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中期吐蕃内附族账考

北宋前中期，受政府大力招抚政策之影响，河湟陇右地区许多吐蕃部落族怅相继自愿内附于宋而成为熟户，接受其统治。吐蕃内附后，得到了北宋政府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优待，促进了藏汉民族交往和西北边疆的开发。     

rDza-rgyal与弱水国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藏籍中的“rDza-rgyal”与汉籍中的“弱水国”是一物异名,曾因繁衍生息在朵康地区的澜沧江流域而被称为“咋杰国”或“弱水国”,与《格萨尔》中的“岭国”,以及隋唐时期的“东女国”具有异常密切的血缘关系,且与中原隋唐王朝保持友好关系;通过对“咋杰国”(弱水国)的研究,可窥见一些值得学术界关注的历史问题。     

西汉六安国政区地理

研究西汉六安国之政区版籍的变化,必须采用逆推法等考证方法。六安国始封时至少应有七县之地。武帝以后的推恩分封、颁行左官律和附益法等,使得包括六安国在内的西汉诸侯王国逐步走向了衰微。     

白子国遗族——百宰村

“白子国”在云南地方文献中早有记载,但仅是零星片断,且掺杂神话传说于其中,时间空间多有混乱,使“白子国”的历史脉络模糊不清,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白子国”。本文作者在对楚雄古民族村落“百宰村”的碑刻、民族习俗等的考察,对“白子国”历史作出了部分推论。     

“西康女子”涂面习俗考略——庄学本影视人类学带来的启示

20世纪30年代庄学本西康考察摄影图片保留了“西康女子”涂面习俗极为珍贵的民俗资料,据藏汉文史料文献记载,这种被称作“赭面”的习俗早在吐蕃时期业已存在,20世纪末期在青海都兰地区发现的吐蕃墓中的棺板画也能见到这类习俗.文章认为赭面习俗更可能流行于“西康女子”及藏北牧区,与古代东民族有密切关系.     

泼寒胡戏被禁原因再探——以夷夏观为视角

泼寒胡戏是自西域传入的胡俗,在唐代经历了由统治阶层争相观赏到皇帝下令禁止的过程。泼寒胡戏被禁是诸因素合力的结果,深植于民众认知的传统夷夏观是直接原因。泼寒胡戏被禁可视作唐玄宗对吐蕃军事战略调整的信号,也是唐玄宗政治政策弃“则天故事”的表现,且因在夷夏观念上同太宗朝契合,又成为依“贞观故事”的例证。在唐玄宗的政治权衡下,泼寒胡戏以不合华夏礼法被禁。     

邾国地理考证

邾国的地理变迁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难点问题。围绕邾国在邾文公之前的初封地、在迁绎之前邾国曾在何处建都以及黄冈之邾与山东之邾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一直有多种说法。通过梳理可知“邾凡有数迁”是有历史根据的。邹县应是迁至绎处前的最后的定居处。邾国从春秋延续至战国时期,当在战国后期被楚所灭,后被楚迁至湖北黄冈地区。     

吐蕃藏文文献汉译若干问题探微——以《吐蕃文献藏汉双解词典》编撰为例

1980年代之后,整理、翻译和解读吐蕃藏文文献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为我国藏学及敦煌学研究等方面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由于吐蕃文献大多产生于公元8-10世纪,年代久远,有其不同于现代藏语的诸多特征。加之不少文献书写潦草、字迹漫漶、残缺不全,甚至受到人为破坏等原因,前辈学人的研究及翻译成果中存在不少误解曲译、解释不当、望文生义等弊病。文章以《吐蕃文献藏汉双解词典》编撰为例,对前人在翻译解读古藏文过程中的一些典型问题进行分析释读;在此基础上,遵循“理解准确、表达通顺、风格相当”的翻译原则,将其译成汉文,为学界提供了相对可信的参考。     

僰道西南媚景长——杨慎与云南少数民族

中国史学自《春秋》起,即含有民族偏见:“尊王攘夷”“异内外”“夷夏大防”的所谓“春秋大义”,歧视除中原华夏族(汉)之外的“四夷”。对西南地区,中原人士认为“西南外夷,种别域殊,”(《汉书·叙传》)“不毛之地,无用之民。”(《西南夷传》)视中国版图内之西南夷地区为外域。谬种流传,已根深蒂固。明代安宁杨一清云“云南荒服,前代不入版图,太祖高皇帝命西平侯沐英征服之。”(《条处云南     

论中国历史上的"国中之国"--兼驳"台独"、"疆独"、"藏独"谬论

“国中之国”问题是关乎国家安全利益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个大问题。笔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当今中国仍存在着的冠有“国”字称谓之政权组织的分析研究。得出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国中之国”都不是现代国际法语汇中的“独立国”，更不是相对中国而言的所谓“外国”。它们或为中国改朝换代时遗留的“残存国”，或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缔造时期的“并立国”，或为中国巩固时期的“藩属国”，全部都是完整中国的组成部分的结论。有力批驳了“台独”、“疆独”和“藏独”谬论，阐明了台湾、新疆和西藏自古就是完整中国的组成部分的正确结论。     

