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历史与解密人生——评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

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是按照何其芳生命史进行的一次具有编年史特色的研究。应用人格分析与多重方法,将文本解读与人生解读结合起来,揭示何其芳自身的变化,读解知识分子改造的"镜像"。赵思运的何其芳研究带给我们的既有学术又有人生的启示与沉思。     

近五年何其芳研究综述

何其芳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诗人,散文家和文艺理论家,对于何其芳的研究一直备受关注。近五年来,学界对何其芳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本文分析了何其芳的童年生活以及对他创作的影响因素,＂何其芳现象＂的以及他的前后期的创作研究,何其芳研究的科学发展。     

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悲秋"意识

“悲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睹落叶而悲伤,感秋风而凄怆”,这一“悲秋”文学主题从《诗经》、《楚辞》到“建安文学”,从唐诗宋词到元曲清诗,历经上千年的发展、嬗变和积淀,从无意识到有意识,最终形成特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悲秋”文学意识。“悲秋”文学意识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同时也可窥见中国传统士人悲剧性命运之一斑。     

从“独语”到“对谈”——论何其芳1940年代的诗歌转向

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批诗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观念和写作策略。诗人何其芳在这个时期对诗人身份、诗歌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何其芳在1936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进行的诗歌创作,显示了从＂独语＂到＂对谈＂的转变特征。＂对谈＂不仅标示了何其芳在延安的生活方式,也是他诗歌的言说内容和结构方式。但是,这种变化是有限度的,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何其芳既受到外界的干扰,也遭遇到诗歌形式上的困惑。     

悲秋意识与中国古代抒情文学

悲秋意识是构成中国古代文人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层面,其核心是生命现象与自然运行的双向同构感应。悲秋意识与中国抒情文学有着不解之缘,二者的结合,密切了自然与人的关系,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心态。悲秋意识对中国抒情文学的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决定了悲秋主题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何其芳诗歌理论批评述论

何其芳的诗歌理论批评延续了自五四以下中国新诗学的学术传统，在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转型时期具有桥梁的作用，在诗歌本质上，何其芳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需要进一步的深化研究和完善，现代格律诗理论是何其芳对中国新诗学的独特贡献，但尚未解决节奏理论的关键问题；同时，他把新诗的出路仅归于形式本身，具有明显的弱点，在的诗的批评实践中，何其芳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诗歌批评的基本规范，即遵从诗歌艺术的基本规律，客观，兼容，提介学术批评风落和独立批评的人格精神。     

论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游子情结

“游子”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人生命运,它植根于中国古代士子的文化本位和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游子的人生必须经过“伤别”、“乡愁”、“闺怨”三大情感经历,并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游子情结”,融汇成一个诗歌母题,成就了许多动人诗篇。     

十七年时期何其芳的自我调适

1949—1966年间何其芳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具有极大的分裂性。一方面,他在体制内部紧跟中共中央的步伐,以文件和政策为依据,开展批判运动;另一方面,他又在体制允许的最大限度内表达自己对于艺术的理解与坚持。二者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使其精神人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裂且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做着自我调适。     

希伯来文化——索尔贝娄作品中的永恒母题

母题表述的是一种集体的文化意识,源自于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集体记忆和民族传统意识。母题中蕴涵的民族文化积淀决定了作品的文化倾向和人物的文化身份。希伯来文化一直是索尔贝娄的创作母题,它决定了贝娄的写作风格、语言表达、人物呈现和主题展开。对希伯来文化的认同使贝娄摆脱了边缘人的困境,成为一个超越种族和文化限制的人类作家。     

十七年时期何其芳文学思想的体制性呈现

共和国十七年时期,何其芳的精神人格中的体制性因素是其主导侧面。这种体制性人格或直接或间接地外化到他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工作。何其芳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肩负着继续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任。他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活动以认识论为理论基础,阶级分析法为方法论,集体主义为价值理念,有力地配合了当时按照毛泽东思想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政治行动。     

忧郁的歌者·追问的诗人--《预言》疑问手法的解读

早期何其芳是一个不断追问的忧郁诗人，忧郁的内容随时间的发展而改变．在《预言》中，疑问手法的大量运用强化了诗歌的忧郁色彩，展现了诗人的思想变化，解读其疑问句，就可描绘出何其芳早期心路历程：爱情迷恋——人生困惑——人性思索．     

酒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别离意象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诗词很多总是和酒联系在一起的.饮酒想起诗,赋诗想起酒.在别离诗词的意象群中,酒,也是诗人的一种抒情言怀、蕴蓄离思的媒介,也是诗人离别愁真情流露的载体.     

