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野之别：容美土司治下的社会文化发展

容美土司是明清巴楚地区势力较强的一个土司,由田氏世袭。明清以来,容美土司在司内兴建义塾,倡导诗书礼仪,学习儒家文化;并广泛招揽优待外地技艺工匠,发展手工业,使得其治下的社会文化生产有了较快发展。这些变化与中央王朝推行土司制度一体相关,其实质在于将化外边陲蛮地纳入国家王化和教化,由野变文,以夏变夷,而这种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客观效果。     

明清刻书业与江南城市的文化生产

明清时期,刻书业与江南城市的文化生产关系密切。通过对刻书业的生产方式与江南城市文化资源的生产流通、学术交流和通俗文学的生产消费之间关系的考察,表明刻书业对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的文化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江南城市文化、学术文献资源的增长与交流传播,深刻影响着明清时代江南城市人文精神的发展。     

孝道与贾道的双重变奏——明清徽商与孝文化

明清时期,传统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地域性的商帮异军突起,徽商便是典型。然而商业的发展始终没有冲破传统社会的壁垒而成功迈向资本主义,传统文化的束缚是其重要原因。孝文化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明清商人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商人自觉地践履孝文化,并以其独特的方式诠释着孝文化,发展着孝文化。孝文化对商业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     

传统文化与明清商业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异常活跃,社会上经商成风,商人文化发生了变化,商人的社会地位较前代有很大提高,这一切本该预示着商业的持续繁盛,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最终还是夭折了,商业没有发展壮大.究其原因,很多学者笼统的归罪于传统思想的束缚,但笔者认为传统文化与商业的关系不能如此简单的划分.该文将通过分析明清时期传统思想的状况、商人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利用、传统文化与商业资本三个方面来具体探讨二者的关系.     

成都城市水系变迁及其在都市发展中的作用

论述了河道在古成都城的发展中所具有的航运、泄洪、排污、发展生产、美化环境等功能.并将水系变迁的历史划分为秦汉时期、唐宋元时期、明清及建国前时期、建国后时期四个阶段,论述了各时期水系的变化.     

革命语境下的手工业生产——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颁行法令措施,发展手工业生产,成立生产合作社,发动工农群众进行经济建设,增强了苏区的经济力量。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工农民主政权,加强了苏区经济建设,支援了革命战争,稳定了社会秩序,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明清时期景德镇御器厂“官搭民烧”制度试探——兼与潘群、许涤新诸先生商榷

景德镇瓷业经过宋元以来的长足发展,积累了相当雄厚的基础,取代全国各大名窑的地位已成必然之势。于是,明的统治者根据“任土作贡”的原则,在景德镇建立起规制宏大的御器厂。它一旦建立,便延续了五百多年,直至清代覆亡。作为一个官营手工业生产机构,明清御器厂在其发展过程中,生产方式方面发生了许多变化,明中期产生的“官搭民烧”制度乃是其中变化之     

明清仿制古青铜礼器行为研究

明清时期的统治者都有不同规模的仿制三代青铜礼器的举措,究其原因是想通过形式上恢复三代青铜礼乐制度提倡古礼制,抑制当时"越礼逾制"的社会风尚,及规范社会行为。但其不合时宜的愿望注定会落空,反而促进了当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推动了奢靡的社会风尚。     

从平遥传统民居大门看晋商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民以居为安,居以门为首。平遥民居大门不仅造型优美,而且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反映着时代的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传递着地域文化的信息变迁。从建筑视角,通过对明清时期平遥传统民居大门的位置、类型、体量、材质、构造与色彩等方面的研究,探寻晋商文化在传统民居大门中的体现,进一步挖掘晋商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工业革命之后的设计艺术发展

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使人类跨入了机器时代,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从而也是设计艺术的主流由传统的手工业设计向现代工业设计艺术转型的阶段。     

21世纪以来明清入华传教士及其活动研究综述

传教士是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中的传统课题,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新的研究趋势,即在传教士个案研究的选题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在传教士活动范围和领域方面呈现出不断拓宽的趋势。学界在传统研究领域里不断出现的新成果,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尽管明清天主教史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了范式转换,但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之栽体的传教士来说．对其研究不应减弱而需继续加强。     

