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一个儒法相融的历史案例——以战国秦汉作为分析范本

“重农抑商”，是中国两千多年专制社会一个既定政策，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用力甚多。传统观点认为是儒家的主张，如果笼统地说，也不错，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人们一言以蔽之日：儒学。但如果认真分析，其实不尽然。先秦的原始儒家是不主张“重农抑商”的，“重农抑商”是法家的主张，只是到秦汉以后，随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而土地兼并的主体又由官僚地主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商人地主为主，“重农抑商”这一法家的主张便被儒家承接过来。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再析——以西汉为例

对我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不能简单地概而论之为重商或抑商,对于古代商业政策的研究,应将其置于其所产生的时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此外,需要明确的是：我国古代的商业依其性质有官营商业和私营商业两部分,＂抑商＂究竟是抑制官营商业还是抑制私营商业这才是讨论的焦点。西汉王朝对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商业政策。因此,对＂重农抑商＂政策的研究绝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惟此才能对＂重农抑商＂政策有一个比较客观和全面的认识。     

中国古代商业控制策略简论

众所周知,"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抑商"政策的长期推行,其背后的动因并非如有论者所谓的是出于统治者对商人和商业的偏见或好恶,而是有着历史必然性;并且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抑商"也并不意味着对商人和商业不加区分地绝对排斥和打击———它针对的对象是"私商",对"官商",统治者不仅不"抑",反而予以保护和扶持。为了保证专制王权能够始终有效地控制商业这一国家的经济命脉,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国古代社会最终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而且富有弹性的商业统治策略。     

从商鞅及其学派的思想看秦国的抑商

文章从商鞅及其学派思想的角度探讨了秦国抑商发展的过程，认为秦国的抑商开始作为重农战政策的必要手段，后逐渐演变为减少商人数量和道德意义上的抑奢，至二期商学派以后始终抑制和打击的是中小专职商人。     

人口迁徙在明清晋商发展中的作用

明清时期山西商帮纵横捭阖,享誉国内外商界达五个多世纪。在这一商帮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人口迁徙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它为晋商家族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甚至直接促使一些人去经营商业;与此同时,它还促使山西人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安土重迁的观念,形成了经商为荣、重迁服贾的社会风气,晋帮商人在商界独领风骚。     

试析秦汉重农抑商的几个问题

本文主要分析了三个问题：一、重农抑商的形成过程及其内涵和外延。二、分析了国家与商人的资源抢夺是采取“重农抑商”政策的内部原因。这种资源抢夺体现在四方面：一是对产品资源的抢夺；二是对资金资源的抢夺；三是对土地资源的抢夺；四是对劳动力资源的抢夺。三、本文提出大一统的封建地主制中央集权是“重农抑商”政策的政策背景。本文以秦汉时为一考察期，希望从中得出一些有益于今天的启示。     

对士身份的认同——徽商兴办教育的原始动机

历代封建王朝都重农抑商,商人作为四民之末,受到政府的打击、排斥。在道德领域,商人被划入小人的范围,《论语.里仁》里宣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商人几乎成为唯利是图的符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对社会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一些人对商业和商人的认识也有所改变。徽商在其商业活动遍布全国的同时,还积极建宗祠、立会馆、筑书院、培养士子,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体现出贾而好儒的一面,他们也由此被视为明清时期中国儒商的典型。     

冯桂芬的农业思想特色

冯桂芬是一位富有经世思想的名士,他关心农民疾苦,关注农业,而且对当时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农业思想。其特色主要体现在十分重视粮食生产、近代科技色彩较浓、重农而不抑商三个方面。     

辩证分析儒家义利观对市场经济的双重影响

植根于封建政治、经济制度中的儒家重义轻利、尚义贬利及由此演绎的安贫乐道、重农抑商等伦理思想观念与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相悖，但对这须持辩证分析态度，运用“扬弃”方法，在清除其糟粕的同时，努力挖掘其思想精华。儒家重义，重社会与个人思想道德建设，重经济行为的道德意识，对我们今天克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负面现象，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积极意义，须大力弘扬。     

