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罗斯文学的讽拟渊源

作为俄罗斯民间诙谐文化、民间讽刺文学的重要形式,讽刺性摹拟以旺盛的生命力为后世文学提供了最具意图性的表现手法,耐人寻味地显现出作者的叙事思维和思想情感,使文本在模仿与颠覆中焕发出奇异光彩。     

双重边缘的书写——论马来西亚华文女性文学

在东南亚女性华文写作中,马来西亚华文女性文学发展极为迅速。华裔女性作家的双族性,多地域经历使她们成为了双文化或多重文化人。本土性与华族性的交融在发展中逐渐变得广阔而丰厚,在世界多元文化语境中传达出马华女作家的现代生命意识和深层文化体验。写作对于马华女作家,不再只是宣泄个人情感或自我的言说和分辨,而是女作家独特女性意识的确认和自身精神价值的表达方式。     

溯源与变迁：当代西藏文学中地域文化的嬗变

当代西藏文学中地域文化的嬗变过程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的发展史,也是西藏这一地域本身在现代社会中的变迁史。研究西藏文学中地域文化的变迁对探究当代以来地区文化发展进程和社会经济变迁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追溯当代西藏文学中地域文化的嬗变历程可以发现,西藏文化中体现的地域特征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具有基础作用,而文化源流和宗教信仰则引起作家对于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人性与生命的深度思考,从而影响作家对人的精神追求的地域性文学表达。     

文学文本重译的创造性

人们对文学文本的不同理解使翻译实践不会静止地停留在某一个瞬间,重译使文本处于动态发展之中。文本的复杂性产生误读现象,误读表明了文本理解的历史未完成性,意义的这种不完善性揭示了意义的人为创造性,因此,重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带有主观创造性。     

唐诗齐鲁地理文化的文学书写

地域和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切入点。文化地理学认为作者通过在文学作品中描写、阐释地域空间,从而表达主观的地区经验,以此宣告自身的地域身份意识与归属感。诗人对特定地理空间充满了复杂的情感。诗歌是诗人抒情言志的载体。面对同样的齐鲁自然风貌和人文历史,诗人因性格气质和人生境遇不同,在诗歌中建构的齐鲁地理文化空间呈现出多样性。此外,不同群体对齐鲁地理文化空间的感受和书写也呈现出差异性。齐鲁本地诗人重在书写乡村生活的衰败和皈依之情;而外来诗人常以“他者”眼光关注齐鲁壮美的自然地理和深厚的人文历史。     

河洛文化视阈下的河洛文学

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双向关系.河洛文化对河洛文学精神品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河洛王都文化生成了河洛文学的权力意识,苦难意识、历史兴亡意识;河洛理学文化构造了河洛文学的理学主题和独特的人物形象;河图洛书文化塑造了河洛文学的神秘奇异风格.河洛文学捍卫和坚守了河洛那方土地上的地域文化,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湖泊文化视野下环鄱阳湖地域文学述论

在世界湖泊文化中,中国的鄱阳湖以其优越的地理区位、悠久的历史沿革、深厚的文化底蕴、闪耀的作家群体,与俄罗斯贝加尔湖、美国肯塔基湖,以及中国的青海湖、洞庭湖等并列＂世界十大名湖＂。历代以来环绕在鄱阳湖周边的湖泊文化景观、文学现象及其诗人、作家群体,他们的时空履痕,他们的创作实践以及他们的文学生态,形成了独特的鄱阳湖文学景观。环鄱阳湖地域的文学特质、文学景观及其文学传承,大可以演奏一部洋洋洒洒、气势恢宏的鄱阳湖之歌。     

主(母)题、创作意图与文学意义不确定性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文学意义属性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在对话交流语境下，一个具体文学文本的意义具有无限开放的可能性，因而，文学意义的不确定性是无可辩驳的。文学意义的不确定性成因存在于动态的文学意义生成过程之中，本文旨在讨论作者赋意过程中存在的文学意义模糊不定的因素——主（母）题与创作意图。     

现代主义文学唤醒沉睡的人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缺陷导致了传统文学中人性的缺失,在作家笔下性成了被压抑的对象,人成了道德化、畸形化了的人,人性在文本中得到扭曲。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渐趋渗透,许多文化先驱接受了这一理论,并指导他们的文本创作,打破了传统文本创作的禁区,以一种更理性、更接近人自身的方式书写人性,唤醒了沉睡已久的性意识,从而使文学中对人性的探讨更趋于完善与全面。     

端木蕻良:草原文学在现代文学中发声

端木蕻良的创作参与了凝练民族风格的文学现代化进程。从科尔沁草原的文化养成、个性人物与地方特色以及对待草原的复杂情感几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端木蕻良的文学创作使草原这一承载着独特地域与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学对象正式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视野,以一种乡土文学的缩影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率先发声。     

