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时期汉传佛教在藏地的传播和影响

吐蕃时期,汉传佛教在诸多因缘下正式传入藏地。汉传佛教传入藏地后通过几个阶段及几个不同形式的传播,对后来形成的藏传佛教产生了诸多深远的影响。     

藏传佛教密宗部造像艺术研究

藏传佛教的密宗造像艺术以其独特的造像风格和艺术魅力在中国美术史及中国民间美术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通过对藏传佛教密宗部造像艺术的系统、深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它是在保留了古印度、喀什米尔、尼泊尔风格深刻影响的基础上与藏民族自身文化相互融合,最终形成民族美术样式。     

五台山与藏传佛教圣迹

五台山是汉传佛教中颇具地位的佛教圣地,同时在藏传佛教中,五台山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藏传佛教的早期传入和兴起的过程,展现出藏地和藏传佛教修行者与汉地五台山的密切关联。这使得五台山也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圣地,并以其特有的方式承载着藏传佛教的诸多圣迹内容。     

元代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的影响

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的交流与沟通，基本上贯穿于自唐代以来汉藏两地佛教的始终。唐初，即藏传佛教前弘期，汉地佛教传播到了吐蕃，曾一度成为吐蕃佛教的主流。因此，藏传佛教前弘期，主要是汉地佛教影响了藏传佛教。宋元以来，即藏传佛教后弘期，特别是在元代，随着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形成、西藏地方统治者和中央王朝的密切接触，藏传佛教便大量流传到了内地，程度不同地渗透到了汉地佛教的诸多层面，并受到了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亦得到了汉地许多人士的青睐。据此，藏传佛教后弘期，主要是藏传佛教影响了汉地佛教．     

藏传佛教的本地化及其早期特点

佛教传入西藏时,其发展并非如后世佛教徒撰写的教法史中所说的那样得到兴盛,而是受多方的影响,吐蕃时期藏地佛教思想来源主要是汉地禅宗与印度佛教。11世纪以后,佛教逐渐本地化,演变为藏传佛教各教派,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地方特色,一些教派思想中,仍然有禅宗的遗存,而诸如活佛转世的出现,亦与民众的宗教趣味相关。     

藏族传统美术的审美分析

佛教的传入逐渐改变了吐蕃原有的绘画审美形态,藏传佛教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不断巩固,决定了藏族传统美术的发展方向和审美属性。把“度量经”作为造型标准,通过观想、默识心记的观察方法塑造形象,以互动式进行审美体验,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兴趣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这是藏族传统美术的重要特性。     

藏族传统美术的审美分析

佛教的传入逐渐改变了吐蕃原有的绘画审美形态,藏传佛教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不断巩固,决定了藏族传统美术的发展方向和审美属性.把"度量经"作为造型标准,通过观想、默识心记的观察方法塑造形象,以互动式进行审美体验,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兴趣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这是藏族传统美术的重要特性.     

论藏传佛教文化在新疆的传播

文章用历史学和宗教学的理论方法,运用现有文献资料,阐述了藏传佛教传入新疆的基本情况。对吐蕃经营西域时期的佛教,以及后期的藏传佛教传播等方面进行了考证和论述。     

略论青海藏传佛教建筑壁画艺术——以塔尔寺和瞿昙寺为例

瞿昙寺、塔尔寺等古建筑群为当今国内为数不多的建筑艺术宝库,是中华民族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青海藏传佛教建筑壁画将西域等外来绘画技法与民族技法融为一体,在人物造型、赋彩、场景等创作中表现出风格独具的艺术特色,充分地显示出丰富的藏传佛教内涵和悠久独特的藏区风情及民俗特点.     

聂塘寺早期彩塑造像风格讨论

拉萨聂塘寺于公元1055年由阿底峡尊者的亲传弟子嘎瓦.释迦旺丘主持修建,是藏传佛教后弘期重要寺庙。寺内有诸多藏传佛教文物,其中佛教造像保存完整,成为研究11世纪造像风格的重要依据。文章通过对该寺的实地考察,以比较研究的方式着重讨论了聂塘寺无量寿佛殿的泥塑群造像风格,认为该佛殿中塑造有藏、汉、印三种风格样式的泥塑,应该是自桑耶寺乌孜殿建造三种造像风格样式以来,三种风格样式集于一处的典型范例之一,更是这种建造习俗逐渐衰微的见证。     

