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不是小说

《世说新语》所记内容属于历史事实，其中的史料被《晋书》和研究魏晋史的今人大量采用，该书的内容既不属虚构，也没有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因此《世说新语》不属于小说，而属于史料笔记或史料笔记文学。     

论郁达夫晚期小说的创作风格

通过对小说《迟桂花》中的人物形象及其心理描写的分析，以及对其细腻、通灵的境物描写的分析，阐释了郁达夫晚期小说创作风格在保留浪漫主义手法的同时，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动荡与挫折、尝尽了人生的苦酒之后，其作品中所呈现的悲抑、恬淡，韬晦的复杂心情。后期郁达夫感情上渐趋深沉，艺术上更臻成熟，《迟桂花》当是他这时期独具一格的抒情小说。     

开放的法律观--论薛福成的法律思想

薛福成是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既有中学色彩，也吸收了西方的先进观念。本文从西学和中学两大背景入手，关注他的法律思想，引入法理学、现代化理论，分析他的国际法和刑法等观点，分析这些观点的进步意义和局限之处。他的法律观从总体上看，呈开放状态。     

文言小说评点的里程碑——冯镇峦《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贡献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肇始于刘辰翁评点<世说新语>,却借助金圣叹、毛氏父子、张竹坡等人的一系列通俗小说评点风靡天下.文言小说评点的尴尬与其创作的低潮不无关系.被誉为文言小说压卷之作的<聊斋志异>一出,随即吸引了众多文坛名士的广泛关注,围绕它的评点应运而生.冯镇峦的评点则无愧于<聊斋>诸家评点之翘楚,他"有意作文"的评点立场提升了小说的地位与价值,顺应了小说观念古今转变的历史潮流;他综观"作品-历史"的宏观视角,继承了古代诗论文论的独特传统,并折射出有清一代文史知识的丰厚积淀及朴学之风的巨大影响.冯镇峦的<聊斋志异>评点可看作文言小说评点的一座里程碑.     

戏如人生——谈《传奇》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通过《传奇》,从童年体验的影响、复杂的经验世界、独特的女性视角三个方面分析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认为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坛上一个不可多得的才女作家,她的小说以特有的魅力,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独领风骚,为人称道。《传奇》是张爱玲小说中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品。     

李渔小说创作思想的利与弊

与冯梦龙，凌蒙初等作家相比，李渔的小说创作思想更注重个性化、戏剧化及娱乐性，这在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新的尝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束缚。     

徜徉在生活中的现代小说——论弗吉尼亚·伍尔芙《论现代小说》

伍尔芙的《论现代小说》体现了她的现代主义小说观,对传统的创作方法提出了挑战,阐释了小说的生活性。伍尔芙不仅对现代小说的改革和意识流小说的理论发表了独特的论点,还指出了作家的使命就是无拘无束地记录人们真实的精神感受和意识活动。     

论余华小说《活着》的语言艺术

《活着》充满了苦难和温情,余华在这部作品中也体现了深厚的语言功底,《活着》的语言不仅贴近人物性格,而且充满了民间特色,充满了温情,文中多处形象生动的比喻更是让整部作品熠熠生辉,本文正是从这几方面来探讨《活着》的语言艺术。     

论李洱小说中的黑色幽默

李洱在小说中常以幽默的笔调叙述苦涩的历史往事与辛酸的现实人生，读者在李洱小说人物的无奈的自嘲、冷酷的叙述和荒诞的推理中都可以体会到黑色幽默的意味。李洱在小说中融入了自觉的历史责任感和敏锐的现实洞察力，幽默的叙述背后蕴含着严肃的揭露与冷静的讽刺，这种从正直知识分子立场出发的理性追求在新生代作家中是难能可贵的。     

现代性的恐惧与诱惑——茅盾小说的创作歧思及其文化意味

茅盾的生前显赫、死后落寞,都与其开创的＂社会剖析小说＂的艺术得失密切相关。这一小说类型的创作范式可归纳为＂感性细节＂加＂理性框架＂,思想精髓在于批判现实时的分寸把握,说到底是作者意欲干预政治又希望规避现实风险的文化心理的产物。茅盾及其小说创作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交汇碰撞之际,在现代文化冲击中既深感诱惑又惊惧交加的矛盾复杂心理。     