周济咏杨花词探析

周济以词论为后世所知,众多学者对其精辟的词论已做深入的研究,但他的词却甚少有人论及.理论的发明一般都不可能脱离创作实践,周济的词就是其词论在创作实践中的体现.杨花是周济词作中常吟咏的对象,在杨花的意象中,词人寄托了春恨闺怨情愁、身世飘零之感、及时代盛衰之叹.在主题内容上更进前人一步,而艺术特色上能摆脱传统杨花词缠绵悱恻的写法,做到豪宕不羁.周济一生钻研词学,后期更是心有所得,从这几首咏杨花词的比较中,能看出其创作前后的变化以及与理论的紧密结合.     

吟承古体出新意,沥尽肝胆现赤心——略论郁达夫散文的独特性

郁达夫的散文创作贯穿着他短暂的一生。郁达夫虽以小说闻名于世，但是“郁达夫散文的艺术成就，实不在他的小说之下”，在他的散文中，始终蛹动着一个“述叙者”的形象，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在当时，都是开风式的格调，而最重要的是其散文忧郁隐藏着对祖国凝重的爱。这些独特性，是郁氏散文最为闪亮的光辉。     

宗教意识下孤独心灵的抗争--评霍桑的短篇小说《胎记》

霍桑是十九世纪美国文学史上一个充满思想矛盾,精神忧郁孤独的心理浪漫主义小说家,他以深刻细腻的心理描写和丰富而晦涩难懂的象征手法相结合,使其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创作在美国文坛独树一帜,目前,我国对其短篇小说的研究略显不足,本文力求从霍桑的人生经历,宗教意识及人性观的角度对其短篇小说《胎记》进行分析。     

爱伦·坡诗歌中的象征美学

爱伦·坡的诗歌无论在主题还是在审美观上都具有超前性,与后来兴起的象征主义诗歌多有相似,备受象征主义诗人的推崇,爱伦·坡也因而被称为象征主义的先驱。他的诗歌追求音乐与情感的高度统一,以忧郁悲观的主题居多,远离现实,总是驰骋在遥远神秘的古典世界中,具有独特的象征主义美感。     

色彩与情感：艾青诗歌中的“色彩体系”及其忧郁诗风的表现

艾青一生创作并发表的481首诗歌中，240多首包含色彩词汇。这些色彩词汇为读者呈现了一个色彩鲜明、情感丰富的诗人的视觉世界。大体上，艾青诗歌中的黑色多表现痛苦、贫困与忧郁，白色象征希望和虚弱，红色则是激情和危险的代名词，金色在艾青的世界里永远是希望与美好的象征，黄色、灰色、褐色系列则多用于表现忧郁、苦难和衰颓，绿色、蓝色、青色在艾青的构图中似乎于明媚中带着忧伤，而紫色是使艾青有别于其他运用色彩作诗的诗人的独特的色彩元素。     

论陆龟蒙诗文下的江南贫困

在中唐诗歌里,江南的意象,基本上都是温润、明丽,令人向往的。然而,晚唐吴郡(苏州)诗人陆龟蒙笔下,那个被人接受的江南意象却起了变化:沉郁的贫困,牢骚的萧条。这是江南意象的另一面,它同样是真实的。形成陆龟蒙诗文下的江南贫困意象的原因有二:客观上,社会矛盾的激化与不可调解;就主体而言,陆龟蒙的求真精神与受于儒家的仁爱思想。     

论李白诗中月的意象

李白作为唐代著名诗人,其作品中涉及月的不下于三百处。面对清幽恬静之月李白在诗中抒发着乡思闺怨、人生感慨以及感时伤怀,流露出无限的意象美。     

论丽尼散文的忧郁美

丽尼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抒情性散文的重要代表作家。他的散文创作,早期主要抒发个人的悲欢哀戚,后期重在倾诉感时忧民的痛苦心声,个人坎坷不幸的生命遭遇与民族国家的苦难相互交织,这使他的散文形成一种别具一格的忧郁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