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的语言品质与发展方向

谢天振的《译介学》可被视为中国学者对翻译文学研究的先锋之作,它奠定了翻译文学以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被接纳为民族文学的地位,但对翻译文本应当具备怎样的品质才够资格被纳入翻译文学的范畴,翻译文学被接受为民族文学后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探讨甚少。本文围绕这两个问题对翻译文学进行探讨,希望能为翻译文学的界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从俄国“多余人”文学形象的产生背景分析译介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

本文简介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包括其来源及中国学者谢天振先生的分类，同时考察了俄国“多余人”这一文学形象的产生背景，从媒介者和接受环境两方面分析了它在译介过程中发生的创造性叛逆。     

跨文化语境下文学译介的创造性叛逆

严复的"信、达、雅"和傅雷的"神似"等观念一直被奉为中国翻译界的指导方针,似乎翻译就是应该尽可能地忠实,不应有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创造和叛逆。其实不然。从译介学的角度看,跨文化语境下文学译介产生的创造性叛逆及其对现实的影响和作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我们应该从客观和辩证的角度去把握和利用积极的方面,摈弃消极的方面,利用创造性叛逆的上限,对文学翻译力求达到最高程度的忠实,从而促进文学翻译的发展。     

浅谈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语言文字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一件难事.古今中外许多翻译家和理论家提出不少切合本国语言实际和阅读欣赏习惯的翻译理论及其方法,有的侧重于忠于原著,有的偏向于富于艺术性的"再创造",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文从比较文学译介学的角度,探讨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之不可避免及其对于不同民族文学交流所起的积极作用.     

周氏兄弟与《域外小说集》的译介合作

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从事过一系列的文学和翻译活动:从学太炎先生、筹办文艺刊物、译介外国文学。这些探索和实践为翻译《域外小说集》做了充分的准备。《域外小说集》的译介,不仅是兄弟二人分工合作的翻译成果,更重要的是作品选目和翻译方式突破了晚清的翻译规范,体现了周氏兄弟"文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理念。尽管在当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却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广受学术界的关注。     

从译介学角度看汉语歇后语英译过程中的信息流失

译介学是对翻译的媒介作用及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比较研究科学。它研究的是跨文化翻译,关注的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在转换过程中文化信息的失落、变形、扩伸、增生以及文学翻译在人类跨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本文拟从译介学的角度,分析汉语歇后语的特点及歇后语英译过程中在音、形、语体风格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等方面的信息流失现象,并寻求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及其意义所在。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探究——以葛浩文英译莫言《红高粱家族》为例

近年来,随着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国文学"走出去"已经成了必然的趋势,然而这也并非是件简单的事,其中牵涉到中西方不同的意识形态、文化见解及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度问题。为解决这一不可跨越的鸿沟,翻译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12年莫言成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引起了中国翻译界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的思考,激发了国内译者对汉学家葛浩文译介模式和翻译策略的兴趣,为了帮助中国文学顺利"走出去",文章以葛浩文英译《红高粱家族》为例,就葛式译介模式的翻译之道和翻译策略展开深层次探讨,以期有所总结和发现。     

日本近现代小说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初探

中国的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非常繁荣,而且对中国近现代小说、乃至当代小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这段翻译史非常值得研究。在借鉴翻译文化学派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宏观与微观、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比较法,对日本近现代小说在中国的翻译情况进行研究,这将在近现代中日文学交流史、译介学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评《翻译研究新视野》

本文分析评述了谢天振教授的学术专著《翻译研究新视野》，探讨了书中所体现的“突出了当前国际译学研究的新视角、新趋势”等五个主要特色。     

瑞士当代文学翻译、接受与研究

<正>2014年4月25~27日,"2014瑞士当代文学翻译、接受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举行。此次研讨会由浙江大学德国学研究所主办,瑞士文化基金会(Pro Helvetia)协办。会议旨在推动瑞士当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研究,促进中瑞两国文化交流,提升浙江大学当代瑞士文学研究和浙江大学德语语言文学学科的国际、国内影响力。浙江大学德国学研究所范捷平教授担任会议主     

美国华裔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美国华裔文学在中国大陆的译介情况经历了三个阶段:从80年代的零星译介到90年代译介数量大幅度上升,再到新世纪后进入高潮、走向繁荣。美国华裔文学在国内译介的规模越来越大,但仍然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主要表现在:译本体裁相对比较单一;译介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作家和作品;作家姓名翻译不统一。     