薛福成科技思想简论

薛福成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对近代中西方的差距及其原因有着清醒的认识,提出要大胆吸收西方现有的科技成果,发展近代教育事业,培养近代科技人才。他不仅有承认落后的勇气,而且充满了“师而相胜”的自信。     

薛福成文化观述略

薛福成是 19世纪后期中国近代重要启蒙思想家 ,对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文化变迁有着重大影响。本文从文化对比的大视野入手 ,通过时代背景、思想资源、认知范围、理论架构、特征和影响等方面的论述 ,揭示了薛福成中西文化思想的丰富多彩和独特个性 ,并充分肯定其历史和现实意义     

薛福成国际法思想述论

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薛福成逐渐加深了对国际法的认识和理解，形成了颇具特点的国际法思想。他认为中国要进入国际社会，必须以国际法为准则，提出了凭籍国际法维护国权的主张，并从争取平等的国际地位出发要求变法图强、富国强兵。     

新"故事"、老"模式"--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与武侠小说研究之三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十七年文学特别是革命历史小说被赋予了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发挥了其合法性论证以及教育群众、打击敌人的政治性功能。然而这些功能的实现，只能通过革命历史小说的文学创作才能体现。因此，其无法回避的就是文化资源的选择、吸收以及转化的问题。而传统武侠小说自然纳入了它的视野之中。     

褚辅成与浙江辛亥革命

褚辅成是浙江辛亥革命的元勋之一。甲午战争之后,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褚辅成跨出国门,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由传统士绅转变成一位革命者。在浙江辛亥革命中,褚辅成积极谋划、参与组织和领导省城杭州以及嘉兴等地的光复活动。光复以后,他又为浙江省政治秩序的稳定、民主政治的推行作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政治理论与经验的不成熟,褚辅成在革命活动中也存在严重不足:在光复之后浙江省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建设中,褚辅成等革命派排斥立宪派,不能与原立宪派人士真诚合作,致使民主政治建设事业遭受顿挫。     

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与现代文学理论

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虽然其理论主张有明显的资料来源，但他以新的原则综合众多来自传统和西方的思想资料，提升了小说的地位，开始了新学体系的创建，他的理论主张应时代而起，宣扬人性，进化与化化合等现代观念，是现代学理论的萌芽。     

试论"乡土小说"向"农村小说"的转换

20世纪前期的“乡土小说”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小说”是有很大区别的。从经济形态之别和基本主题与题材转换，社会关系之别和基本场景与情节转换，价值体系之别和主要人物与主导风格转换这三方面论述“乡土小说”向“农村小说”转换的历程。     

小说中的"突出"

“突出”是文体学中重要的概念,是文学语言的基本特征。文体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突出”语言特征的研究和描述。“突出”存在于一切文学作品当中,但它在不同体裁、不同流派的作品中的表现和作用是不同的。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突出”与小说的关系,以及“突出”在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类小说中的表现与作用。     

薛福成:从洋务派到早期维新派——以《出使四国日记》为中心

出使生涯对薛福成从洋务派向维新派的转变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出使经历中的见闻、感悟大多被他记录在《出使四国日记》之中。通过对西方近代工商业的探究,薛福成深感发展商业对国家实现富强的作用;薛福成还亲身体验了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接触到了"议院"这个概念,提倡在国内实行君主立宪制,创办私营企业,学习近代民主政治,这表明薛福成转变为早期维新派。对近代工商业和民主政治的体验和考察是薛福成思想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但是早期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使薛福成的思想中也有不少幼稚之处。     

清代家庭教育小说的思想意蕴

清代家庭教育小说是清代教育小说中以家庭教育为题材的一类小说。受中国文学注重教化的传统以及家庭教育小说自身题材、主旨的影响,清代家庭教育小说表现的思想主要是教育思想:重视品德教育,勤学与尊师教育;重视环境习染,身教严教,情感激励与感化教育。这一思想主要蕴含在清代家庭教育小说人物所选取的教育内容(教什么)和教育方法(怎样教)中。透过这些思想,可以看到教育小说家们受儒学传统影响而难以舍弃对现实的关心,希望借小说达到劝惩目的的创作意图,也让我们对清代教育、清代社会状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