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天花——全人类联合行动的创举

在内罗毕的宣告世界卫生组织于1979年10月26日在肯尼亚的内罗毕向全世界宣布:人类已经消灭了天花。在此之前两年,即1977年10月26日在索马里南部梅尔卡市,人们征服了最后一例自然感染的天花病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消灭天花专家委员会1972年确定的标准:“现有的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具有有效的监测体系的国家,天花的残存疫源地可以在明显中     

种痘术及其中外交流

1980年5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在肯尼亚首都内罗华举行的第33届大会上宣告,危害人类千年以上的天花已被消灭,并将1979年10月26日命名为世界天花绝迹日。这是有史以来人类在同烈性传染病的艰苦斗争中取得的第一个彻底胜利。究其原因,固然与英国乡村医生琴纳(E.Jenner 1749～1823年)发明的牛痘接种术相关,但同时也与中国古代医家创造的人痘接种术相连。     

天花覆灭一部人类合力抗疫史

正天花,是迄今全球范围内被人类消灭的唯一一个传染病。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与疾病抗争的历史。天花,曾经肆虐数千年,杀人无数,但成了迄今全球范围内被人类消灭的唯一一个传染病。天花,是如何覆灭的?对今天的我们,又有哪些启示?     

美国科学研究信念的历时性考察——一种语境论的分析

本文将美国的科学研究信念视为社会地、历史地建构的产物。这种建构过程依次经过了一元主导、二元对峙、三元纷争到多元综合平衡发展这样四个时期。美国科学研究信念的建构既受到了科学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了非科学因素的影响。事实上,美国科学研究信念的建构与美国人对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关系的认识状况息息相关。     

黑暗历史 瘟疫横行的人类宿命

正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们一直寻求摆脱瘟疫和疾病的方法,但通过接种疫苗来抵抗疾病的历史其实很短暂。从爱德华·詹纳医生给人群接种牛痘预防天花以来,也不过200多年。直到20世纪,大规模人群的常规疫苗接种才逐渐被推广开来,也日益被公众广泛知晓和接受。通过接种疫苗,人类已经消灭了天花,脊髓灰质炎病例也减少了99%,白喉等传染病发病罕见,麻疹、新生儿破伤风等疾病的发病率     

百年战争 如何消灭一种疾病

<正>盖茨基金会最大的捐赠项目就是消灭脊髓灰质炎,这种病有望成为继天花之后第二个被人类主动消灭的传染病。如果从疫苗研发算起,人类和脊髓灰质炎之间的战争已经进行了近百年,其过程可谓惊心动魄。研究一下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疫苗的发展史,进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公共卫生这个概念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以及慈善机构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竹子开花”与“抢救大熊猫”——对一项有争议的野生动物保护案例的研究

本文对1980年代由"竹子开花"现象引发的"抢救大熊猫"活动进行基于科学传播视角的研究,关注在"竹子开花"事件中,科学传播的背景、机制和过程,呈现生态相关知识被社会建构的情况。大熊猫作为中国最为民众所认知的濒危物种,具有科学、政治和文化意涵。保护大熊猫成为一个值得分析的野生动物保护案例。虽然许多民众早已知道竹子是大熊猫的主食,但是,竹子开花作为一种自然界的现象,被认知的过程却复杂得多。本文通过对这场由自然现象过渡到社会活动、从"竹子开花"到"抢救大熊猫"的野生动物保护案例进行分析,试图呈现事件之中由媒体建构和主导的科学传播面貌,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之间多重且复杂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大熊猫和野生动物保护带来的长远影响。     

“黄金大米事件”中生命政治意向之流布

在当今的技科学(technoscience)背景下,科学的研究与开发时常合二为一,这就使得科学研究,经济获利与政治活动之间的界线并非泾渭分明。"黄金大米事件"就充分表现出这一现象。它不仅涉及知情同意权是否被尊重,其中更负载了生命政治意向,包括:产品效能和危机的社会建构;黄金大米人体受试中人的工具化;技术介入过程中隐藏的帝国想象等。生物技术以其应用时显著的情境有涉性决定了技术本身不可能仅以其工具意义运转,它同时也可能是利益包裹下的生命政治实践的中介。这种新型的生物殖民主义值得发展中国家警惕。     

