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荀子“心”与“道”的关系探“伪”的来源

荀子的人性论不能很好地说明礼义法度的来源问题。荀子在《解蔽》篇中系统阐述了“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心达到一种特殊的状态---“虚壹而静”之后就可以对道有发现和把握的能力。虽然“心”与“道”关系确立的前提是“心”的“大清明”状态，但是，这不代表人人都可以见道，只有圣人对道才有所理解。但是，这至少可以在理论上为礼仪法度的来源提供说明。同时，荀子承认“心”对于道有学习和接受能力。由此开始，圣人施教，后天之“伪”就建立起来了。     

“食不可赏”的儒家“孝”思想发微

“食不可赏”一语出自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篇中,在随后出现的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及北京大学藏秦简《从政之经》中,也有相同或类似的语句.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前人多只从饮食角度加以关注,未从其他角度深入.基于《为吏之道》中蕴含着浓厚的儒家思想,那么“食不可赏”所反映的正是儒家“孝”的伦理思想,告诫官吏要有孝敬之心,尊养父母,不可忤逆亲上,有踳悖之行.在这里,“孝”更多地是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发挥政治作用,这也是秦朝统治者重视“孝”并将其作为官吏的品德要求的主要原因.     

试析《圣经》中的“罪”与“爱”

《圣经》中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有关“罪”与“爱”的阐述既体现了宗教的神圣性，又对现实人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人性本恶出发，基督教认为人具有有限性，故需时时反省，忏悔。而耶稣被钉十字架，则表达了上帝对人的无尽之爱，俗人需以上帝为榜样，以博爱之心宽恕他人之过。     

《诗经·国风》女性“好色”观探析

《诗经·国风》多以女性为抒情主人公，据此，《毛诗序》和朱熹《诗集传》以女性为《诗经》的原创主体。基于女性在《国风》中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国风》考察我国古代女性审美意识的相关问题。《论语·子罕》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表达了孔子对容貌之美的诱惑甚于德性之美的焦虑。《国风》作为女性创作且大多以女性为抒情主人公的作品集，突出体现了女性的“好色”观。具体包括：清晰的“性别”及角色意识、以形貌之外形美和德性之内在美为审美对象和审美标准、以真挚的情感为精神内核、因礼教约束而形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特征几个方面。     

可不可以不勇敢？——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哭泣教育”

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做《可不可以不勇敢》，这样唱到：“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当伤太重心太酸无力承担……”的确，在我们所受的传统教育里，“勇敢”、“坚强”是一个优秀人才所必备的品格。相对的，哭泣流泪多数是懦弱胆小的表现。怪不得歌者要小心翼翼的乞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然而，在此，笔者却要大胆地提倡：中国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应该要有也必然要有“哭泣教育”。     

老子“反”之道平议

“反”是《老子》一书中的重要概念。作为“道”之“反”，具有“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循环往复”三种含义。老子的“反”之道的表达方式可以概括为：以不为为，以不争争，以不先先……这种“反”之道，为人们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生活、生存之道。由此看来，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恰恰揭示了他的生命哲学、生存哲学的特质：谦下、守弱的“无为”与居上、刚强的“无不为”合二为一。这既表现了老子哲学所包含的大智慧，又反映了老子哲学所隐含的权术和阴谋。     

“形气神”与“形影神”——论庄子与陶渊明的主体观

陶渊明的思想与庄子哲学都具有“无家可归”的类同性,且陶渊明引用《庄子》甚多,从而使得进一步考察二者之间的具体联系有了可能。庄子主体观的实质是在传统的身心二元论的基础上加持了其独特的气化观的结果,主体的最终境界呈现为世界意志的“与道为一”之境;陶渊明主体观的内容则是“形影神”,是以庄子哲学的气化论为理论基础,加上自己的认识和对时代的回应而成就的观念,最终境界与庄子的认识如出一辙。从概念使用和结构义理上看,二者之间存在着细密的联系,陶渊明的主体观念是对庄子哲学的某种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澄清陶渊明《形影神》的诗旨内涵。     

论孙应鳌的“仁”本心学

孙应鳌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明代贵州工学的举旗人。他继承了工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以心为宇宙的本原。他借谈《易经》发挥说：“《易》者何也？以著天地万物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理妙于人心，故《易》著天地万物之理以明心也。”’他强调，此《易》之理，“非得自外，得自我也”，是我心生而具有的。这个理，是大地万物的本原．“天地得《易》以清以宁，万物得《易》以生以还，吾人得《易》，上下四方，往古来今，罔不毕臻”。[1]王学以自我的、精神性的心为宇宙本体，以为万万万物都不过是我心的意念，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     

《诗经》“二南”所反映的先秦求婚礼俗

《诗经》“二南”（《周南》、《召南》）中许多诗篇反映了先秦时期的婚恋礼俗内容，从中可见当时青年男女在结婚前有男子向女子求婚的礼俗。从“二南”中的有关诗篇来看，这种求婚礼俗还具体表现为四个主要特征：一是男子在仲春二月以猎取的动物为礼物向女子求婚；二是男子用捆束柴薪幽会姑娘。表示要亲自迎娶她；三是贵族男子求偶重视德、貌；四是女子求偶重视勇敢、诚信。     