清代至民国时期文山地区手工业及采矿业发展探

清代至民国时期，文山境内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发展极其缓慢。农民为求生存，在农业之外仍需从事某种手工副业。手工业以分散的家庭生产为单位，未形成规模化生产，发展缓慢。文山地区矿产资源丰富，虽在明代就有开采，但直到民国时期仍然是人力开采，开采手段落后、原始，产量小，未能有力地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文廷式宗族的兴盛与清末萍乡社会变迁

文氏宗族于明正德嘉靖年间始迁萍乡,具备良好的物质基础、完善的宗族组织和优良的家风,清代成为萍乡的强宗大族,在萍乡传统社会时期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在清末有力地促进了萍乡社会的近代化变迁。     

论清至民国桂西地区社会经济变迁中的政府与民间力量

明清以前,桂西地区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清至民国时期,在移民运动的影响下,政府运用行政力量,进一步瓦解土司的社会基础,同时及时调解和处理农业生产中的“来土矛盾”,维护外来移民的利益,使其获得了发展的基本条件。随着社会环境的日益开放,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在这里建立会馆、码头,本地民众积极捐款修建桥梁、公路,共同培育商品市场,从而促进了经济结构的改变。民族经济融合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1781年教争: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

1781年以后,根据清政府"善后处理"的情况来看,撒拉族失去了元明时期在朝廷当中的辉煌历史,朝廷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社会的监管,代之而起的是受到了清政府更加严厉的控制。更为严重的是,在国家权力的强势压迫下,撒拉族的传统社会结构被迫重组。总之,这些打击与旨在同化的政策,并没有真正缓解撒拉族与朝廷之间的仇恨,反而激起了撒拉族的斗争勇气,在此后的多次起义都证明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的道理。     

明清黟县胡氏经济变化探微——以《乾隆黟县胡氏阄书汇录》为中心

明清时期的分家阄书是研究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同时对经济生活研究也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乾隆黟县胡氏阄书汇录》记载了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至清乾隆九年（1744）共计180年胡氏家族八代人的财产阄分情况。胡氏家庭经济在明清两代呈现上下波动状况,这与家族经营管理,命运坎坷,人员兴寡有着较大的关系。此份材料向我们展示了明清徽州社会基层家庭生活基本状态,有起有落,影响因素多,使人们得以进一步地了解徽州当时的社会经济变化。     

西方传教士与南明政权

西方传教士自明朝中叶再度传入中国后 ,对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明清之际 ,更从军事、外交等方面对南明政权进行实质的支持 ,作为交换 ,南明政权对西方传教士在传教与贸易方面也给予较多的便利。西方传教士对南明政权的帮助 ,在一定程度上使明清政权的交替产生了拖缓的作用     

矛盾的世界:明清商人价值观探微——以徽商为视角

明清之际,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逐步扩大,中国社会也缓慢地从传统向近代转型。作为走向转型前方的商人,他们一只脚轻轻地触到了近代的门槛,另一只脚还被牢牢地束缚在传统的旧屋里。他们的价值观也极具二重性和矛盾性,他们一方面固守天理,另一方面也放纵欲望;他们既积极进取又归于隐退,既自信又自卑,集俭约、忠诚与奢侈、叛逆于一体。商人价值观的二重性,是处在转型时期的商人内心矛盾的表现。以徽商为视角,研究商人的二重价值观,对于更全面的了解明清时期的商人具有一定的意义。     

论明清移民与文山地区的开发(1382-1840)

对今文山地区来说,移民活动的高潮是到了清代中叶特别是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后始出现,外地汉族移民主要分布在府县治所及其周围、交通大道沿线集镇,少数民族则主要居住在广大的山区、半山区。与明代相比,文山地区在清代得到较大的开发,特别是玉米的传入并迅速成为山区的主要作物,促进了山区的农业开发。清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统治的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对教育的积极倡导,特别是汉民的迁入并逐渐向其他民族聚居地区渗透、扩散,这些都对文山民族社会产生了渐进的影响,导致其社会逐渐发生缓慢的变迁。不过,由于移民的数量及其分布尚较为有限,民族地区的变迁是较为缓慢的,这也是今天部分民族村寨仍保存下来较多的民族传统习俗的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