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婚姻理辞女性形象社会地位探析

理辞是贵州省黔东南境内苗族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一种诗歌文学形式,它以歌的艺术魅力来感动人心而求得纠纷的解决。理辞中的婚姻理辞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透过对女性形象的分析可以窥见婚姻理辞中的女性有着和男性相对平等的社会地位,享有相应的权力。她们主体意识觉醒,有独立的人格,坚持两性和谐相处。当出现婚姻纠纷时,充分行使婚姻自主的权力,通过理老向男方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从而解除婚姻关系重新追求幸福生活。这是苗族社会尊重女性并赋予其相对平等地位的文化观念与苗族女性的重要地位两者共同影响下女性形象社会地位的生动呈现。     

论希腊神话传说中女性形象的演化及社会认识价值

希腊神话传说虽是对现实一种幻想的反映，但是毕竟曲折地表现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而希腊神话传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女性形象。希腊神话传说中女性形象的变幻，恰巧能够非常有力地证实女性形象的演化是随着人类的社会历史、生产劳动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对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女女地位由母权制下的“女神”，过渡到与父权制相抗衡的“女人”，直到处于私有制地位被奴役的“女奴”地位的演变过程就是认识人类童年时代女性形象的演化过程。     

老舍作品中“悍妇”形象的创作心理探析

在老舍先生塑造的女性形象中,"悍妇"形象是其对于传统女性形象的一种沉重的颠覆,在老舍的小说世界中占有独特而光辉的艺术地位。老舍先生对于传统文化的恪守以及精神上的失衡和追求是其创作"悍妇"形象的重要心理动因。     

“翻身”与“翻心”——试论解放区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解放区作家所塑造的一系列翻身女性形象一反之前扭捏的女儿之态,她们英姿飒爽,健康开朗,在政权的支持下终于获得了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是历史进程中的一大进步。不过,女性话语在强大的民族解放话语中被有意地遮蔽了,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并没有解除文化心理上对于男性的依附感,她们作为第二性的从属地位没有改变,女性意识是仍是相当匮乏的。     

香港警匪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基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视角

警匪片一直是香港电影中经久不衰的重要类型,电影中男性话语占主导地位,女性话语处于弱势地位甚至缺失。本文以近十年几部较卖座的香港警匪电影为例,运用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对影片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揭示男权文化对女性形象塑造的制约,并对香港警匪电影中女性边缘化的现象进行反思。     

浅谈民国时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与社会文化的自觉关系

民国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文化时期。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文化传播媒介中的不同形象塑造和编码方式，往往真切地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以民国时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为基准，希望通过对影像中不同的女性形象构建中，梳理出“她们”与当时社会文化之间的“自觉”关系。     

虹影与郭小橹小说中“新女性”形象之探讨

在英国文学界受到好评的当代旅英华人女作家虹影和郭小橹在各自作品中都塑造了有别于传统东亚女性的“新女性”形象。此类形象的出现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女性日益复杂的文化地位和文化身份提供了新的诠释,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作者对这类“新女性”形象的描写仍具有片面性,虽然看似标新立异,但在本质上与传统区别有限,又回归到如何在文化传播中突破“自我东方化”窠臼的问题。     

迟子建的“萨满”形象与乌托邦诉求

近年来,迟子建的创作由早年的浪漫抒写转向文化探寻。她以20世纪上半叶东北民间社会的女性形象为依托,特别是《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萨满"形象的着力书写,表达了对传统民间社会中女性重要地位的缅怀,彰显了对现代文明中女性主体身份的反思和批判,呈现出女性话语的乌托邦诉求。     

白蛇传:从蛇图腾到具有反叛力的女性话语

从白蛇传传说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变来看，白蛇传传说与我国古代民族蛇文化的崇拜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白娘子其一言一行均颠覆和瓦解着封建的“男女授受不亲”观念，形象地为人间女性争夺了数千年来难以取得的社会平等地位。《白蛇传》张扬的是女性的自身权益，凸现的是具有反叛力量的女性话语。     

美女文化与电视中的女性形象建构

从女性主义角度,以当前电视对美女文化的塑造和传播为切入点,通过女性在电视中呈现的整体形象,观照电视媒介对女性形象建构所起到的作用、意义和责任。共分四个部分:一、阐述美女文化的实质,美女文化是一种视觉的、可被消费的媒介文化,是电视中的娱乐元素之一;二、探讨美女文化对女性电视形象的影响,是对女性性别陈规的加深;三、电视对女性形象建构的现状分析;四、从女性主义角度论述造成女性自身形象与电视形象差异的内在原因。     

张爱玲笔下女性的“色·戒”宿命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由于没有自主能力，只能依靠男人，依赖婚姻，她们把爱情或者婚姻看成了生命的全部。为了获得男性的爱，女性实施“色诱”，而结果或许诱惑了男人的同时，也诱惑了自己的先天性缺陷；最终陷入了一种“戒惑”，一种被男人或自己抛弃的“绝对”宿命。     