西南民族研究中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

西南民族史所涉及民族众多、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历史变迁缤纷多样,因此西南民族史研究中难点颇多,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也很大。全文仅选择秦汉“西南夷”藏缅语族诸民族的族源、滇国与夜郎国民族关系、南诏政权后期对唐用兵原因诸问题进行探讨,以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新亭对泣”事典生成的两个向度

《世说新语》“新亭对泣”故事塑造了直面国土沦丧而悲戚无奈的周?和悲中奋起的王导两个相辅相成的人物形象,蕴含着悲情哀婉的审美意蕴、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等文化基质,彰显了六朝缘物起情、以“兴”为美的创作取向,引发了后世无数文人的情感共振。“新亭对泣”史实被初唐史家接纳与记载后,逐渐被经典化,经历代文人直引、化用、反用等成为母题性质的文学事典,涵盖诗、词、赋、戏剧等多种审美性文体,更辐射至经部文献。在不同文化场域与政治语境下,文人联系自身,从悲情之美与家国情怀两个基本意涵中抽绎出兴亡之叹、隐遁情怀、悲愤之感、飘零之情、困窘之态等多重引申涵义,使“新亭对泣”术语成为一个丰富的语义场。探赜“新亭对泣”经典化历程,可明晰文学经典生成与建构的内在理路与外在契机,丰富人们对中华文化基因中以悲为美与忧患意识的具体认知,加深人们对审美文化共同体的理解。     

诸葛亮为夷人作图谱质疑

《华阳国志》云 :诸葛亮为夷人作图谱 ,之后 ,在记述哀牢夷九隆神话时又说 :“南中昆明祖之 ,故诸葛亮为其国谱也。”因此 ,许多学者都主张昆明夷就是哀牢夷。本文认为 ,二者不应该是同一回事。并从诸葛亮作图谱的可能性、真实性 ,以及常璩所言图谱的内容与九隆神话的差异方面 ,论证图谱实为虚有 ,昆明夷与哀牢夷之九隆神话并不相关     

大理国地藏寺经幢概说

昆明地藏寺经幢是宋代大理国时期珍贵的历史文物,被中外史学界誉为“东方佛教绝世稀有之美术”。本文对经幢的内客及雕刻艺术进行介绍和评价,指出经幢对研究大理国史、佛教史、艺术的历史价值。     

汉语词“吐蕃”的起源和本真音读考

汉语词“吐蕃”的注音历来有分歧。文章探讨吐蕃一词的起源,认为“吐蕃”并非吐蕃政权或族群的自称,而是他称;吐蕃作为他称应先产生于突厥并后传于吐谷浑,吐谷浑人引导吐蕃使者通使唐朝的话,其所介绍的吐蕃名称应是“音自于突厥”。结合“吐蕃”一词在唐代的音韵表现和敦煌出土吐蕃时期汉藏文对音材料,分析“吐蕃”一词起源时“蕃”的本真音读为重唇音声母和-n韵尾韵母,不可能读为bō,主张按“追史从古”原则给“吐蕃”注音。     

面对知识经济挑战的教育观念调整

一、知识经济只能诞生于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中　　近年来，“知识经济”的概念及其所指称的社会经济性状引起了政府和公众的普遍关注，各种推介、评价文章层出不穷。这使人不禁联想到８０年代初宣传“第三次浪潮”和“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对国人传统观念的冲击和对落实“改革、开放”国策的促进作用。而这一次的影响更加深远。如果与１００年前我国历史上的变迁对比，则“第三次浪潮”的宣传相当于１００年前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初，注意到西方之强盛在于船坚炮利之技术，而“知识经济”之传播则相当于其后才认识到西方强盛之本在其制度…     

中国藏学论点摘编

古代藏族氏族部落的迁徙、内部整合与分化是古藏文吐蕃地名产生的主要原因。从民族史视野审视古藏文吐蕃地名、部落名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时与唐朝及其他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和政治地理格局演变有密切的关联。吐蕃地名是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重要文化符号,对以后藏族地名文化产生了比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影响,要了解吐蕃时期地理历史语言,可从地名入手从事论证研究。同时,想考证近代藏族各类地名的来源含义,也可以从吐蕃地名查找其根源。     

白子国宾居部落浅探

对大理古代白子国的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争议颇多。根据对诸多史料的分析研究，认为白子国是西汉到唐初建立的，以大理弥渡白崖为中心，以白崖张氏酋长为首的部落联盟。宾居部落是这个部落联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距今约4000年前的白羊村部落的后代迁移而来，为白族族源为土著说提供了又一例证。     

南诏国时期军事活动与彝族传统体育的关系研究

军事是南诏国重要的支撑,是南诏与唐朝、吐蕃政治博弈的资本,军事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使得南诏国的国民素质得到极大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云南彝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台阶。彝族传统体育是历史发展进程中为适应生存和生产的需要,在社会发展中所创造的智慧的结晶。本论文通过访谈法、实地调查法、文献资料法与逻辑推理相结合等方法,对南诏时期军事训练与彝族传统体育的关系进行了综合系统的深入分析研究,以期探索云南彝族传统体育与南诏军事的密切关系。     

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

文章从考古学的视野论述了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吐蕃考古既是吐蕃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与传统意义上以文献研究为主体的吐蕃史研究在材料、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有所区别,两者可以互为补充、互相借鉴。文章还回顾了吐蕃考古的学术史,对近年来吐蕃考古的新材料所带来的新问题及其研究前景也作了学术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