“心脏病引起的昏厥”,变成了科学术语。汉语借入了这个术语后,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这个词广泛用于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语言,它的术语和外来语色彩大大减弱,甚至不为一般人所察觉。“休克”是双音节词,符合汉语词多为双音节这一规律,也有助于这一转变。又如“集合”本是一个普通用语,但是在信息论中却变成了一个术语。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现在仍很活跃。如1989年2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个别民族分裂主义者也成不了大气候”。“气候”本是气象学术语,早已广泛用作生活用语,如“今年气候不好”。但在上引话中又出现了新的涵义。在气象学中,“气候”一词不能用“大”修饰。绝大部分术语的构成要素是非术语,如“软件”、“硬件”、“软着陆”、“清音”、“浊音”、“清唱”中的“软”、“硬”、“清”、“浊”是典型的模糊词,“件”、“着陆”都是非术语,也有助于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换。一般说来,术语都来源于非术语语素(或词),这是可以理解的。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在其《物理学和哲学》(商务,1984年)中,列有专章“现代物理学中的语言和实在”,其中说道：“在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中,语言也增长了”,“我们发展了一种科学语言,它可以作为与科学知识新增加的领域相适应的日常语言的自然扩展”(见该书第109、113页)。根据程曾厚在《什么是术语学》(刊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83年第10期)中所介绍的资料,俄语中的日常生活及文学词汇不过3－4万,但是仅电子学一门学科的术语就有6万个,而且每年还在以一千个术语的速度递增。这么多术语如果全靠新创,而不是依靠已有的非术语语素(或词),只会大大增加语言中的词汇量,影响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汉语中这一特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如“肝炎”、“胃炎”、“肠炎”、“肾炎”、“关节炎”等术语都是借用日常生活中的已有的词加上“炎”这个模糊词构成的,而不似英俄德法语那样,需要借助拉丁或希腊语词根,造成一大堆新词。如英语的hepatitis(肝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hêpar(肝);gastritis(胃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gastr(胃);enteritis(肠炎),来自希腊语énteron(肠子);nephritis(肾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nephrós(肾);arthritis(关节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árthron(关节)。这些词所共有的后缀－itis也是通过拉丁语最初源于希腊语的表示“……病”的后缀－tis。类似的例子有汉语的“儿科”、“妇科”、“骨科”、“眼科”、“产科”,都是用非术语性的常用词素构成,十分简便,易学易记;但是英语却要借助外来语,构成特殊的医学术语：paediatrics(“儿科”,希腊语的paid－义为“儿童”),gynaecology[“妇科”,来自希腊语gun(女人);英语的queen(“皇后”,本义“女人”),俄语的жзна(“妻子”,本义“女人”)都与gun同源],orthopaedics(骨科),ophthalmology(眼科),obstetrics[“产科”,来自拉丁语obstetrix(接生婆)];汉语的“工兵”、“步兵”、“炮兵”、“骑兵”等都是用常用词素构成,易学易记;但是英、俄语则不然,都是借助拉丁、希腊语词根构成单独的词。这固然是由于拉丁文在欧洲曾长期充当书面文学语言,在医学界中至今仍在使用,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语言构成词的灵活性不如汉语。这是汉语的一大特点,也是汉语的一个优点。[参看拙文《制定术语要了解和掌握语言规律》(刊《中国翻译》1989年第2期)和《汉语并不难学》(刊《世界汉语教学》1988年第4期)]。此外,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同另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这二者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二者也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原子”本是物理学术语,借入到语言学以后,构成“原子主义”,指孤立地分析语言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尽管atom(原子)源于希腊语átomos,在希腊语中本指“不可分割的”,不是术语。