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前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施政措施看驻藏大臣的设置

文章深入分析了从清朝中央政府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固始汗,到任命西藏地方世俗贵族为噶伦,再到设置驻藏大臣的历史过程,重新考证了驻藏大臣设置的具体时间,阐明了从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固始汗,到设置驻藏大臣,是清朝中央政府根据西藏地方的局势变化而不断尝试和精心策划后采取的措施,是环环相扣的必然发展趋势,也必须要采取这一系列的措施才能稳定西藏地方的局势,从而更好地治理西藏地方。由于驻藏大臣的设置,使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统治进一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论吴忠信使藏

1939年10月，国民政府派吴忠信赴藏，代表中央举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进而商讨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并在拉萨设立了驻藏办事处。吴忠信是民国时期中央派往西藏的最高官员，其使藏表明西藏最高政教大权属于中央政府，密切了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巩固了抗战的后方基地。     

驻藏大臣有泰评述

自1888年英帝国主义对我国西藏发动第一次武装侵略后,以通商为主要手段,开始了对西藏地方长时间的经济侵略。后来英印政府又策划对中国西藏进行“直接交往”的阴谋遭到失败后,发动了第二次武装入侵西藏的战争。这一时期恰好是有泰担任驻藏大臣并在西藏地方主持政务的时期。面对英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驻藏大臣有泰不顾清朝中央政府命他即刻赴边谈判的旨意,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最终使西藏地方被迫与英帝国主义签订《拉萨条约》。     

清代治藏军事制度的历史评价

清代治藏军事是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分析和论述了清代关于历次对西藏的用兵、治藏军事制度的构成要素、发展阶段和特点、治藏的军事思想以及它的历史影响等问题。认为清代治藏军事是清朝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的重要制度,是清朝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的重要内容。清代通过用兵西藏,维持了西藏地方安宁,加强边境巡防,抵御外敌入侵,巩固国防,捍卫祖国统一,加强了中央政府在各民族心目中的威望,推进了西藏地方与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以及相互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友好往来,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浅析1943年喜饶嘉措进藏受阻事件

1942年,正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西藏发生所谓“外交局”事件,意欲造成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治关系对等的假相,以期实现最终分裂国土的企图。消息一出,全国上下反对之声不绝。国民政府发出最后通告,并陈兵于康藏、青藏交界。这时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陷入困境之中,在此紧要关头,拉然巴格西喜饶嘉措受命于1943年前往西藏,主要是希望借助其声望及地位开展爱国活动。喜饶嘉措一行在黑河(今那曲)受阻,被迫内返。关于这一事件由于缺乏原始资料,故一直没有详细的记载。2005年台湾蒙藏委员会发行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汇编(1-6)》中有部分原始档案正可弥补这一缺失。     

解读西藏驻京堪布贡觉仲尼到京任职的几份档案

在民国初期,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处于多事之秋,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在内地供职的佛教僧人的作用就显得更加突出,成为双方保持联系的重要桥梁和渠道。民国时期曾经在北京、南京供职并来往于拉萨与北京、南京之间的贡觉仲尼,是这些僧人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和突出代表。在一些民国藏事档案中留下了一些关于他的活动的记载,解读这些档案,对于认识及研究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国回族女杰刘曼卿与西藏

文章阐述了刘曼卿少年求学、主动入藏宣传抗日的过程，述其事迹著述，议其功德精神，展现了她为西藏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所作的特殊贡献。并力图通过深入探讨这位不为世人所关注的人物及其史实，分析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对中央政策的反应及其原因，使人们对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演变有更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试论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中央王朝,在治理西藏的过程中,根据西藏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政策。清朝末年,54名驻藏大臣在如何反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由于清朝中央政府确定的对外“妥协退让”的政治策略,使驻藏大臣在执行中央“妥协退让”政策上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坚决抗英出现了严重裂痕,这不仅给英、俄帝国主义挑拨离间,培养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历史契机,而且也使坚决抵制外国侵略的西藏地方政府一度产生过向外寻求政治依靠的倾向。后来,由于清朝中央政府为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挽救危局,让驻藏大臣在西藏推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这种改革又影响和威胁到达赖喇嘛的统治地位。在这个过程中,驻藏大臣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反对民族分裂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文章从清朝末期帝国主义入侵的角度入手,分析和阐述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     

略论清代藏兵营制的建立和完善

藏兵营制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藏军的发展和西藏地方的稳定,因此在清代西藏地方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藏兵营制经过乾隆(1736—1795)末年福康安的建立和道光年间(1821—1850)琦善的进一步变革后成为清廷治藏的基本制度之一,为藏军的日常运行提供了基本的制度规范。藏兵营制的建立和完善不仅构成了清代治藏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大大加强了清代中央政府维护西藏地方稳定和安全的实力。     

晚清驻藏大臣制度衰微的政治学分析

驻藏大臣制度是清帝国安辑藏政的重要制度设计。然而,自19世纪以来,在面临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扰藏侵藏的边疆危机下,驻藏大臣制度日渐衰微。文章指出,清王朝在战略和技术上的不当是晚清驻藏大臣制度弊病尽显的重要内因。在战略层面,清王朝经历了由盛而衰并陷入僵化保守的治理困局,在整体上对西藏重视不够,将其“弃如石田”;在操作层面,一是驻藏大臣的遴选和任用工作较为粗糙,二是转奏制度阻碍了央藏之间的政务沟通。这直接引发了晚清以来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的罅隙,致使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出现重大波折。     