产业视域下人工物的价值概念分析

当前价值研究在"元价值理论"与"商品价值理论"、"价值链与价值网理论"之间存在一个学术研究的结构洞,即一般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割裂。产业视域从产业化过程的中观层面来审视价值关系的统一。产业视域下,价值是人工物客体在产业化进程中与主体需求之间动态的匹配关系,既受到主体的建构作用,也受到产业生态的生成作用,随人工物的产业化进程而不断被建构和生成,体现出技术进步与社会需求的互动关系。建构与生成体现出人工物价值的过程性、系统性和生长性特征。最后,以飞机为案例分析人工物的价值生成与演变过程。     

全球变暖是如何被否认的?

公然否认全球变暖的特朗普政府明显拒绝客观事实和证据支持的科学。科学在政府决策中扮演的角色逐渐被消解和抹杀引发了众多科学家的不满,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空前紧张。在情感信仰高过客观事实的非理性社会背景下,以否认全球变暖为主的伪科学主要通过以下四种策略建构自身:(1)以社会资本代替科学资本;(2)利用不确定性编造争议;(3)有意挑选证据,妄称科学革命;(4)利用媒体和网络,声称认知民主。厘清全球变暖否定论的社会建构过程有助于我们认知伪科学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也为我们更有针对性地捍卫科学权威提供了方向和路径。     

赫胥黎研究的编史学进展:以“达尔文的斗犬”形象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考察赫胥黎作为"达尔文的斗犬"的形象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它在中国的学界和公众中广泛流传,一直没有受到质疑。然而,该形象简化了赫胥黎与达尔文进化论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成为一个历史神话。19世纪末,"达尔文的斗犬"的形象在英国科学史中被建构起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英国科学史研究的深入,它才逐步被解构。通过介绍德斯蒙德的历史解释模型和新近的科学文化史研究,可以对赫胥黎为何支持和宣传达尔文进化论有更深刻的认识。     

关于技术争论及其解决方式的社会学探讨——基于“F滤波器”标准化案例的经验考察

争论是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共同关注的问题,解决争论的过程同时也是建构事实的过程。本文以标准化这种解决技术争论的典型制度化途径作为研究技术争论的切入点,根据一般标准化协商过程的准入-争论-转译(ACT)理论,对A标准化工作组中的F滤波器争论过程进行追踪,结果发现工作组成员共同遵循的介观标准是展开争论并达成共识的基础。基于对介观标准构成要素的分析,作者认为应该从人与物之间具有时间延续性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理解社会建构的过程。     

地震预报的困境——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下的分析

当前科学实践哲学表明科学是一种建构的实践活动,建构活动意味看,只有在各式各样的行动者的介入的活动中,科学才得以构成.建构活动本身就是包含着社会--政治因素在内的人类与非人类的各种因素相互博弃的网络系统.我国地震预报研究工作一直处在尴尬的困境中.探究预报过程中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博弈对科学预报形成的影响,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困境的成因.     

我国医学的现代化问题

建国以来,经过了三十来年的努力,我国医学科学有了一个大的发展。在预防医学、临床医学、药物、抗菌素、生物制品、医疗器械和医学仪器等方面以及中医学的临床、理论和中西医结合方面的研究都做出了较好的成绩。其中不少研究领域是从无到有,经过艰苦创业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医学基础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同解放前我国人民贫困交加、多种传染病横行的悲惨状况相比,解放后我国迅速消灭了天花,基本控制了鼠疫、霍乱、性病、黑热病、小儿麻痹等各种传染病的流行,大大降低了血吸虫病、疟疾、麻风、乙型脑炎     