“结构主义”本是语言学术语,现在这个术语连同它所表示的原理和方法已广泛运用于文学、美学、人类学、哲学、建筑学等许多方面。又如“尸体”即是日常生活用语,又是医学术语;“痉挛”是医学术语;两个词加在一起,构成“尸体痉挛”,则成了法学专门术语。由此可见,我们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要充分考虑到术语和非术语,这一学科领域的术语和另一个学科领域的术语之间的界限都是模糊的,二者常常相互渗透、转化^⑧。最后还要考虑到,有时一个词在一种语言中是非术语,但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却可能是应用范围十分有限的职业术语。例如hyphen(连词符)在英语中是个日常生活广泛使用的非术语名词,但是汉语中的音译词“哈分”却仅用于印刷、校对、编辑行业。日常生活中只用“连词符”。当然,如果从标点符号学着眼,“连词符”又可视为标点符号学中的一个术语。因此,同一个词,由于视野角度的不同,即可视为术语,也可视为非术语。上面是从共时角度讨论非术语和术语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和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在语言的历史演变中也不乏这方面的例证。例如,法语的couver(孵)这个带有术语性质的专业用语(当然,在养鸡人很多的地区,这又是一个生活用语)本来自拉丁语的cubare(躺,卧)这个生活用语。有意义的是汉语的“孵”也是来源于“抱”、“伏”等生活用语(见王力《同源字典》,第244页,1982年)。但是后来,couver从“孵”的意义又派生出“酝酿”、“密谋”、“潜伏”、“孕育”等非术语意义。这种“非术语→术语→非术语”的三次转换过程特别值得注意,它对语言学和术语学,甚至对哲学都有理论意义。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用现代集合论的术语说,它是一个大的集合,它下面包括许多子集。科学术语是一个子集(下面当然还可以按学科分为许多更小的子集);同科学术语平行的还有行话、隐语等子集。《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给“行话”下的定义是“各行各业的专门用语(一般人不大理解的)”。它接近科学术语,但使用阶层不同。科学术语多为知识分子所使用,行话却是各行各业的人(不少是非知识分子)所使用的,往往带有口语色彩,尽管二者的界限有时也是模糊的,二者可以相互渗透和转化。隐语(或称切口)也构成语言系统中的一个子集,是指“旧社会帮会或某些行业中的暗语”,北京话又叫“春典”、“侃儿”,江湖话叫“春”(见陈刚《北京方言词典》,第41,145页,商务),其特点在“暗”和“隐”二字。它们同术语、行话一样,也很容易向全民语言转化。例如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挂彩”、“扯淡”、“杀风景”就可能来自隐语。汉语的隐语行话滥觞于《文心雕龙》(作者496－497之间)所说的谐隐之词(见曲彦斌《隐语行话的传承与行帮群体》,载《百科知识》1991年第1期),它们在汉语文化中,至少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因此向全民共同语转化是不难理解的。由此可见,术语和术语之间的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不过是语言中的各个子集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这个大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罢了。二、术语区别于非术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术语中模糊词少于非术语。传统的术语学从多方面规定术语同非术语的特征,唯独没有从模糊性角度划定二者的区别。罗素说过,“整个语言都是模糊的”^⑨。波兰哲学家沙夫说：“如果我们不考虑科学术语的话(科学术语的意义是由约定确立的),模糊性实际上是所有词的特性^⑩”。扎德说：“在自然语言中,句子中的词大部分是模糊集的名称,而不是非模糊集的名称”^⑾。这三段话涉及三个问题：(a)是不是所有词或大部分词都是模糊的。(b)科学术语是不是都是非模糊的。(c)模糊的科学术语同模糊的非术语在文章中占的比重有什么差别。关于前两个问题,石安石教授作了明确答复;(a)并非所有词或大部分词是模糊词。他抽取了以“金”字为第一个词素的65个词(个别是词组)74个义项为例,其中模糊词只占28%。以“大”这个模糊词素构成的词为例,310个词,372个义项中模糊词占183个,约49%,都没有超过半数。(b)以语言学术语为例,也有很多模糊词,如“词素”和“词”,“词”和“短语”,“短语”和“句子”,“名词”和“动词”,“动词”和“形容词”,“名词”和“形容词”,“虚词”和“实词”之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的,因此它们都是模糊词^⑿。“云朵”在气象学中也是一个模糊词。维纳在《控制论》中引了德国的一首儿歌,其中有一句是“你知道有多少云朵飘浮过大地？”对此维纳回答道：“在气象学的全部语汇中,根本找不到似乎永远就是那样一朵的那种云朵;即便有的话,他(指气象学家——伍)既没有办法计算,也没有计算的兴趣”^⒀。但是,“星星”却是精确词,因为“每颗星都是一个确定的对象,极其便于计算和编目”^⒁。