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振教授的翻译研究对中国译学的影响

谢天振教授从跨学科的视角介入翻译研究,创立了独到的译介学理论体系,在比较文学的框架中研究译介学、文学翻译、翻译文学及文学翻译史等问题。作为专门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谢天振给"翻译"在文化进程和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做了一个不长不短的概括,同时也影响和改变了中国译学的进程和走向。     

新世纪翻译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从《王向远著作集》看王向远教授的翻译文学研究

王向远教授的翻译文学研究遵循从具体实践上升到理论研究的原则，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其研究成果填补了多项学术空白。他通过具体的研究实践有效推动了我国的翻译文学史研究；他系统构建了翻译文学理论体系，为繁荣中国乃至世界的翻译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论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视角

到本世纪中期,西方翻译理论总的发展趋势始终贯穿着两条主线：文学线和语言学线。其发展过程又是阶段性的,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学翻译观占上风,主要讨论直译与意译、形式与内容、同化与异化、忠实与美等问题。在第二阶段中,语言学翻译观取代了文学翻译观,居主导地位,主要探讨翻译与语言层次,与语境、语义和语言功能的关系。尽管两派各持己见,其自身的某些观点又不乏矛盾之处,但其所探讨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无疑为后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进入本世纪80年代后,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又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翻译开始与各种学科相互渗透。另外,在原来的文学和语言翻译观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另外一条线索,即文化线索。本文将从文学线、语言学线和文化线几条线索来剖析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视角。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批评的解释力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蓬勃发展。该理论摆脱了当时盛行的对等翻译理论的束缚。打破了以前原文文本中心论的翻译研究传统．使译者更多地关注译文和译文读者。译文的社会效应和交际功能，赋予了翻译更多的涵义，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也为翻译批评建立了一种新的动态模式，具有深远影响。文章将在概述该理论的形成及翻译原则的基础上，着重例证其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应用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旨在说明其对文学翻译批评的适用性。     

西方后现代翻译理论的特点及局限性

20世纪50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在西方社会和国家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文化潮流,这个文学潮流广泛的涉及到了社会学、哲学、语言学、文学、建筑学以及影视等诸多领域。本文主要研究了西方后现代翻译理论的特点以及它的局限性,为今后的翻译理论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杂合理论视角下的文学方言翻译

文学方言因其粗鲁鄙俗长期以来受到冷遇,翻译届在文学方言研究方面一直没有很成熟的研究成果。但是文学方言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开展文学方言翻译研究能够有效地促进翻译学应用理论建设。杂合理论为文学方言的翻译提供了新的空间视角。     

翻译策略和翻译理论研究:民族的视角

本文分析了基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翻译所面临的挑战和任务，从译者的译材选取和具体翻译策略的采取，以及翻译理论研究建设两个方面，分别提出了要坚持以民族性特征为指导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主张建立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的翻译理论。从本国语言文化特征出发并不意味着拒绝外来翻译策略和理论，而意味着将我国及外来优秀成果结合，使之成为中国翻译发展的新动力。     

功能翻译理论与应用翻译研究——兼评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交往日益增多,翻译活动也日趋频繁,翻译实践已从传统的文学翻译领域走向各种应用翻译领域。在应用翻译实践中,译者其实从事的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由于英汉语言和文化存在巨大差异,要实现各种应用翻译文本的预期功能,译者可以借助功能翻译理论作为指导,从而将功能翻译理论运用于应用翻译实践。     

一部晚清与民国的翻译思想史——《翻译与文学之间》评介

现有的翻译思想史研究流于史料汇编,大多从译者和论者的角度阐述个人思想,总结理论,没有与翻译理论史区分开来。王宏志的新著《翻译与文学之间》以晚清、民国为时代背景,以＂翻译与政治的关系＂为主线,以发生在文学领域的翻译事件为主要对象,不仅重视名人言说和翻译观念,在研究方法上也注重对翻译现象与宏观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式阐释,揭示了具体翻译行为和事件背后更深层的社会价值观和群体思维方式。     