营养学知识传播与营养话语的近代建构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营养学知识在中西交汇的背景下,首先以传教士为媒开始在中国传播;进入民国以后,营养学知识在知识来源、传播方式等方面均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通过一系列的知识生产与实践构建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营养学话语。其中,食物是由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营养素构成这一观念逐渐被广泛认同,并以“健康”之名渗入国民的日常生活。同时,营养学还被塑造为一种政治观点,将其与民族国家建设联系起来。在特定时代的社会背景下,营养学逐渐被建构成为一种科学、社会和政治的综合性话语。     

神秘主义的科学观——论冯友兰眼中的汉代科学精神

尽管认为传统中国因自身的价值标准而未产生出科学,但在撰写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冯友兰先生特别指出汉代人具有科学精神。首先,汉代人以物质性的阴阳五行观念将形而上的哲学观念转变为具有实际内容的科学观念;进而,他们以阴阳五行科学观念为基础,建构出囊括人与自然界的"五行相生相胜"与"天人感应"学说,形成了系统化的、科学的世界图式,即汉代人赖以解释和改造世界的科学观。但是,汉代的科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因为这种科学观建立在主观联想的基础上,而主观联想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曲解,并非真实有效的科学反映。所以,汉代人在依此科学观解释和改造世界时便具有不可言说的神秘主义成分。这种神秘性在冯先生看来主要受到巫术的影响。     

海外现代中国研究视野中的科学技术角色

分析海外现代中国研究视野中的科学技术角色,将有助于启迪现代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思路,并检讨现代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进路。本文通过解读这一领域中的部分非科学史文献,指出海外中国学家在"科学-现代化"、"科学-文化"、"科学-政治"三种分析视角下,分别刻画出了作为现代化元素、异质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科学角色。但是,由于这许多研究仍将科学预设为理性、进步、正义的化身,并将其视作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单质性、不变性的动力,因此他们无法为我们呈现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建制与科学威权在中国遭遇的历时性建构过程,也无法讲述一个脱离了西方文化场景的科学,在中国本土化、地方化、情景化的复杂故事。     

建构主义视角下通信技术标准演化中的利益嵌入、转译与联盟——以TS23.292标准的生成过程为例

本文从建构主义分析视角出发,认为技术标准的演化中包含着复杂的利益博弈与权力渗透关系,其生成过程本质上是异质性行动者之间建立复杂的利益嵌入、转译和联盟关系的过程。本文在深入分析TS23.292标准生成过程的基础上指出,新标准并不具有"自然之镜"的品质。通过利益嵌入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目标的"实践共同体",进而选择成功的利益转译策略来构建强壮、稳健的利益同盟网络,是TS23.292标准顺利建构为事实标准的主要途径。摒弃近代以来技术与社会分离的二元论哲学,从微观上追踪新标准形成过程中多元社会行动主体间的相互形塑、同构共生关系,探索标准的建构过程的多元性、建构时空的多维性以及建构内容的多重性,既是认识信息社会新技术演化路径的重要方法,也是厘定新标准实质的内在要求。     

技术创新系统建构观:背景及其涵义

技术创新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关于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在技术创新中所体现的科学、技术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一种单向的线性关系，也不仅是一种单纯的互动关系，而是一种系统的建构性关系。本通过对技术创新研究成果的综合性分析和对创新实践案例的系统化归纳，并着眼于技术创新的时代特点，尝试性地提出了关于技术创新本质的新的理论概括－“技术创新系统建构观”。论介绍了技术创新系统建构观的形成背景，阐述了技术创新系统建构观的基本涵义，并指出了它与创新研究的“系统范式”之间的区别。     

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三波”理论研究

科林斯的"第三波"理论试图挽救被SSK所破坏了的科学知识的专业性形象,在建构论的基础上重新恢复科学在社会领域中的内行性质。"第三波"构建了不同于默顿科学社会学和SSK的"专家知识"概念体系,将科学的建构特质与内行特质整合起来,并基于此回答了困扰学界的"延伸问题"。第三波为人们反思默顿社会科学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的社会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