石安石没有提到第三个问题,他也没有统计充满术语的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这个比例同非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比例的差异。我们随便引《控制论》第35页第二段话中的一句话：“太阳和行星的相对运动可以看作是刚体的运动”为例。我们发现其中的术语有五个：“太阳”、“行星”、“相对”、“运动”和“刚体”。除“刚体”外,这些术语也都进入日常生活用语,一般人往往觉察不到它们是术语。但是在这段话中它们的术语色彩仍十分浓厚。这五个词除“相对”是模糊词外,其它都是精确词^⒂。这样,精确的术语将近占这段话(共11个词)的半数(“运动”重复出现两次,算两个词)。非术语中只有“可以”是典型的模糊词,因为“可以”与“不可以”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其他词,如“和”、“的”、“看作”在这上下文中都是精确词^⒃。这样,精确词占的比例超过80%,比石安石统计的非专业文献中的精确词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当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要考虑到,模糊词和精确词相互之间是很容易转化的,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拙文《论语言中精确和模糊的相互转化》(刊《百科知识》,1984年,第12期),就不在这儿赘述了。一般说来,在科学、法律、外交等文献中总是力图使用精确词,避免使用模糊词。但是,即使在法学中,有时也必须用模糊词,而不能处处用精确词。例如,在《法学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261页)中对“伤害罪”作了这样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或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行为”。“重伤”和“轻伤”在日常用语中显然是模糊词语,因此在法律上必须作出比较精确的规定。该词典根据我国从1980年起正式施行的《刑法》第85条作了如下说明：“重伤指：使人肢体残废或毁人容颜的;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其他器官机能的;以及其他对人身体有重大伤害的”。当然,这儿的“其他”,“重大”还是模糊词。但这是必需的,因为人们不能罗列全部重伤的情节,列出九百九十九条重伤情节,漏掉其中一个情节,便可能给违法的人钻空子,因此邱实同志在其《法律语言》(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第9页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是完全正确,合乎辨证法的：“在立法语言中恰当地使用模糊词语不仅不会使法律规范含混不清,相反,会使法律规范更加准确、严谨、周密”。三、有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可能是精确的,即构成模糊术语。这个问题事实上在上面已经涉及。如“刚体”的内涵(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不发生形变的物体)就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哪些物体算作刚体,其外延也有一定的模糊性。上面举的语言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词素”和“词”,“词”和“词组”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一定的模糊性。清晰的只是这些概念的中心部分,其边缘部分界限是模糊的。随便举几个例子：英语中I dare say(我想,大概,恐怕,当然,无疑)也可以合写为I daresay(主要见于英国英语)。能说这儿的dare say是词组,而daresay是词吗？如果单纯从意义看,I dare say等于一个词perhaps(也许)或of course(当然)。这儿的主语只能用I,可见这个组合接近成语。此外,of course(当然)分写,但是难道能因此认为这个组合是两个词吗？在词典中,of是词,course也是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成语来说,词加词的结果可能不是词组,而仍然是词,只是徒具分写的形式罢了。可见语言不同于数学,数学中1+1=2,语言中却可能一加一仍等于一。汉语中也有类似现象。如“高觉慧”是词,单称“高”也是词(外国人对中国人常这样称呼)：称“觉慧”是词,单称“慧”(亲昵称呼)还是词。这样一来,“词+词+词”仍等于“词”。汉语中有很多所谓离合词,如“打倒”、“推翻”、“睡觉”、“帮忙”、“洗澡”、“中意”、“造谣”、“泄气”等。这些词既可作为单独的词使用,如“打倒反动派”,“推翻三座大山”,“这件衣服我很中意”,“你们不要乱造谣”等等;又可被一些词所隔开,如“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了乡绅的意”(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的谣……你们洗刷得很清楚么？”