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纠纷解决机制

乡村是熟人与半熟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使得民众对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也各有特色,然而总体上还是遵从调解为主,诉讼为辅的模式。形成这种模式的主要原因是文化传统,所以务必追根溯源,寻找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过程并且着重解析古代纠纷解决的方式。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多元化,传统的解决方式也在不断的改变,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纠纷的“和平演变”之路——浅析非诉纠纷解决机制

随着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和生活模式的变化,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本文对非诉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分析。     

乡土纠纷解决机制之思考

目前,我国乡土纠纷解决机制严重影响了乡土纠纷的顺利解决,究其原因主要是传统因素的影响及诉讼自身的局限性。然而,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尽管早已为中国乡土社会所接受,但也受到市民社会的影响,其解纷的功能正在日渐削弱,加之其权威性与公正性难免受到质疑。故而,乡土纠纷解决机制宜走多元化道路,应在发挥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吸收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优点。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十年发展回顾及展望

伴随着网络科技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经了十年发展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阶段与分布国家、提供的内容、处理争议的类型及其效果、运作经费的来源等诸多方面的现状值得认真梳理。对于ODR的回顾，让我们看到其在纠纷解决中的低成本、便捷性以及在回避管辖权等方面取得的较大成就，同时，我们也注意到ODR目前存在的安全性、保密性、身份认证及在线仲裁裁决中的执行等问题。随着全球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以及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ODR作为一种新型的纠纷解决机制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之正当性与可行性探析——以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为视角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处于多发期,单独依靠某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很难有效地化解各种类型的矛盾。实现诉讼与非诉讼两类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衔接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无论是从衔接机制内部层次进行分析,还是从其周边配套予以考量,均可发现促成两类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衔接与整合实属正当;同时,实现两类解纷机制的有机衔接与整合所应具备的实施条件业已成熟。     

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生成要素探析

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威,权威的生成离不开信念支撑、规则尊崇、裁判者信奉、仪式膜拜、成本考量和强制程度,它们在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形成和延续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起着不同的作用。塑造或破坏一种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必须从这些要素论起,尤其是要根据不同要素在权威生成中的不同作用采取不同措施。     

论我国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机制

在我国小额消费纠纷已成为一种大量发生的诉讼现象,应当根据此类纠纷的特点,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建立行之有效的小额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包括给予和解或调解协议必要的法律约束力;赋予行政执法机关行政裁决权;建立专门的消费争议仲裁制度;设立小额诉讼法庭;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等。     

浅析律师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

在探索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各种救济途径中,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以其特殊性和独有的优势得到了人们更多的关注。为实现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优势最大化,应对律师在该机制中的作用予以充分地肯定,并加以认真地探讨和研究。律师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帮助当事人实现对该机制的理性选择、确保该机制正义功能的实现以及提升该机制的解决效率。     

纠纷解决机制的失落与重建——从舅权在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所起作用中引发的思考

从传统社会到准军事化社会再到改革开放至今,原先完整、自洽的纠纷解决机制逐渐呈现失落的态势,司法作为纠纷解决的途径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舅权的变迁也正体现了纠纷解决机制的这种变迁历程。但在现代社会实际纠纷的解决中,司法纠纷解决机制效果并不好,而且对于纠纷双方的关系是撕裂性的,甚至间接使得纠纷演变成悲剧。因此,基于现实经验生活中被人称为"老娘舅"的人民调解员以及"现代乡绅"所给予的启示,我们呼唤一种立足于传统、自下而上的以法治为主,以社会化、专业化为辅的新型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基层纠纷。     

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探析

完善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完善应当着眼于中国乡村实际,构建一个以当事人为主体的协商和解、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体的民间调解、乡镇司法所为主体的行政处理、仲裁机构为主体的仲裁裁决及人民法院为主体的司法判决互为补充、良性互动的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更好地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建设。     

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探析

完善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完善应当着眼于中国乡村实际,构建一个以当事人为主体的协商和解、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体的民间调解、乡镇司法所为主体的行政处理、仲裁机构为主体的仲裁裁决及人民法院为主体的司法判决互为补充、良性互动的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更好地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建设.     

纠纷解决方式的分类及多元机制的完善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在于如何整合和创制纠纷解决方式以构成完整统一、协调运作的纠纷解决体系。根据产生基础、解决方式之间关系的不同可以通过两个视角来仔细审视纠纷解决方式,从而在分析不同类别的纠纷解决方式的基础上把握现阶段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中的纵向机制与合意机制的重要意义。     

刍议医疗卫生改革背景下医患纠纷诉讼解决机制的完善

阐述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背景之下,医患关系紧张到剑拔弩张的状况中,强调诉讼解决机制在医患纠纷处理中的重要性。提出医患纠纷诉讼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改善观点,期望这样的分析能够引起医事法学界对诉讼解决机制的障碍和完善路径的关注和研究。     

法治背景下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农村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村社会的生产模式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剧变,随之而来的是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纠纷。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旧有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已无法适应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社会中的纠纷应如何得到有效地解决成为一个具有研究意义的话题。文章通过以过程分析法为基础构建的理论框架,对现有的纠纷解决方式进行分析和评价,探究是否存在一套有效的具有普遍适用价值的法治背景下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     

论行政机关处理民事纠纷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

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事纠纷的种类在多样化,内容在复杂化,为更好地解决民事纠纷,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行政机关处理民事纠纷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选择。行政机关亲民性、专业性、高效性的特点,使得行政机关处理民事纠纷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行政机关处理民事纠纷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将成为我国现阶段最重要、最有效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     

WTO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比较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作为WTO协议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一种例外,与WTO之间是一种协调及互补的关系。通过介绍WTO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程序、争端机构及时限,指出尽管WTO争端解决机制不是尽善尽美的,但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准司法性、强制性;作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事物——CAFTA争端解决机制也还须时间的进一步检验,但如果能借鉴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准司法性以增强仲裁效力的强制性,就更能发挥其解决矛盾的作用,维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良性运转。     

论和谐社会背景下劳动争议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完善

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直接影响经济实体的发展大计,并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劳动争议的数量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内容日益复杂,矛盾越显尖锐化。文章指出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劳动争议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设想：通过改良现行的调解、仲裁、诉讼程序．积极做好各项程序之间的衔接工作,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和劳动者对纠纷解决的需求,达到劳动争议解决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统一,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农村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探析——实证分析的视角

我国农村的环境纠纷已经成为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根据实地调查的结果,目前的环境救济非讼解决机制在农村中有一定程度的使用,但未能达到有效的制度目标,存在多个方面的问题,需要予以完善和改进。     

民族地区法治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新探索——关于“北川模式”的调研与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基层法制建设、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是当前我国一个重大而现实的课题。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在构建和谐社会与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过程中,为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基层司法行政体制改革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经过调研,将该地区的尝试归结为“北川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思考与建议,以求该模式的完善运作与推广。     

彝区传统纠纷解决机制权威性问题考察

四川彝区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而为当地居民所接受，表面上，其权威性来源于德古、苏易个人的魅力和权威以及纠纷解决的过程和技术，但彝族家支共同体分享的伦理道德观、宗教信仰等社区价值以及共同的经济生活是其深层社会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