我国涉藏问题国际话语权制约因素分析——以宗教为考察维度

佛教在印度本土式微后,中国事实上已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但藏传佛教的复兴不仅未能促进涉藏问题的有利解决,反而成为制约我国涉藏问题国际话语权的战略"负资产"。将这种战略"负资产"转化为"正能量"的一种可行思路是,重视藏传佛教信众的心理认同,加强藏传佛教统战工作,争取宗教文化认同,占领道德制高点。     

“擦擦”与佛塔

“擦擦”是藏传佛教的一种艺术品。“擦擦”与佛塔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我国西藏佛塔塔腔内装藏“擦擦”的这一习俗源自古印度佛塔内盛放佛教圣物的宗教礼俗。“擦擦”在西藏的制作和供奉十分普遍，是藏传佛教佛塔艺术中的一颗明珠。     

明初“广行招谕”藏方策探究

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确立“广行招谕”的治藏政策，先在甘青藏区用兵，以此为立足点，继而广泛招抚藏传佛教各派高僧来朝输诚，同时派遣使者招谕吐蕃各部，尤其重视已归附的藏区首领、内地的佛教高僧参与入藏招抚。对前来归顺的藏族各部僧俗首领，视其原职务地位高低予以相应的封授。上述治藏方策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大于实际管理意义，但也存在着与藏族地区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不相吻合的憾缺。     

藏蒙汉宗教文化的相互交流及影响

藏传佛教文化渊源于汉地大乘佛教和南亚密教，在与土著本教几经较量后，形成独具一格的藏传佛教文化。由于自身的生命力和历史的政治风云影响，藏传佛教文化北扩、南下、东返，藏蒙汉文化交流融合历经千余年，使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论日本学者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

日本学者通过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证明某些中原地区的禅宗文化被译成藏文，传到了吐蕃；有些藏文佛教文献直接译自梵文，而非自汉地传入，从而推进了对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禅宗的研究，领先于国际敦煌学界。     

藏学是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中的固有学科——访我国著名藏学专家王尧先生

我国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联合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兼职教授,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曾任奥地利维也那大学、德国波恩大学、美国西来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日本京都佛教大学客座教授。著有《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吐蕃简牍综录》、《吐蕃敦煌文献选》、《西藏文史考信集》、《宗喀巴评传》、《水晶宝矍》、《藏戏故事集》、《西藏萨迦格言译注》、《藏学概论》等多部学术著作,发表历史文献类、语言类、宗教类、文化艺术类等藏学专题论文数百篇并主编相关学术出版物。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史（吐蕃）、藏传佛教及敦煌古藏文。文章围绕王尧先生主要藏学学术生涯,概览其主要学术研究成果及学术思想,意欲管窥新中国藏学的发展,展现以王尧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藏学专家,对于中国藏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元代吐蕃高僧与畏兀儿的关系述论

蒙元初期,萨迦派、噶玛噶举派高僧先后来到河西地区,与当地的畏兀儿佛教徒有所接触。此后,元廷设立了通往西藏的驿站,便利了吐蕃高僧前往中原地区,也密切了其与河西畏兀儿的联系。同时,大批畏兀儿人陆续迁入中原地区,逐渐由信奉大乘佛教转而皈依藏传佛教,其中有的受到蒙古贵族的信赖,充当蒙古皇室与吐蕃帝师之间的译者,有的修习喇嘛教,翻译佛典,为藏传佛教的弘传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轨迹探寻——佛典互译贯穿于汉藏佛教界的交流史中

从吐蕃时期开始汉藏佛教界形成了频繁而又深厚的关系,佛典翻译又是这一关系的具体体现。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都有千年的佛典翻译历史,以佛典翻译为媒介,缔造了汉藏两个民族心理上和文化上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文章回顾和探讨了汉藏佛典互译的历史、主要翻译实践、重要译文成果、重要人物,通过汉藏佛典互译和汉藏佛教界的交流途径或视角探寻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轨迹。     

藏传佛教和道教

藏传佛教和道教二者的历史渊源很深。中印文献都有道教于公元三四世纪传入鳊的记载或神话。佛教传入汉地后,和道教相互相互交融。来华印度僧人们回国后,传授融会了道教各种内容的密术。这民术为鳊纯官所摄取。公元８世纪印度密教传入吐蕃,首都内容随之而入,同入藏传佛教。笃本、洽本与羌族的原始宗教密不可分,与首都之间先天性存在着大量相似之阼,因此吐蕃上下对融有道教内容的鳊密教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     

藏传佛教的起源与文化特征

本文从佛教的起源、藏传佛教文化的特点及对藏文化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