(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后半句用现在的话当说“你们洗刷得干净吗？”但前半句至今似仍可说。当然更可能说的话是“倘若有人造了一个攻击你的谣言”。这说明这几十年汉语双音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玉娥！你就这么泄自己的气吗！”(老舍：《女店员》);“九条狗也帮不了它的洋主子多少忙”(胡小亥：《刑场上的婚礼》);“我量你也负不了这个责”(草明：《乘风破浪》);“处长让我再带一个头”(王蒙：《温柔》)。离合词中有不少是“动补式”,其中有些动补式后的补语是所谓模糊词,如“提高”、“降低”、“放大”、“长大”、“看轻”、“看透”等。由于模糊词有着不同的“隶属程度”(membership),因此在这些离合词中间可以加一些表示这些程度的词,如“看得很透”、“看得不很透”、“看得不大透”、“看得很不透”等等。这时,我们所遇到的显然又是词组了。这种将一个词分开,中间加很多词的结构类似德语的框形结构。例如德语的zusammenbrechen(倒坍)在下列句子中其前缀和词干就被四个词所隔开：Die Brucke brach infolge zu starker Belastung zusammen。(由于负荷太重,桥倒塌了)。汉语中原本充当双音词中词素的成分可以提至句首,更突出了离合词中的词素变成了词的这一特点。如“发理了吗？”“发理了没理”等。上面所说到的这些离合词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古汉语中,这些结构原来是词组,如“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孔颖达疏《易经·革》)。“殷革夏命”(《尚书·周书·多士》)。后来,随着汉语中双音词数量的日益增大,“革命”才变为一个词,如在“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中的“革命”。但是在“革老子的命”,“林彪提出了反动的口号：‘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等词组中,“革……命”显然还是动宾词组。这是古汉语词组的延续。这说明语言中共时和历时的界限并不是象索绪尔所说的那样容易一刀切开,界限分明的;从单音节词为主的古汉语向双音节词为主(指双音节词在全部词中占的比重,不是指双音词的出现频率;就出现频率来说,单音节词至今仍可能超过双音节词)的现代汉语转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既可为双音节词,又可为词组的中间过渡现象,这时词和词组的界限是模糊的。如汉语的“睫”(如‘目不交睫’)、“睫毛”、“眼睫毛”都是词,“眼睫毛”又接近词组,也反映了历时和共时的界限不容易切开的特点。这是符合自然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例如,在两种语言处在同一个区域时(如古代法国的凯尔特语和拉丁语),在融合为现代法语以前,必然经历过一个双语制的阶段。同理,从水栖动物演变为陆栖动物的过程中,往往会经历一个水陆两栖的过渡阶段。青蛙等两栖动物便是这一演变的过渡阶段的反映。由此可见,离合动词的产生是完全符合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演变过程中有过渡阶段这一普遍规律的。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早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编第七章中就已指出,词和词组,形态学、句法和词汇学之间都“不可能有任何预先划定的界限”,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渗透。这正是模糊理论的精髓。又如“新潮”本是名词,但是现在报刊上已出现用于形容词的例子,如“她(指台湾女作家郭良蕙)说：‘人们的服装很新潮,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们’”(见《光明日报》1988年10月16日第2版,光明日报记者张胜支的报导《访台湾著名女作家郭良蕙》),这时名词和形容词的界限也模糊了。再如实词和虚词这两个语法中的科学术语在其边缘部分也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精确的。因此不少早期汉语语法著作将副词看作虚词。现在的汉语语法学家一方面基于对汉语语法的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外语语法的影响(因为英、德、法、俄等语言的语法著作都是将副词看作实词),多数将副词看作实词(如胡裕树、黄伯荣、张静分别主编的《现代汉语》)。介词也存在这个问题。上述外语语法都将介词(外语叫“前置词”)看作虚词。黎锦照的《新著国语文法》,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一则可能出自他们对汉语本身的认识,一则可能受外语的影响,也把介词纳入虚词。但是吕叔湘、朱德熙编的《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编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也许出自他们对汉语特色的认识,也许是由于他们力图摆脱外语的模式,把介词归入实词,分别叫“副动词”、“次动词”。