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诗品》之品第观—以刘桢条为例

钟嵘评刘桢“其源出于古诗”，究其古诗与刘诗的渊源主要是就感情基调、情感表现手法、语言风格等三方面论述。依钟嵘的美学观念来看，古诗是“文质”兼有的，而刘桢则主要继承了古诗的“气”质，并将它最大化地用诗呈现出来。刘桢的诗以“气”“骨”“力”胜，这是钟嵘之所以给予他很高评价的原因。但综观现存刘桢的诗作和历代评论家对他的评价，钟嵘的品评还是不够全面的。刘桢诗虽以气胜，但也有沉郁顿挫的深情，可以说是：“骨中有情，气中有文。”     

刘桢及其作品的悲剧精神

刘桢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被钟嵘誉为“文章之圣”。仅从其现存诗文看,悲剧意识,悲剧情感,悲剧意象,悲剧个性充盈个中,不仅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而且体现了建安时期慷慨悲凉的时代特征,表现出一个时代的悲剧精神。     

略谈三曹在建安文学中的地位

建安时代是我国文学(特别是诗歌)发展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诗品》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诗文;平原兄弟(曹植封平原侯),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在蜂起的作家群中,首屈一指的便是曹操和他的次子曹丕、三子曹植。     

胜于气 长于情——建安文人刘桢、王粲之对比

刘桢与王粲是建安文学的两位代表作家。本文拟从二人身世、遭遇、个性、文学风格等方面进行对比,来探讨刘桢与王粲这两位建安诗人不相同的人品和文品。     

王粲论

一在建安七子中,王粲(177—217)至少有四个引人注意的特点:一是年龄最小,孔融比他大二十多岁,不折不扣长一辈,其余五子也都比他年长。二是出身最高贵,其先世在东汉历任高官,地位显赫,为其余诸子所不及。三是其余五子都是曹操罗致而来,唯有王粲是自己送上门去的。曹植在《王仲宣诔》中说:“我公奋钺,耀威南楚。荆人或违,陈戎讲武。君乃发义,算我师旅。高尚霸功,投身帝宇”,这是合于实际的。四是王粲投奔曹操以后,在各个方面跟曹操跟得很紧,不仅与时时托病休息的徐干、一度被曹操关押起来的刘桢二人大异其趣,就是跟阮瑀、陈琳二位相比,也显得更加热衷,巧于迎合。王粲为曹操歌功颂德     

刘桢诗歌的六朝拟作分析

刘桢诗歌颇有"逸气",与曹植在建安文坛上并称"曹刘"。六朝时期一些诗人深受其劲逸诗风影响,创作了一批拟作。这批模拟之作可分为三类,有拟貌失神之作,有遗貌取神之作,有神貌兼得之作。     

“丕植争储”与邺下文土之关系考论

从现存建安“同题诗”和“唱和诗”可以考见，邺下诸文士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丕植争储”的政治漩涡，他们的诗歌创作与“丕植争储”这一政治事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出独特的政治品性，是建安诗风“慷慨多气”的重要原因。     

论建安诗歌中的“悲风”意象

建安诗歌中运用风这个外物景象较多，而且都着上了诗人强烈的悲凉慷慨之情，由此构成“悲风’’意象。建安诗歌的“悲风”意象具有抒情的多样性和形象性特征。这一意象的形成与建安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审美追求密切相关。“悲风”意象是建安文学的特色之处，也是建安风骨的体现。     

钟嵘《诗品》刘桢条疏证

刘桢在《诗品》中的地位特殊，仅在曹植之下。这是钟嵘基于独特的诗歌审美标准和时代性得出的结论。对刘桢品语的疏证有助于从细微处把握钟嵘诗歌美学，同时也能够对刘桢诗歌价值有重新的认识。     

建安文学研究述要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次文学繁荣,对此,我国历代作家、批评家都给予重视,并进行了研究和评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回顾这一漫长的“建安文学研究史”,对我们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汲取经验,促进今天建安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循着历史的线索,对不同历史时期有关建安文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加以简要评述,以求勾划出古今建安文学研究的基本概貌。     

王粲诗赋略论

“建安风骨”是东汉末年建安时期的作家群在创作中共同体现出来的悲凉慷慨的文学风格。它—直为以后的许多文人津津乐道。在这一作家群中,建安七子是难得的生力军,而王粲在建安七子中,因为诗赋的成就,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他生活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环境中,有“文若春华,思若涌泉,发言可詠,下笔成篇”的良好天赋和卓绝才华,在文学上,成绩斐然。《隋书·经籍志》记载,王粲诗文十一卷,可惜在动     

