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园神话与魏晋南北朝游历仙境小说

乐园神话的世界是一个神、万物、人构成的体系,这里没有战争,没有压迫,自然无为,和平安逸,自得其乐,是一个美好的乐园。乐园神话对魏晋南北朝游历仙境小说具有深远的影响,主要包括不死观念、地理定位和乐园的构设三个方面。     

魏晋南北朝小说语词校释札记

魏晋南北朝小说具有较多的口语成分，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的语料。本文是有关魏晋南北朝小说语词的读书札记，内容包括语词校勘和论释两类，共１２条。     

魏晋南北朝小说的虚实观

魏晋南北朝,不仅小说的虚构观念开始明确出现,而且方术之士在编撰志怪小说时也开始了有意的虚构。但是,虚构不是作为一个积极的概念问世的,而是在一片批评和谴责声中出现的。虚构作为小说的一种艺术手段在魏晋南北朝并没有得到确立和认同,六朝人反对虚构,崇尚真实。小说记事真实与否,几乎成了评价其成败优劣的唯一标准。此外,关于魏晋南北朝小说的虚构与真实问题,还存在极为复杂的关系,我们难以分清小说的故事何者为虚,何者为实;也难以分清小说是在原初的故事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中有了虚构,还是小说家在整理加工时进行了虚构,小说家是进行了无意的虚构还是进行了有意的虚构。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作家的创作心态

志怪小说表面上“张皇鬼神，称道灵异”，其实质是对生死、性爱、安全的关注。而这种内心情感的萌动与渴望，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或根本无法实现的，但它却在神道世界中实现了，神道世界则成为志怪小说潜意识的载体，这才是志怪小说作家认为“神道之不诬”的真实原因。这也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文人创作志怪小说的一种潜藏心态，这是介于教徒“自神其教”与“有意为小说”者之间的一种创作心态。     

《游仙窟》:中国小说的开山之作

《游仙窟》是初唐时的一部传奇小说。它第一次把中国的小说从对神异鬼怪的描绘创造性地转移到了对人间悲欢离合的叙述上,而且结构完整、描写细腻,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     

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怪诞之美

怪诞是一种特殊的艺术风格，它的构成因素同时包含了恐怖恶心与滑稽可笑，它的构成原则是反常，带给人的审美感受是又恐惧又好笑的混融感觉。在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里，许多故事都具有怪诞之美。这种怪诞之美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教长生思想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影响

道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在汉代特殊的背景下产生的,长生成仙是其核心思想,随着道教的兴起发展,其长生思想必然会在文学中有所体现。魏晋南北朝志怪中长生成仙类小说明显受长生思想的影响,死而复生、精魂不死、异化变形等故事的创作也受长生思想的极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孔子的神异化特征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孔子的神异化书写中既包含对先秦两汉经传神学的摘录,又有基于历史基础下魏晋文人的想象加工,显示出这一时期文献著述方式的特殊性。体现在文本中,孔子表现出神秘降生、预知、博物、降罚等神异特征,形象较前代更加立体丰满。这些神异特征在展示魏晋王权对民间的政治与文化统治以及儒家思想在魏晋民间社会的地位具有一定意义。谶纬神学对孔子的神圣化与书写风格的影响、孔子身为伟大圣者的独特性以及多元思潮的时代背景都是这一书写形成的重要原因。     

从《游仙窟》看赋与唐人小说的关系

《游仙窟》是唐人小说中最奇特的一部,除过形式上大量用诗歌对答之外,更为特别之处在于用赋的笔法大量铺叙所见之景、所在之境,此为该小说增色不少。这种以赋为文的创作笔法渊源于赋对小说的兴起的影响,而唐人小说又是在前人小说创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故此,赋与唐人小说的关系值得一探。     

宗教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上,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一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一 通常所谓的魏晋南北朝小说,即指从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分立,经西晋、到南北朝对峙局面结束期间所产生的小说作品。这一时期的小说颇多,就其内容而言,大体可分为侈     