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把代词看作“半虚词”(可能受法语的某些语法著作的影响),把副词看作“半实词”,说明他事实上承认了实词和虚词界限的模糊性,尽管由于那时还没有诞生模糊理论,他没有用模糊这个术语。但是,1983年王力在《语法》一文中已明确指出：“把现代汉语的词分为两大类(指实词和虚词),也有些边缘的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副词……另外还有一类词也处在边缘,就是代词。”此外,各词类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例如,古汉语的“之”,《马氏文通》和黎锦熙的《国语文法》认为是介词,本树达的《音等国文法》认为是连词,中学语法课本却看作是助词⁽¹⁷⁾。“及格”是教育学中的一个术语,其实也是个模糊词。“及格”在俄语中叫уаоВлетворителЪно,本义“令人满意”的,这更是个典型的模糊词。到什么程度才能算令人满意？60分及格,59分不及格,这界限完全是人为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给“及格”的注释是“达到或超过规定的最低标准”]。凭一分之差就能断定两个学生知识水平之间的“天壤之别”吗⁽¹⁸⁾？四、对模糊术语完全可以采用循环定义的方法。在模糊理论诞生以前,传统的逻辑学以及受此影响的术语学总是要求在给概念和术语下定义时不能循环定义。对精确概念来说,这一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对模糊概念来说,这一要求就不仅不合理,而且有时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例如,“现在”、“过去”、“将来”既是普通用语,又是哲学、物理学、气象学等许多学科常用的术语,对它们就很难下精确定义⁽¹⁹⁾。因此苏联科学院四卷本俄语词典在给ьудущее(未来)下定义时就只好求助于настоящее(现在)：время следующее эа Hастоящим(现在以后的时间)。《朗曼当代英语词典》(1978年)给future(未来)下定义时也只好求助于present(现在)：the time after the present(现在以后的时间)。这种释义法本质上都是用未知解释未知,并且是循环定义。因为“现在”又要靠同“过去”和“未来”的对照中去确定。苏联科学院十七卷本俄语词典在给настоящий(现在的)释义时就注明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ирошедщий и ьудущий(与“过去的”和“未来的”相对立而言)。同理,“春”、“夏”、“秋”、“冬”既是生活用语,又是气象学、天文学等学科中的科学术语。由于地球上不同地区的温度差别很大,季节长短不一,所以很难给四季下一个全世界通用的精确的定义：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什么季节。以“春”为例,中国人既可以从立春(阴历2月3、4、5日)算到立夏(阳历5月5、6或7日),也可以将阴历正、二、三月算作春天(见上引《现代汉语词典》)。欧美人的春天大致是从春分(3月20或21日)算起,比中国习惯晚一个半月。如《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spring(春天)作的说明是from about March 21 to June 23(大致从春分至夏至);张其春、蔡文萦合编的《简明英汉词典》的注释是：三、四、五月;[英]二、三、四月;法国小罗伯尔词典对printemps(春天)的注释也是“从春分到夏至”,但注明这是针对北半球来说的;德语G.Wahrig词典对Frühling(春天)的注释与小罗伯尔完全相同。《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autumn(秋天)作的说明也是不够明确的：既可以指八、九、十月,又注明通常(特别是在美国)指九、十、十一月;给winter(冬天)作的说明更模糊：“……一年中最冷的三个或四个月份(在北纬地区是十一月或十二月至一月或二月”。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俄语词典(四卷本和十七卷本)给春夏秋冬四个词下定义时采用的又是循环定义的方法,如“春天是冬天和夏天之间的季节”,“冬天是秋天和春天之间的季节”等等,回避指出明确的时间界限⁽²⁰⁾。这虽然不合传统逻辑关于下定义要避免循环诠释的要求,但看来,这是对模糊词下定义的最好方法。此外,象“中年”、“壮年”这样的模糊词是不可能精确的上下限定义的,也许它们的最精确的定义是：介乎“青年”、“老年”之间的年龄。让我们再回到语言学的术语上来,其中“词”就是个模糊概念。吕叔湘指出：“词的定义很难下。一般说它是‘最小的自由活动的语言片断’,这仍然不十分明确,因为什么算是‘自由活动’,还有待于说明”⁽²¹⁾。接着他举了许多词与语素、词与短语不好划界的例子。其实,用模糊理论阐释,“自由”本身就是个模糊词。用模糊词所定义的“词”,当然仍然是模糊的。史有为指出：“要给词下个准确的定义,实在是太困难了,又何况是给汉语的词下定义。……汉语中如果有‘词’,那这个‘词’本身就是界限模糊的,因此作主观反映的语法学也必然很难用明确的界限去圈定它”。于是吕叔湘也只好承认有界乎词与短语之间的单位,管它们叫“短语词”⁽²²⁾。