曹操和曹植的游仙诗

曹操和曹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他们是有名的所谓“建安文学”的倡导者和中坚力量。谈到“建安文学”,人们都盛赞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激昂慷慨的风格,认为它们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文心雕龙·时序》评建安文学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些话准确地叙述了建安文学的主要风貌,同时也表述了曹操与曹植作品的基本特色。     

慷慨有悲心 兴文自成篇——试论曹植赋作中的慷慨情感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的时代”,由于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特定的精神内涵而被冠之以“建安风骨”、“建安风力”,时至今日仍然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文心雕龙·时序》论建安文学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帮之蒸。……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雅好慷慨”、“梗概而多气”,正是建安文学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而这一点,在曹植这位被钟嵘称之为“建安之杰”(《诗品·总论》)的命运多舛的文坛主将的作品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     

浅谈施工企业在工程中的造价控制及合同管理

计划经济是我国建安工程预算一直沿用的的管理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传统的建安工程造价及合同管理模式对建筑市场的发展有相当大的阻碍作用。表现在不少项目上特别是大中型项目和重点项目上,常出现投资“节节高”的现象,即初步设计概算超过可行性研究的投资估算额,施工图预算超过初步投资概算,竣工决算造价超过施工图预算。本文就如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安工程预算与造价管理模式,谈几点浅见。     

读陶渊明《饮酒》诗札记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人和酒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在魏晋时代,饮酒可说是一种时代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中以饮酒而出名者不乏其人。其流风遗韵影响到陶渊明,使他的生活和酒不能分离。他为彭泽今时,“公田悉令种秫”,为的是不乏酒;颜延之留给他二万钱,他却“悉送酒家,稍就取酒”;他平时饮酒的情态也是够别致、够直率的:“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华,还复著之”,“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     

情与志的交融——释"建安风骨"

建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大忧患的时期。而曹氏父子及建安诸诗人却从曹操统一北中国事业的推动中,受到了英雄业绩的极大鼓舞和推动,从而激起了他们的功业意识与历史使命感,使得他们能够“伤时悯乱”而不失壮迈之志,激扬文字而常带风云之色,形成风骨嶙峋的建安特质。可以说,这种嶙峋的“建安风骨”正是建安诗歌情与志的最生动的体现。     

谈曹植的《赠白马王彪》

曹植是建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是建安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但是,曹植的本愿并不在文学辞章,而意在扬鞭跃马,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他毕竟只是一个诗人。时代击碎了他的宏愿,却又玉成了他。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这到了同时代人的最高峰,增添了建安文学的灿烂光辉。     

阮瑀与建安文学

阮瑀(公元?——公元212)字元瑜,陈留尉氏人。早年受学于当时著名学者蔡邕,建安中都户曹洪欲请他掌管书记,被拒绝。后应曹操之请,出任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建安”十七年卒,是“七子”中继孔融之后第二个辞世者。关于阮瑀的著述,《隋书·经籍志》录有五卷,新、旧唐书同,《宋史·艺文志》阙载,至明张溥纂《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仅收录《阮瑀集》一卷,然文多残缺,诗亦不整。据此可知,其作品于宋代已大多亡佚。今     

甄夫人与建安文学公案

甄夫人的身世命运与孔融、刘桢、曹植等建安时代文学家均有关系,此文考述此问题,意在阐发建安文学盛衰绝续之因果。所谓建安文学．实际上是汉代文学最后之绝唱。曹操以汉丞相的名份,成为建安文学的倡导者;而其隐含的“魏武帝”本相,则成了建安文学的摧残者。文章进而论述甄夫人之死与《洛神赋》的创作两者之间的因缘关系,既批评历来所谓“君臣之义”说者的正统迂腐,亦批评指实“感甄”说者的庸陋,论文作者之意,是认为《洛神赋》的创作类似乎但丁的《神曲》,这是对所爱者超越世俗的精神上的景慕。并经历了从现实原型到理想女神的艺术上的飞跃。     

论刘桢诗歌的艺术特色

刘桢作为东汉著名的文学家和"建安七子"的重要成员,其所写诗文被魏文帝曹丕赞为"妙绝时人"。然而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人们对刘桢的研究似乎还略显薄弱,其中还存在一些不甚合理的地方。文章基于刘桢仅存的15首诗歌,对刘桢诗气格高峻、情高以会采、仗气爱奇等艺术特色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