俄苏文艺学派翻译思想中的文学观念

俄苏文艺学派翻译理论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就其思想内涵而言,可追溯到18世纪乃至更早的古罗斯时期。文艺学派翻译理论完全是在俄苏文艺学框架内对翻译的文学研究。俄国文艺学把社会历史的研究原则广泛应用于文学研究,从而使俄国文学研究具有社会科学的视野和方法。在研究深度上,俄国文论深入挖掘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提出一系列有俄国特色的文学观念——如"真实性"、"人民性"、"民族性"等,它们也成为文学翻译的重要原则。     

我国近代科学小说翻译简论

20世纪初叶，我国文学翻译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即国外科学小说（科幻小说）的介入。由于当时我国文学翻译处初创阶段，加上翻译目的单一，因此，译出的这类作品缺乏忠实性。然而，这些译介作品在那一特定时期发挥了启迪民智的功效。但是，这一时期的翻译也存在不忠实于原文的现象，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较文学译介学之“创造性叛逆”

译介学在我国译学界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概念。翻译不能只限于作品本身,还应包括作品的时代背景、文化差异等。本文以中英文化中的一些典型形象的翻译为例,探讨了比较文学译介学的＂创造性叛逆＂。     

浅议少数民族文学典籍英译中宗教文化元素的翻译补偿——以《尼山萨满》英译为例

通过对比、分析《尼山萨满》满文转写本、汉译本及英译本中的一些实例,研究了英译文本中几种宗教文化元素的翻译损失问题,提出了翻译补偿在少数民族文学典籍英译中的应用与作用。补偿翻译方法在英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典籍中的宗教文化元素时较为常用,有利于忠实有效地传达原文的宗教文化信息,起到译介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的作用。     

胡风的文学译介活动管窥

胡风的一生,精于笔墨,著述丰厚。其煌煌可观的九本文集和“为祖国而歌”等诗作,业已成为我国新文学宝库中的珍品,而胡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本文论及他的文学译介就是一个重要的侧面。早于1942年2月,胡风就自述:“著作有两本论集,两个诗集,一些翻译”。在此,胡风明言文学译介是其文学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理论研究和诗歌创作并举,同时又客观地告诉人们:仅搞了“一些翻译”。确实,与成绩斐然的著述文字相比,胡风的文学翻译略显分散,影响亦小,可谓“一些”而已。但这话又有些自谦,因为,我们从这“一些翻译”     

从两个17年看中国翻译文学的发展变化——以建国后17年文学翻译作品与改革开放近1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翻译作品比较为视角

改革开放近1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翻译作品,与建国后17年文学翻译作品相比,具有三大特征：一是翻译的目的不再强调捍卫、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而是社会效益第一,培养审美情趣;二是翻译作品的特点：改变了以往译介国家地区的多元性与译介作品类型单一性的矛盾,而是译介国家地区与译介作品的双重多元性融合;三是翻译作品的解读：从过去的政治性的单一解读发展为今天的文学性的多元解读。     

国际传播视阈下张仲景文化译介模式研究

本研究对中医及张仲景文化在国内外的译介历史和效果做了回顾和梳理,对译介内容和译介途径的不足之处做了分析,以哈罗德·拉斯韦尔提出的5W传播模式为基础,构建了张仲景文化译介模式,包括译介主体的多元化、译介内容的多样化、译介途径的多渠道化、译介受众的合理分类和译介效果的追踪反馈机制等;并以劳伦斯·韦努蒂的翻译理论为基础,结合张仲景文化的特点,提出了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并举例分析了直译、音译、补译等翻译技巧。     

诺奖效应下中国新时期文学西方传播的译者取向

我国文化软实力在西方世界的提升诉求凸显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海外译介在提升我国文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上的重要性。莫言先生作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获得诺奖是西方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充分肯定,同时说明莫氏作品海外译介是我国文学外译的典型的成功案例。在分析比较"熊猫丛书"和"莫氏译介"两次文学外译案例后,本文从译者选择和译介模式角度探索以新时期文学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理想的译者取向。     

文化人类学对周作人译介古希腊文学的影响

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周作人深受当时西方方兴未艾的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文化人类学理论对周作人的人文思想和翻译活动,尤其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发挥着深远的影响。他全景式地译介了希腊的神话、诗歌、戏剧,力图全面展示古希腊人的生活、思想、艺术、人生观、世界观,借以开启民众、教化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