也许就象给春夏秋冬下定义一样,给“词”下定义的最没有漏洞的方法是循环定义：“词是介乎词素和短语之间的语言单位”(相应地：“短语是词和句子之间的语言单位”等等),并同时承认词素与词,词与短语,短语与句子之间存在着中间状态。随便举一个例子：我国中学语文课本把“的”、“地”、“得”、“着”、“了”、“过”看作是助词,王力认为“这是不合适的”。他认为应该看作词尾⁽¹⁷⁾。用欧洲语言学术语,它们当是构词或构形后缀,即是词素,而不是词。面对着这类模糊词,科学上有时不得不人为地加以限制,使之比较精确。例如“大雨”、“中雨”、“小雨”在日常生活中本来都是一些模糊词(组),气象学人为地规定：“24小时内,雨量达25－50毫米的雨叫大雨”(见《现代汉语词典》,但紧接着,该词典又加了一个适用于日常生活用语的模糊说明：“一般指下得很大的雨”)。对“中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25毫米的雨”,对“小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毫米……以下的雨”。这些规定也还不是很精确的,因为都含有从最低限量到最高限量的浮动,即仍有一定的模糊度。但是这种模糊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用不着避免的。此外,如体育中的术语“低栏”中尽管含有模糊词“低”,也用人为规定数据的方法(栏架高76.5厘米,男子距离200米,女子距离80米)使之精确化。生活用语中典型的模糊词是颜色词,味觉词⁽²³⁾,表示年龄、时间、空间、温度、性格特征等的词。这些词也经常在专业文献中出现。因此专业工作者不能不了解并关心模糊理论及其发展。五、有些词在非术语用法中是同义词(即相互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是等义词;但是在术语用法中却是精确词,即其界限是分明的,而不是模糊的。例如,在一般人所使用的日常英语中,midget和dwarf都是指“矮子”。在怀尔德(H.Wyld)主编的《英语通用词典》中就是用dwarf注释midget。在《英俄词典》中这两个词都译成карлик(矮子)。但是在医学术语中,这两个词却用来指两种不同类型的矮子。midget指个子矮小,但身体各部分比例正常的人(因此midget这个词还可指“小型的”,如a midget submarine“小型潜艇”);这可能同midget从midge[“小蚊”,同德语Mücke(蚊子),俄语мyха(苍蝇)同源]派生,即由比喻构词有关。但是dwarf则相反,指胸部和躯干发育都正常,两腿却特别短的人,因此可以喻指矮小的植物或动物,如dwarf marigolds(小金笺草),dwarf birch(小赤杨树)。可是在天文学中,white dwarf(白矮星)只是取其小义(和天狼星相比),与midget并没有什么区别(关于这类问题的详尽分析见拙文《从<高山下的花环>谈到同义词的分化和发展》,载《教学研究》1990年第1期)。又如“罚金”和“罚款”在日常语言中是同义词,但在法律术语中二者之间却有着截然分明的界限：前者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处分罪犯的一种刑罚,必须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而后者则用于还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人,不一定非由法院判决(见邱实《法律语言》第7－8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再如“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这两个词组在日常语言中可以被视为同义结构,界限不很分明;因为二者都指没有达到犯罪的目的。但是在法律语言中却表示迥然不同、界限分明的两个精确结构。前者指自动中止犯罪行为,因此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但是“犯罪未遂”却是由于犯罪者的意志外的原因,没有达到既定目的,因此必须负刑事责任,尽管其处罚比“犯罪既遂”要小(见上引《法律语言》,第6页)。这个问题同语言中“犯罪”这类所谓表示行为结果的构词(或词组)方式有关。汉语(外语也一样)中可以说“他们正在盖大楼”,尽管从逻辑上说,既然正在盖,未盖成的建筑不能叫“大楼”。这是语言同逻辑的差别,也是语言模糊性的表现。客观现实千差万别、千变万化,语言如果要用不同的词表现每一个时时刻刻在变化的事物,如给“盖好一层(二层、三层……)的大楼”,“建成的大楼”分别用不同的词命名,语言中就不知要增加多少词汇。为了便利语言交际,语言必须简洁,因此有时不得不牺牲精确性,不得不违背逻辑。“犯罪”也是这样,“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中的“中止”和“未遂”,按照逻辑,严格地说,同“犯罪”一词的内部形式是矛盾的。总之,模糊理论的产生提出了传统术语学所没有考虑到的许多新问题,在这方面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现在模糊理论已进入大学课堂,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哲学系和中文系都分别开设了模糊数学、模糊理论⁽²⁴⁾和模糊语言学的课程。在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江西抚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也开设了或将开设模糊语言学的课程或讲座。