魏晋南北朝人名字

名字包括名和字。名以正体，字以表德。魏晋南北朝人有关命名的见地已具有理论意议，是与实践相结合，反映出时代特点、宗教信仰、地域风貌。取名的渐进演变折射出这一时期社会文化的变迁，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玄学风行、道教佛教广泛传播的时代，而儒学则由“独尊”的峰巅跌下。不过，儒学因其本质上是服务于社会中现实政治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它在社会政治中所居的正统地位并没有动摇，而且儒学在与佛、道的斗争和互融中继续向前发展，并形成了一些新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河航运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是北方地区水上交通的大动脉。曹魏及北魏等北方政权对黄河航运积极开发,三门峡及其以东峡谷航道不断得到整治。黄河上游部分河段及整个中下游河段都有航运利用。“黄河也曾千帆过”是这一时期并不少见的情形。受水文及政治因素影响,各河段的航运状况不尽相同。     

魏晋南北朝咏马诗与英雄功业观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动荡混乱的时代。大多诗人行伍出身,长年征战南北,马不离鞍。马不仅成为了孤寂漂泊天涯将士的伴侣,更是文人墨客笔下生动的形象,大量的咏马诗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歌咏,更有一种建功立业的渴慕,而马意象的审美价值也在这种功业之志、安邦御戎豪勇的张扬中被重铸。     

魏晋南北朝对问体论体文之分类及特点

对问体论体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放异彩,其特点是以对问的方式结构全篇,通常是一问一答,也有多问多答,"辙寄之宾主,假自疑以对之",假设对方有疑惑不解的问题或对方攻击的观点,然后予以答疑或驳击。按其宾主人物之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或问式,一类是客主问对式。前者使思想表述更加明白晓畅,使深刻复杂的理论深入浅出,使文章容量扩大,呈现出思想逐层深入、几经矛盾波折的过程。后者则具有戏剧性,有虚构的客主双方,有一定的矛盾冲突与特定的情境。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措施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儒家仁政思想、中国古代天命思想和佛教慈悲思想影响,统治者秉承汉代遗风,以政府行为为主,通过安置流民、赈灾济荒、医疗救恤、社会养老、军人优抚等手段来实现社会保障。这些保障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社会弱势群体,缓和了社会矛盾,为发展社会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论魏晋南北朝文化与文艺的多元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呈多元化发展,从哲学而言,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有无之争、言意之辨、形神之鉴等命题对文艺思想和创作颇有影响.汉代的礼文化被“通达“、“任自然“所代替,情诗渐多,玄学之盛直接导致玄言诗的产生,山水赏会使以陶、谢、宗、王为代表的山水诗画达到相当高度.道教对游仙诗和志怪小说的影响,佛教对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魔术、绘画、雕塑、音乐的影响,则可以看到宗教与文艺的关系.胡汉文化分别在南北地区融合、发展,又生出了诸多差异,形成了南北文风与艺术的诸多不同,造就出多姿多彩的面貌.     

魏晋南北朝正史《循吏传》入传标准分析

二十四部正史当中,总共有十九部正史撰有《循吏传》,其中魏晋南北朝正史就有八部之多,几乎占据正史《循吏传》的一半。魏晋南北朝正史《循吏传》的撰立,描述了循吏清正、廉洁、仁义、爱民等行为,使人们对循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魏晋南北朝正史《循吏传》中循吏的择入标准,一要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如清廉仁义等;二要做出一定的政绩,如促进教化、审理刑狱、平定暴乱等;三要获得百姓的肯定,如立碑建祠、歌颂、乞留等。     

魏晋南北朝泰山祭祀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正祀中的泰山祭祀产生了新的变化。从泰山所在地来看,除曹魏、北齐之外,泰山常规祭祀难以维系。而非常规的皇帝亲临祭祀、遣使致祭、祈祷雨晴等临时祭祀,不绝如缕。从非泰山所在地来看,随政权所在地而多处并存,或随首都转移而连动,成为这一时期泰山祭祀的突出特点,且制度建设相对较为完备。这一时期的不同政权几乎都努力争取并保持泰山的祭祀权力,以表明自己的正统性与合法性。这样,无疑为国家走向统一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