试论《雪域的女儿》对藏族女性生存境遇的审视与思考

《雪域的女儿》将审美的视角集中于藏族女性,在以真诚、细腻的文笔叙写她们的命运与情感的同时,还有较为深入的文化思考,在表达作者对这个包括她自已在内的群体的一份精神关怀的同时,还显示出较为鲜明的女性意识。文章基于文本,解析了藏族女性的觉醒和自我解放的任重道远。     

节与忠：明遗民对明清之江南女性殉节的书写

明清鼎革之际,江南地区战乱频仍,女性的生存状况急剧恶化。面对战乱,江南地区出现女性为保全贞节而大量自杀的现象。明遗民恪守民族意识和忠于明朝的理念,其故国之思、亡国之恨的遗民心态表露无遗,并成为其精神寄托与价值取向。他们通过对大量的江南地区女性死亡事件的记述,利用江南地区殉节女性的事迹,以“天地正义仅见于妇女”为论调,借女德以讽士,折射了亡国之际对于“节”与“忠”的思考,其最终目的是维持其政治伦理与道德价值。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国内研究述评

生态女性主义起源于1960s,1970s,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于1990s。它第一次从女性与自然的双重视角出发进行文学批评。在这一批评视阈中,被“边缘化”与“他者化”的女性与自然从“缺席”走入“在场”。这较于激进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单纯的生态批评有着重大突破与进步。最近数年里,国内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在单篇论著、硕博论文、人文项目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其研究成就不容忽视,但却也存在诸多不足与问题,需要在几个方面进行改进与着重发展。     

和谐社会语境下媒介女性形象研究评述

媒介女性形象研究自从国外传入国内就成为一种新兴的媒介批评类别。经历10多年的发展，该类研究虽为国民拓展了视野、提高了认识，但是，这些研究中充斥着严重的“女权意识”倾向，与当下建设“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极为相左。为此，我们认为女性主义批评者在研究创作时理应结合当下和谐文化，力求解除男女两性彼此之间的对立与对抗，使男女两性走向平等共存、和谐发展。     

《蚀》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女性形象比较

茅盾在他的小说处女作《蚀》三部曲中刻画了一群个性鲜明的“新女性”形象,文学史上称她们为“时代女性”。丁玲的早期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一个“莎菲性格”,她后来的多篇小说人物都是“莎菲型”形象的拓展和延伸。比较分析茅盾的“时代女性”和丁玲的“莎菲型”女性形象,可知：在人生理想的追求上,“时代女性”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而莎菲女士是启蒙的个人主义者;在生活的逆境面前,“时代女性”在绝望中求生,莎菲女士却在颓废中耗尽生命;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时代女性”狂热地追逐爱情只为填补内心的空虚,而莎菲女士执着地将灵肉一致的爱情作为自己矢志不渝的追求。     

实现我国女子跳马项目奥运金牌突破的对策研究

通过对世界女子跳马规则变化与当前世界女子跳马技术发展趋势及影响我国女子跳马成绩因素的分析,提出了实现我国女子跳马奥运金牌突破的对策,即必须解放思想,突破长期的选材观念禁锢;加强大局观教育,尽量延长我国跳马运动员的运动寿命;把握规则变化,加强跳马项目的技术创新;发挥＂举国体制＂优势,采取＂集团作战＂策略和加强训练与比赛心理控制的研究等。     

中古“悼亡”诗论

中古妇女在家庭中的生存状况及其生活风度也有某种自信与潇洒,其恋爱婚姻生活是情深且又通脱;南朝文学理论的热点问题是对“情文”关系的讨论。上述二者构成中古“悼亡”诗的背景。潘岳“悼亡”强调妻子亡去对自己生活的影响;江淹“悼亡”组诗有着各种角度的叙写与抒情;中古还有为他人而作的“悼亡”诗。中古“悼亡”诗的写作模式有三：诗作的哀痛之情在沉浸铺陈与抑制劝慰之间展开,与自然界的事物循环往复相比人生只有一次,诗人自我的孤独与悲伤。中古“悼亡”赋、文有叙事意味,夫妇双方都写到。思念诗作的叙写则从对方着笔。     

月亮意象的女性内涵——张爱玲小说的一种表述

张爱玲对于月亮意象阴晴圆缺的透视有三篇代表性的小说，小说展示了女性的边缘处境，揭示了女性根深蒂固的“女奴意识”。张爱玲之所以选取月亮意象作为女性悲剧命运的象征，客观原因是对传统文学中“女人是月亮”喻象的继承，主观原因是张爱玲自身的独特经历与感悟。     

“我”的出走与回归——晚清新小说女性形象分析

晚清新小说塑造了众多与传统迥异的女性形象,集中呈现了晚清女性生活的新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女性对自我的体察与感悟。从“我”之初现,到被“大我”淹没的“我”,到歧路上畸态的“我”,再到对“旧我”的皈依,晚清新小说的女性形象对作为个体的“我”的认知走过了艰难的探索之路,具有深刻的时代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