对这种新的进展,术语工作者应给予密切的关注。最后让我们引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肯尼斯·派克谈到“微笑”的模糊性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他说：“一个可爱的女孩的微笑可以用诗歌般的语言描写,但是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能用电子显微镜查明微笑的物理的、生物的、文化的状况。……科学家只有考虑该女孩所属的整个民族,在谈论他们的喜悦时的社会相互作用,才能查明微笑的涵义”⁽²⁵⁾。这大概是模糊语言的研究引起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门学科关注的重要原因吧。附录：国外杂志《模糊集和系统》(国际模糊系统学会会刊)第23卷(1987)第3期(9月)报导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模糊语言学的情况,现将此报告的中译文附在下面：“模糊语言学”在中国第一次开课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普通语言学教研室伍铁平教授,是中国模糊语言学的开创者。他所著《模糊语言学》一书,将作为“现代语言学丛书”之一,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中文出版。在本书的基础上,他从1987年2月至6月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语系约五十名研究生开设了这门新课程。模糊语言学课程,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开课,也许在全世界也是首创。众所周知,L.A. Zadeh教授是在与模糊语言学紧密相关的背景下建立起模糊集理论基础的。这门课程包括：1、历史;2、模糊理论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影响语言模糊性的诸因素;3、汉语和外语中颜色词和味觉词模糊性质的分析;4、汉语和外语中时间词模糊性的分析;5、模糊概念与精确概念之间的互相转化;6、模糊性与反训;7、模糊性与词源学;8、模糊性与修辞学;9、模糊性与词汇学和语义学;10、从模糊理论看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差异。上述内容,也是他所著《模糊语言学》的内容。该书共35万字左右,列有所参考的国外20余部科学著作。伍教授的讲授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他的著作与课程《模糊语言学》是模糊集理论及其应用在国内外进展的一项新的成果。(易敏 译) *本文是我应奥地利维也纳《国际术语网杂志》(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erminology)之约,用英文写成的一篇论文,原题是Fuzzy Linguistics and Terminology,发表在该刊1989年第25期上。《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转载了该文的英文全文。承蒙马沈龙、梁梅同志的好意,将它译成中文。在译文的基础上我将该文扩充了五倍。注释：①N·维纳,《控制论》,中译本,第2版,科学出版社,1963,2。②详拙文：《模糊理论的诞生及其意义》(上、下),载《百科知识》1987年第1,2期。③见扎德为美国《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百科全书》写的词条：“模糊集”。④见扎德：《模糊集合、语言变量及模糊逻辑》(陈国权译),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译者序,第11页。文字上有改动。⑤同注②。⑥见拙文“模糊语言”,载《语言漫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⑦有的学者将术语学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语言学都有密切的关联。如隆多在《术语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9页)中是这样解释“术语学”的：“一门以术语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受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分类学和情报学的规律制约”(译文上有改动)。⑧隆多在上引《术语学概论》第20页也举了两个用普通词表示术语的例子。如Célibataire(独身的)在化学中指“单电子的”。他还指出“普通语言区与专业语言区之间的边界是可相互渗透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区域(第25页)。这正是我们这儿所说的典型的模糊现象。隆多认为,作为普通名词的“糖”,其定义(从不同植物中获得的甜物质)与作为科学术语的“糖”的定义(一种属于有机化合物的甜的碳水化合物,其通式为C_nH_2n－O_n)迥然不同(同上书,第175－176页)。