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十才子”的成员

“大历十才子”是中唐前期一个重要创作群体,在当时诗坛占据主流地位,代表了大历诗风,故为文学史论者所注重。关于“大历十才子”的成员,有不同的记载和说法。 一、“十才子”之称,始见唐姚合《极玄集》卷上李端名下注:“李端字正己,赵郡人,大历五年进士。与卢纶、吉中孚、韩雄、钱起、司空曙、苗发、崔洞(峒)、耿(?)、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新唐书》卷二○三《文艺传下·卢纶》据以入传。宋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二十引《丹阳集》、葛立方《韵语阳     

《大历十才子诗选》小议

选诗之难,李东阳《麓堂诗话》已言之:“选诗诚难,必识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注诗之难,历代注家于可注书之例言中更是深致感慨,不待赘举。然而今人却似极视选诗注诗为易事,评选笺注之本纷纷俱出。信手翻览贤,每有竽滥之甚者,疏误不胜指摘。近阅陕西人民出版社《大历十才子诗选》,堪当其中翘楚。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四）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五）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三）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杜诗《黄草》系年辨

许世荣先生《杜诗〈黄草〉系年考》将杜甫《黄草》诗系于代宗永泰元年(765),并认定此诗非夔州诗而是作于涪洲.针对许文,本文从三个方面辨析了其论之误.从地理学的角度,说明涪洲之"赤甲戌"并非夔州之"赤甲山";从史料角度,说明《黄草》诗应作于大历元年秋杜甫客居夔州时,而不可能作于永泰元年五月杜甫途径涪洲时;从文学创作角度,说明诗人把不同时空人事捏和在一起的合理性.由此得出了杜甫《黄草》诗确实是大历元年秋作于夔州的结论.     

邵谒诗事考辨

邵谒是晚唐岭南著名诗人，“与曲江公岿然并存，其诗当不下人矣”（明代香山学者黄佐语）。学界对邵谒的研究已有初步成果。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有《邵谒传校笺》。其中有二点不准确之处，故予以纠正，并作二点补充。     

先秦《诗经》接受与原始宗教思维——《诗》的原生态的追寻

《诗》的至高性体现为它的＂法典性＂,即所谓＂宗教性＂,也就是《诗》在其接受过程中呈现的若隐若现的＂神性＂——原始宗教思维（动作、仪式思维）。通过引《诗》、赋《诗》和用《诗》,我们可以看到原始宗教思维围绕《诗》所发生的内化、外延和转化。这让我们不得不猜测《诗》的原始状态便是具有宗教性质的＂咒语＂或＂祈祷辞＂。     

杜甫《寄李十四员外布十二韵》作于夔州考辨

杜甫《寄李十四员外布十二韵》的系年是有争议的。宋人黄鹤订为广德二年夏成都作。清人朱鹤龄认为是大历四年夏在荆门附近作。据考,均难以成立。根据对诗中所描写的自然景色,以及通过“黄牛平驾浪”,“巫峡将之郡”旬对李十四布行踪的考证,可以断定该诗是诗人于大历三年夏在夔州壤西草堂所写。     

试论韦应物诗歌的思想性

〈一〉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盛唐时期,不仅产生了李白、杜甫那样横绝一世的伟大诗人,也培育出王维、孟浩然这样才气横溢的著名歌手。但至中唐大历前后,诗坛开始转向沉寂凝滞,除去元结、顾况等少有可许外,包括“大历十才子”在内的诗人,都走上了一条内容枯萎、风格靡弱、缺乏独创精神、充满感伤色彩的形式主义道     

杜甫湖湘诗初探

一 杜甫于唐大历三年(公元七六八年)入湘,携妻室儿女乘一条木船在洞庭湖和湘江上漂泊了三年,于大历五年(七七0年)冬病死在今岳阳市平江县小田村。在此期间,诗人写诗一百多首,后人称之为“湖南诗”或“湖湘诗”。 诗人三年湖湘生活,可以用老、病,穷、愁四个字概括,诗人大历四年在潭州写的《清明二首》可以佐证。其中一首写道: 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左耳聋。     