从"流浪商人"到噶厦政府的"商上"--邦达·尼江考

1906年7月,赵尔丰首任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任大臣期间,将康区土司和呼图克图的统治权收归清中央政府,并接管当地军政事务,也办理了许多民事纠纷。判定偿杀“邦达昌”三人,就在此时出台。幸免遇难的邦达·尼江,为了生存、为了家族的复兴,离开了家乡,成为一名流浪商人。往返云南德庆与西藏芒康之间做生意,使邦达·尼江成了一名很小的“聪巴”,靠自己的劳动和汗水积攒了不少的财富。随着印度、西藏和云南跨国、跨地区商埠的开通,邦达·尼江开始在拉萨、噶伦堡和加尔各答建立了“邦达昌”商号。从此,该家族在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成为西藏第一位以经商获得贵族地位的家族。     

安钦呼图克图与民国时期汉藏关系研究

民国时期,扎什伦布寺格西安钦呼图克图在内地倡办并参与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前往汉地佛教团体和寺院讲授格鲁派历史与显密经典,后经由汉地僧侣和居士弟子翻译刊行,传承影响至今;与太虚法师共同参与组建佛教同愿会,推进汉藏两地佛学交流研究与文化联系。安钦呼图克图先后两次往返西藏与内地之间商讨九世班禅返藏问题,转告中央政府的涉藏政策及西藏地方政府的意见立场,国民政府封授其“普静禅师”名号。安钦呼图克图以非官方身份弘法讲经沟通汉藏文化,为汉藏双方意见立场的直接表达奔走往返两地之间,成为民国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共同依托的僧侣使者。     

人民是创造西藏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七十条协议）。从此,西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和平解放,回到了祖国大家庭中,并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结束了西藏近代社会的黑暗历史,特别是1959年,通过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的斗争,使西藏的政治、经济、化等各项社会事业实现了由封建农奴制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跨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西藏各民族人民在坚持高举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的同时,以中央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为契机,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无私援助下,结合西藏的实际,以团结奋斗的精神和开拓进取思想,取得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     

晚清藏边民族纠纷解决中的角色职能析论——以光绪年间循化厅所辖藏区为例

晚清藏边民族纠纷解决中,看似杂乱的角色分配对象,若以其角色职能爬梳甄别,便可脉络清晰。以光绪年间循化厅所辖藏区为例,在民族纠纷解决中,直接参与的角色分配对象有循化厅之下属抚番府、营、县、营汛、司、所;寺院中嘉木样、新旧昂锁、红布、具有威望的活佛、熟知番事的喇嘛;民间的部落头人、乡老、邻里等。但是,按其角色职能进行归类,可以分为谕饬、讲说、弹压;勘查、缉捕、调兵;研讯、保释、鉴结,这些角色职能同时也可以反映出民族纠纷解决的基本程序。     

校园文化建设与西藏高校人才培养

文章从西藏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内涵、校园文化建设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目前西藏高校开展校园文化建设的举措及现状等方面全面论述校园文化建设与西藏高校人才培养的关系,提出了西藏高校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西藏高校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形成高品位的校园文化氛围,为人才培养创造必要的条件.     

秦汉时期新疆地区的多民族国家与文化

新疆地区南邻西藏、青海,东南接甘肃、东与内蒙古相连。秦汉时期,除其东南部分地区与化比较进步的甘肃接近外,当时的青海、西藏地区经济、化都比较封闭、落后,但都在该地区(时称西域)形成许多城邦小国,经济、化都超过了西藏和青海。其根本原因是汉武帝后直归中央王朝管辖,与中原来往较多,又对西方、南方的国家开放,东西商人、使、僧人、官吏等将汉化、西方化带进了新疆地区。其化反转过来又对西藏和青海地区产生了影响。     

民国时期推进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的政策因素

从民国初年开始,随着汉地佛教的复兴,藏密在内地渐起,汉藏佛教界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随之赓续。这不仅缘起于佛教界自身发展所承载的文化交流使命,而且与宗教文化所赖以存在和交往的政治情势息息相关。这一时期汉藏佛教界作为西藏与内地文化交流的主体是其社会地位和政策空间共同演进的历史结果,彼此间文化交流的发展是其间政治背景与宗教文化自身因素相作用的重要体现。     

新旧西藏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对比研究

民主改革前的西藏,寺庙众多,僧侣数量庞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旧西藏就是一个信仰自由的人间乐土。历史上,旧西藏寺院集团、僧俗官员、世袭贵族三大领主集团对下层僧尼、广大农奴实行野蛮的政治统治和残酷的经济剥削。被统治阶层生活动荡命运悲惨,毫无安全、人权可言,宗教信仰自由也就无异于天方夜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历史洪流中,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中央历代领导集体都以“慎重稳进、十分严谨”的态度领导了西藏各项工作,在宗教领域,建立了和谐、和睦的宗教关系,实现了信教群众真正意义上的信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