一个浪漫主义者的心路历程——从审美体验看马丽华的创作

马丽华的《走过西藏》作品系列是文学与人类学结合的完善典范,作品具有独特的地域风貌和审美风格。从审美体验看马丽华的创作,可从中窥见她由一浪漫诗人成长为文学人类学作家的心路轨迹,也可观照出她由激情放歌到理性烛照的写作历程。     

论1990年代大庆石油文学的后现代性——以王鸿达短篇小说《死羊眼》为例

1990年代的大庆石油文学呈现的文化选择既有传统的现代性,也有新潮的后现代性。认识论由总体性转向片断性,使文本结构呈现碎片拼接的特征;后现代女性主义介入社会生活,使两性关系在文本中呈现出非和谐的紧张状态;变动不居的"游牧化"生活范式,使文本中的形象无法理解自己所预期并选择的文化形态。     

试论藏族作家阿来的文学观

藏族作家阿来的文学观一方面体现在他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上,其文学创作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但又超越了本民族的局限,并且更进一步地还借鉴和吸收世界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为自己所用;在另一方面,阿来的文学观又具有藏族作家独特的宗教情怀,其许多文本都打上了藏地宗教的烙印。阿来的这些文学思想和观念。在他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三重跨文化传播”：涉藏生态报道的话语研究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社会发展轨迹,以雪域高原为代表的自然景观和以宗教文化为代表的人文景观在涉藏报道中占有突出位置.基于媒体自身的特性及不同文化间在认知视角、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涉藏生态报道在国内外媒体中呈现出“三重跨文化传播”的特征.文章在话语分析的基础上厘清“他者化”,并指出树立“三重跨文化传播”观对于涉藏生态报道“去他者化”的意义.     

论为文本而文本——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审美反思

综合运用语言学、文艺美学理论,结合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成果,探讨人工智能文学的生成逻辑和存在问题。人工智能写作是一种“为文本而文本”的制造行为,脱离了社会语境和历史文化的蕴藉,创作过程缺乏创造性,生成文本缺乏情感。从文学审美角度看,人工智能技术使类型化文学作品量产成为可能,审美趋同化现象日益明显。合理评价人工智能文学,除了摒弃极端思维,还需以客观理性、开放合作的态度看待科技进步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学创作相融合,为文学发展提供新的可能。     

论民族色彩的文学翻译

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有着较大差异。文学作品是文化中极具感染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语言中蕴含了民族特有的知觉、情感、想象等心理体验,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关注民族文化色彩,慎重、巧妙地加以处理。具体可采用音译、音译加注、直译、直译加注、意译、增译、代换、对译等方法,以达到既表达出原文的民族风格,又符合译文读者文化习惯的最终目的,从而实现不同民族的相互沟通与交融。     

地域文化与读者的文学阅读

地域文化就是以自然环境和地域地貌为标志所形成的特色文化。这种文化明显地制约着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作为人们精神生活之一的文学阅读,也必然地受着或多或少的影响：一是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因素,二是地域文化对读者文学阅读的影响。     

关于性别视角结合于地域文学研究的思考

文学的性别研究是以文化研究为根基的一种“性别诗学”，建立在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基础上的“地缘诗学”是文学之文化研究的另一种视角和方法。在文化研究这一宏观学术范畴中，性别和地域的视角、方法完全有可能结合于文学研究之中，性别的思考和地域的思考可以在差异性的寻求方面达成默契。将性别的视角和方法引入地域文学研究，是在性别诗学和地缘诗学相结合的层面中开辟多元一体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途径。关注地域文学的“性别书写”可以有效地整合关于现当代文学的性别研究和地域研究，成为开展文学文化研究的新场域。     

唐代文学中洞庭湖神话传说的文化解读

唐代文学对洞庭湖的描写,有很多涉及到洞庭湖的一些神话传说,或者是把这些神话传说融入到诗歌的咏唱之中,或是直接以神话传说为创作题材,从而表现出洞庭湖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这些神话传说,是形成地域文化特色的一个重要因素。用历史的眼光透视洞庭湖文化,探究洞庭湖神话传说故事的源流,对我们理解洞庭湖这个地域文化主体,具有一定的意义。     

论清王朝涉藏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以青海藏区为范围的分析

司法管辖,是研究清王朝涉藏刑事案件处理时,必须认真考察的问题。在青海藏区,由于生产方式、民族习惯、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原因,涉藏案件的司法管辖权体现出许多民族地方的特点。同时,由于涉藏案件主要涉及藏族与其他民族间的冲突解决,也使得青海藏区司法管辖权分配更为独特。在清王朝对青海藏区的全面施治过程中,在＂农牧分治＂的总原则下,清王朝结合地方特点,不仅设置了专门的管辖机构,而且在分管区域内,又结合冲突主体、地域、原因等分别作出了制度上的安排。这有效保障了涉藏刑事案件的及时解决,也有利于王朝统治的巩固和藏区的秩序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