谢榛改制岑参诗评议

此为代宗大历二年(767)夏作者就任嘉州(即犍为，今四川县名)刺史时作。元方回《瀛奎律髓》卷六评：“类似老杜诗，而无其悲愤。末句亦不堪远仕矣。”纪昀批语：“嘉州诗难得如此清圆。”清胡本渊《唐诗近体》卷一亦云：“极清静，极凄凉。”评价均高。明代后七子之一的谢榛(茂     

元好问《中州集》的文学史意义

元好问《中州集》由魏道明编辑、商衡手抄的《国朝百家诗略》与其所＂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两部分组成,这是造成《中州集》前后体例不一的关键性原因。《中州集》不仅是集金代诗人诗作之大成的一部诗歌总集,而且具有明显的编年性质,为后人研究金代诗歌提供了最重要的文献依据。《中州集》每人一篇的作者小传,具有三个方面的文学史料学价值：一是众多小传中的传主事迹可补《金史》之阙;二是小传载录了数以十计诗人的各类书目,而成为了《金代艺文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小传中以例举或评曰的形式,收录了＂正集＂之外的82人的207首＂集外诗＂。《中州集》＂诗传合一＂的编辑体例,＂以诗传史＂的编辑思想,＂以年为序＂的编辑方法,对后世诗选家影响深远。     

摹仿与诗艺

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对世界文艺理论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通过对《诗学》中关于＂摹仿说＂的阐释,认为诗歌作为一种艺术表达的手段,不仅仅是对现实生活的摹仿,还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是富有想象力的摹仿,其中语言是衡量诗歌艺术的标准。亚里士多德首次系统地从理论上对诗作了分类,进一步区分了诗与其它艺术,实现了对诗的艺术本质的界定。     

怀素《食鱼帖》作年考

《食鱼帖》墨迹本是怀素今存诸帖中仅存的“唐摹本”，此帖现存青岛市图书馆。此帖究竞写于大历四年后哪一年，似难确考。笔者根据最近看到的一些与此帖相关的史料，认为怀素《食鱼帖》的写作时间大致有两种可能，即大历六年或九年和大历七年。笔者更倾向于后者。     

廓清史实，正本驳讹——唐诗《井栏砂宿遇夜客》研究

李涉的《井栏砂宿遇夜客》，是历代《唐代文学史》、《隋唐五代小说史》．以及《唐诗纪事》、《唐才子侍》、《唐诗鉴赏词典》等诸多图书乐于收录、鉴赏的一首名诗佳作。但长期以来，对它的写作时间、事发地点、诗赠对象姓名，以及传承因缘和传承中形成的某些差异，缺乏钩沉、解析和考证。文章在广泛搜集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历朝收录此诗的内容，进行深层次的发掘、考证、排比，使这些问题逐一廓清，正本清源，以增强此诗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感染力。     

《诗·汉广》诗旨文化批评

有关《诗·汉广》的诗旨,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有经学的解释,有文学的解释,《战国楚竹书诗论》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认识其诗旨提供了契机。＂水＂这一原型意象,成为解读其诗旨的关键。     

《长恨》的风情何在?

白居易在《编集拙诗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一诗中有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那么,《长恨歌》的“风情”何在呢?我以为,洋洋一篇《长恨歌》,从它的问世时代与其创作艺术上两方面看,作者通过对唐玄宗与杨太真的爱情故事,对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表示了不满,同时运用     

论王维的诗中画意及其气韵生动──《王维诗中的绘画美》续篇

论王维的诗中画意及其气韵生动──《王维诗中的绘画美》续篇金学智钱钟书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里说：“诗和画既然同是艺术，应该有共同性；而它们并非同一门艺术，又应该各具特殊性。”①对于诗和画，中国和西方早就不同程度地看到了二者的共同性，但西方从莱辛...     

李益送别诗略论

李益是大历时期较有影响的一位诗人之一,以边塞诗著称当时,是大历时期杰出的边塞诗人。除边塞诗外,李益的送别诗在当时也广为流传,他的送别诗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送人征戍使边的送别诗,这类诗从广义上来说隶属于其边塞诗一脉,具有刚健的风骨和悲壮阔大的意境;另一类则是一般亲朋同僚间的送别诗,这类诗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大历诗,具有大历诗风冷寂悲凉的特色。这两类同中有异的送别诗共同构成了李益送别诗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