《中庸》首章"中"、"和"、"中节"解读

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诠解《中庸》首章的“中”“和”之论，一、根据《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及郭店简书《性自命出》等文的相关材料，可以将《中庸》“中”“和”之说解读为一种性情境界论。二、把《荀子》、《乐记》之“乐和同，礼别异”和“致礼以治躬”、“致乐以治心”的思想，同《中庸》“(情)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主张进行贯释发明，又可以看到，《中庸》作者在前贤以“和(龢)”为美思想的影响下，在性情论中灌注了调谐情感以相融的理念。     

隐藏在“泪”影后的教育契机

朱自清先生的记实散文《背影》，是以其父亲的“背影”为主线贯穿全文的，其构思相当巧妙得当，把握的也很准确，可以说是独具匠心。我们都知道，在作者的笔下，“背影”成了作者父亲饱经忧患，半生潦倒的缩影，成了父子之爱的结晶，成了父子依依惜别时，父亲留给儿子的一份珍贵的“礼物”。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揣摩，细细地品味，我们又不难发现，伴随在《背影》中的都是“泪”的描写。     

“无心”与“几微”之象——对《庄子·天地》篇“象罔”概念的探析

关于《庄子·天地》篇中“象罔”概念,自古以来训者甚众。有从中国传统“象”思维的角度出发将其理解为“似有形而无其形质”的一种“虚象”;也有从“无”的角度将其作“无心”“无形迹”之解的。结合前人“象”与“无”的双重阐释视角,将“象罔”概念作“无心”与“几微”之象加以理解,即以“无心”之状态得“无心之象”而后才能得“道”,同时这一“无心”之象其本身也是一种“几微”之象,是在获得庄子所言“玄珠”之前的一种萌兆。     

Wi—Fi技术拯救无线互联

从电影《勇敢的心》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论是艺术表现还是技术研发,自由是人类矢志不移追求的最大目标。网络工程师们和CEO们都费尽心思将“自由的选择权利”推给了市场,从WAP到蓝牙技术,无论有多么好,市场还是选择了沉默。     

“给予”、“使役”义的“给”字句关系探析

“给”在现代汉语中表示的义位较多，其“给予”义是“给”字最基本的意义，也是最早产生的义位。通过对清代有代表性文本《醒世姻缘传》、《红楼梦》、《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的搜索，对表示“给予”和“使役”义的句型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使役”义的“给”是由表“给予”义的“给”转变而来的。     

“有瞽有瞽”探微

瞽之本义为“击鼓者”,殷商和西周时代是对“有道者、有德者”乐人的尊称。《诗经》之“有瞽有瞽”的“瞽”,本义为乐师,非盲者。“言乐师”,只是一种传讹。     

论杜少卿的“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形象是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的典型。《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就是当时社会的“多余人”。杜少卿成为“多余人”的原因既在于乐善好施、仗仪疏财的性格，更在于其追求的儒家的政治礼乐理想。这一形象的深层意义在于对社会的叛离和觉醒，表现为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叛，对个人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对“弗敢加也”中“加”字的考释

《曹刿论战》是《左传》中一段有名的论战,很多课本和文选都收录了这篇文章。但是,对文中“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中“加”字的注释,各种版本却不尽相同。一种观点认为“加”字是“夸大、虚报”的意思,另一种观点认为“加”是“增加”的意思。通过分析中国古代的祭祀制度,我们认为“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中的“加”字应该是“增加”的意思。     

李秀成的“保民为乐”与洪仁玕的“革故鼎新”

太平天国运动留给后世两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即李秀成的“保民为乐”思想和洪仁开的“革故鼎新”思想。“保民为乐”提倡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和人格,是一种人道精神、人本精神;“革故鼎新”建立在对近代社会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仿效“西法”,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精神。李秀成和洪仁开是同时代的人物,但思想认识上有差距。李秀成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改朝换代”的水平,远远落后于时代,它不可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不可能将中国推向富强。洪仁开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提出了《资政新篇》;从太平天国本身说,《资政新篇》没有得到实施,但是,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整体来观察,其所规划的各种改革,在洋务运动时期大多数得到实践。但《资政新篇》过分强调“法制”,丢掉了“伦理道德”。李秀戍的“保民为乐”思想弥补了洪仁开的“革故鼎新”思想。两者都值得弘扬。     

动态助词“了”隐现缘由探微

动态助词“了”作为实现体的标记，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完成态的语法意义，其自由隐现与句中的时态密切相关，事态助词“了”、连续动作后续小句也皆因此语法意义而不与之共现。依据形式与意义相结合原则，综合考察动态助词“了”隐现缘由能为其隐现的诸多形式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语法依据。     

论《了凡四训》的“立命”观及其现实意义

《了凡四训》是明代影响很大的一部劝善书，该书的《立命篇》阐述了“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立命之学”思想。这一“立命”观的思想基础是传统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它强调因果报应、端庄态度、清净本心，教导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一系列的方法积善成德、改变命运。在当今社会，这一“立命”观对当前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和个人道德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