西汉商人身份地位的法律限定

在古代抑商的大背景下 ,西汉商人在法律上的身份地位很低 ,被列于“良家子”之外 ,但商人又分为非贾人商人、贾人、有市籍者三个层次 ,它们在法律限定上 ,一层低于一层 ,在作官、占田等各方面受到限制 ,构成了当时抑商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儒家不抑商说

在我国封建时代,长时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自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以后,儒术盛行,重农抑商政策便和儒术结合在一起,抑商也成了儒家思想的内容。但儒家并不是从来如此,事实上先秦儒家并不抑商。有人认为先秦儒家就是抑商的,这很值得商榷。对此,愿略陈鄙见,以就教于方家。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二重性谫论

明朝中后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鼎盛时代。一方面，商品生产和交换极其发达，工商业城镇纷纷兴起，银货币普遍使用，商品资本异常活跃，以一种特殊的手段点缀着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繁荣。另一方面，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阻碍着它的进一步发展，商业经营者的产权始终没有得到严格保障，最终未能突破传统的社会模式。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典型缩影。     

晚明士商渗透的社会影响

晚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士商渗透是一显著特点。这种现象强烈冲击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社会等级结构，也否定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所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对晚明社会风气、封建政权、教育事业和商业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司马迁的商品经济创新思想

商品经济是否发达是某一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表现。但是,西汉时期,在前代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情况下,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强化思想统治的时候,司马迁能够首创经济史传,第一个系统的考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特征,提出了一整套发展生产、扩大商品交换、富国富家的经济理论,总结了商人在商品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经营管理之道,不仅使西汉走向了繁荣,而且达到了划时代的最高水平。司马迁的商品经济创新思想能发表在那样的时期,他的胆略和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我们认真清理的一笔财富。     

从儒家文化看村民自治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村民自治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农村 ,却处于困难境地。究其文化根源 ,主要在于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人伦思想、重农抑商思想及儒家文化实用性特点的长期积淀 ,严重阻碍了村民自治的正常运行。为此要通过开展民主启蒙运动、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消除儒家陈腐观念的影响 ,来推动农村村民自治的发展。     

刘晏榷盐法与中国古代商业政策之转型

中唐时期的刘晏，适应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趋势，创制了富有成效的榷盐法，变前代的民制官收官运官销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变官府专卖为官商合卖，开后世间接专卖之先河，标志着我国传统商业政策的转型，本还对那种认为“重农抑商”为历代王朝所奉行不替的“固定政策”的论点提出了质疑。     

西汉前期“重农抑末”说之商榷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重农抑末”是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在经济政策上的重要主张,各个时期的封建地主阶级政府,长期推行这一经济政策。西汉前期是否也是这样?当今一些重要的《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著作和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某些文章都认为西汉前期“压抑商贾”、“重农抑末”。一说:“西汉初年,汉政府对商人采取压抑     

试论李觏的重农思想

李觏,北宋时期具有重农思想的伟大思想家,其经济思想以重农为核心,为此提出了“均田”、“薄税”、“强本”、“平籴”等发展农业生产、保护农民利益的思想。     

浅谈“二拍”中的儒商形象

明代凌濛初的"二拍"描写了近20位商人,塑造了文若虚、程宰、王禄、马文卿、潘甲、王生等儒商形象。他们懂得经商之道,精明强干,敢于冒险,尤其是讲究仁义诚信等儒家道德。这些儒商的自我形象定位和经商之道对今人经商颇有启示。     

明清盂县商人与地方社会

明清五百余年的历史中,因地缘优势、资源条件的不同,山西各地区的商人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它们共同构成了晋商的辉煌历史。盂县商人作为晋东商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清两代得到迅速发展,不仅促成县邑成为当地经济重心,乡村集镇亦因之迅速崛起;而且境内民众形成了外出经商的传统,经营范围涉及直隶、京师等多地,经营行业多样。商业的发展推动商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在县邑以捐资修庙和庙会经济为主要活动;在行商区域则以修建会馆和义园为主要活动。这些活动提升了盂县商人的社会地位,增强了其社会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