日本近现代小说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初探

中国的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非常繁荣,而且对中国近现代小说、乃至当代小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这段翻译史非常值得研究。在借鉴翻译文化学派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宏观与微观、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比较法,对日本近现代小说在中国的翻译情况进行研究,这将在近现代中日文学交流史、译介学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权力话语对翻译的影响——以胡适的诗歌翻译为个案

20世纪90年代翻译的"文化转向"后,翻译研究深化了文本的社会性与文化性的发掘。艺术与意识形态,文本与社会现实,文学与权力话语都被认为是翻译研究新的突破口。文章以权力话语为视角,以胡适诗歌翻译活动为例,探讨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权力话语对于译者翻译思想及过程的影响。     

从《黑奴吁天录》看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

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还是一种发生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交流。文本之外的种种因素都对翻译有影响，其中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操纵着翻译。通过对林纾翻译《黑奴吁天录》的动机以及在翻译过程中对策略的选择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浅议赵元任《谈人工翻译》对当代翻译研究的启示

通过对赵元任《谈人工翻译》(Translation Without Machine)的解读,分析阐述了赵元任对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的看法。并从赵元任对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的评述中得出启示:当代人工翻译研究和实践中应重点关注翻译策略的选择、翻译的文体风格、翻译中的跨文化问题以及翻译中的语用问题。同时,翻译研究需要进行跨学科研究,注重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的有效结合。     

回顾与前瞻:文化视阈观照下赵译《阿丽思漫游奇景记》研究

赵元任先生不仅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而且还是杰出的翻译家。赵先生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在众多译本中享有盛誉,吸引了大批的翻译研究者,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展开了平行研究。回顾了文化视阈下赵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研究成果,梳理了所取得的成绩,分析了有待提升之处,指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这对于明晰翻译家赵元任研究的整体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翻译主体和主体性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支持了翻译主体研究的学术“合法性”。对翻译文化的创造者——译者评价甚低反映了翻译主体研究的薄弱。对于“谁是翻译主体”的问题目前国内外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文章从这一问题出发阐明了作者对此问题的基本观点。     

朱译莎剧得失的研究

自1921年田汉首译《哈姆雷特》至今,中国莎译已有了将近80年的历史,其中朱生豪的译本最为脍炙人口。朱生豪所译莎剧是中国莎士比亚翻译史上的杰作,但是朱译本在总体上还存在着两大不足。从朱译莎剧的得失入手进行研究有助于指导我们今后的翻译工作。     

翻译规范视角下林语堂翻译活动探析

图里的翻译规范论是翻译研究学派的重要理论,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译者从译前准备到翻译活动结束一直受到源语以及译语文化规范的制约。文章从预规范、元规范以及操作规范三个方面针对林语堂翻译活动的文本选择、文化取向以及翻译策略进行分析,提出林语堂的翻译活动受其教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文化差异的影响。     

图式理论视阈下的毛泽东诗词英译研究

毛泽东诗词巨大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美学意蕴将愈来愈被国外读者所接受和喜爱。在对其进行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其语言图式、内容图式、文体图式和文化图式的正确传译，以使其精髓能够得到较好的传递，对我国文化传播产生积极的影响。     

《镇江年鉴》赛珍珠资料状况分析

《镇江年鉴》一直在收载赛珍珠有关资料，2007年卷以前记载比较零星、分散，2008年卷起开始集中记载，资料开始系统、丰富，主要形式为条目和题录。分析《镇江年鉴》中赛珍珠作品研究、赛珍珠人物研究、作品翻译研究、研究成果、赛珍珠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以及围绕赛珍珠举办的各类活动等资料状况，可以反映出赛珍珠研究的倾向。     

鲁迅与林语堂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比较研究

鲁迅与林语堂作为中国译学史和翻译史上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他们翻译活动的同与异可以梳理为三个层面：拿来与送去,异化与归化,直译与美译。他们的差异表明：译者的主体性是文学翻译的主要决定因素,不同译者的文化态度在他们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