然而,对于有些词来说,不论是作为普通名词,还是作为科学术语,其意义相近。并不象两个“糖”的定义那样迥然有别。还有第三种情形,即在专业语言和普通语言中,同一个词指的是不同涵义。如“盐”在化学中指“酸根和金属的化合物”,但在日常生活语言中却仅指其中的氯化纳。⑨罗素：《论模糊性》,载《大洋洲心理学和哲学杂志》,第1卷(1923年)第84页。中译文见《模糊系统与数学》1990年第1期第16页。⑩亚当·沙夫：《语义学导论》,英译本,第356页,华沙,1962年。(11)同注⑥。(12)参看石安石：《模糊语义及其模糊度》,载《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第64－65页。(13)同注①,第30－31页。不过,这里应区别词和词的客观所指(denotatum)。从“云朵”的客观所指着眼,云朵的确是千变万化,没有定形,无法计算的。这朵云同那朵云之间有时很难截然划定分明的界限。但是作为词来说,不论云朵怎样变化,都可用“由水滴、水晶聚集形成的在空中悬浮的物体”(见《现代汉语词典》给“云”下的定义)加以概括,并不存在模糊性。“云”同“雨”“雪”的界限是分明的,尽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给“雨”下的定义“从云层中降向地面的水。云里的小水滴体积增大到不能悬浮在空中时,就下降成雨”来看,雨的形成同云是密切相关的。用语言学的术语说,从历时着眼,我们不妨说雨同云是不可分割的,是一回事,因为“体积增大”本是一个模糊短语,增大到什么程度便不能悬浮在空气之中,取决于地理、气候、气压等许多条件,也都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14)同上注第30页。(15)《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对“刚体”的解释是“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而不发生形变的物体”。然而,严格说来,即使是刚体,受力的作用,其形体总会发生哪怕极其微弱的,肉眼看不到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刚体”也是模糊词。“刚”本身就是个典型的模糊词。(16)脱离开上下文,“和”和“或”的意义界限有时不好分,因为有时两个词的意义相同,可相互替换。(详拙文：《论“和”“或”的模糊性质及其词典注释》,载《百科知识》1985年第10期)。“的”在“谁的介绍人？”这类句子中有歧义(歧义性不等于模糊性)：或指a)“谁是介绍人？”如“某某入党,谁的介绍人？”或指“介绍谁的人”,如“某某是谁的介绍人？”“的”还有许多意义,这些意义之间的界限有时不大好划分。因此这三个词离开正文所引文都可能带有一定的模糊性。(17)见北京市语言学会主编《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109,111－112,117,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18)详见注②所引拙文(下)。(19)详拙文《模糊语言再探》,载《外国语》1980年第5期第48－49页。(20)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载《外国语》1979年第4期第40页。(21)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22)见上引《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2章第22－23页。史有为分析了现行语法著述给词下的各种定义都有缺陷,都解释不了各种边缘现象。最近肯尼斯·派克在他所著《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cois主编《研究语言的方法》第25页,法国1989年出版)指出：“在某些语言中可能存在一种语素复合体(morpheme complex),它是一种小于词组大于词素的结构”。(见该书第25页)。(23)参看拙文《论颜色词及其模糊性质》,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不同语言的味觉词和温度词对客观现实的不同切分》,同刊,1989年第1期。(24)齐振海主编的《认识论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高年级学生专题课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著作(见该书卷首),其中第六章题为“模糊认识和精确认识”。在这章中作者指出：医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肝炎”、“休克”、“高血压”、“低血糖”都是模糊概念。(中医中模糊词语更多,如“肝火旺”、“肾虚”等等。)这本书已被我国教委指定为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是模糊理论第一次进入我国哲学教材。(25)见Kenneth L.Pike(肯尼斯·派克)：《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oois主编《语言的方法》第9－10页,1989年,法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