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三个“首位女首相”

当今世界，君主制国家约25个，只有一半执行议会君主制，而只有议会君主制国家才有可能诞生女首相。19世纪末女权运动兴起，但斗争到了20世纪中叶，欧洲才真正实现了男女完全平等的选举权和从政权，才提供了迎来“首位女首相”的可能。     

论英国都铎时期的“新君主制”

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君主制享有盛名。它不同于欧亚大陆和东方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它处于英国封建制度日趋没落 ,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历史过渡时期 ;社会经济呈现新的特点 ,政治和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 ,王权受议会限制和互相牵制 ,对英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尼共（毛主义）：从反政府武装到执政党

4月10日，喜马拉雅山南麓小国尼泊尔举行了该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结果，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成为最大的赢家，一举“拿下”议会601个席位中的220个。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从而获得了组阁资格。尼共（毛主义）的胜出，不仅使其自身身份发生了实质性蜕变——从反政府“叛贼”变成国家权杖的执掌者。而且还颠覆了尼泊尔国家的政治制度，使延续了239年之久的沙阿王朝君主制寿终正寝。     

“自由民权运动”与日本政治的现代化

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条件，其政治现代化开始起步。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则是继明治维新之后的一次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其目的是要促使明治政府继续完成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改革，建立立宪君主制，加快政治现代化的步伐，以适应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有限君主制与近代社会的兴起

同为封建社会的个体小农经济，一个千年徘徊于封建主义怪圈，一个顺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迥然有别的政治命运源于不同的上层政治结构，权力多元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外在必要条件，有限君主制是西欧多元权力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西方近现代议会政治的中世纪基础

作为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核心的议会政治。不是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的民主政治中，而是起源于中世纪．近现代英国的议会制度就是从中世纪的等级会议一脉相承地发展而来，而在欧洲中世纪中后期普遍存在的市民议会也为各地近现代议会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阿拉伯的“春天”来得有点晚

19～20世纪现代阿拉伯国家相继建立后，就进入了威权时代，不管它们在政体上是实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值得注意的是，与君主制阿拉伯国家相比，埃及、叙利亚、突尼斯、利比亚、也门等共和制阿拉伯国家的威权主义政权显得更为脆弱。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上世纪60～70年代，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发生的成功政变就高达14次，     

“自由民权运动”与日本政治的现代化

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条件，其政治现代化开始起步。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则是继明治维新之后的一次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其目的是要促使明治政府继续完成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改革，建立立宪君主制，加快政治现代化的步伐，以适应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摩洛哥：独特的君主制国家

在北非国家中，惟有摩洛哥实行君主制，它长期以来一直平静、稳定，其一脉相承的历史发展进程、独特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国王的“特殊身份”和“约定俗成”的王位继承方式，勾画出其与众不同的立国之本和发展道路。     

尼泊尔：当对王旗垂落的兴奋消退之后

12年前，当教师出身的普拉昌达，带着12名同伴和两支鸟铳。钻进深山老林的时候，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应当还只是一个理想，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几天前，延续239年的沙阿王朝的旗帜从旗杆上黯然垂落，加德满都市民竞相上街庆贺，理想已成真。     

梁启超的调适的中学与西学观

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从文化决定论出发,将中国的衰落归结为背离了孔子的大同之义,主张引进西学,尤其是政治学,在调适中西的基础之上,重构作为变法理论的新孔教。     

张勋与三次帝制复辟

张勋是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政治舞台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于清帝退位后导演了为期12天短命的复辟帝制的闹剧，即丁巳复辟，已经为人所熟知。其实，在丁巳复辟之前，张勋还曾参加1913年的癸丑复辟和1916年的丙辰复辟。张勋之所以积极拥护帝制是与其自己成长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张勋个人的经历和复辟帝制的活动入手，对这个历史事件进行概括性研究。     

科举制度对中外人文交流的现实意义及其发展思路

科举制度在我国特定历史时期人才选拔的范围、程序与标准等方面,展现出了自身所具有的合理性,也对东亚地区、西方国家的人才选拔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西方现代公务员体制的构建奠定了良好基础。当代,科举制度已渐进式地形成为科举学,并逐渐走入国际视野,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有效方式,有利于促进中外文化的互融互通。我国应构建跨学科、跨领域、跨国别的科举学学术共同体,拓展科举学交流路径,进一步提升科举学的国际影响力。     

科举革废与清末学制之推广

清末学制产生于“新政”改革之初,是与科举考试改革举措密切相关的。在1905年废科举之前,新学制的实施举步维艰;只有在废料举后的几年里,中国近代学制才得到真正推广。由此奠定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基础。     

袁世凯父子与德国的恩怨

朱启钤认定洪宪帝制造端于德国。颜惠庆认为帝制与德国无关。但是从洪宪帝制前前后后长时期德国的表现看来,德国支持洪宪帝制,应该是肯定的。袁世凯父子与德国有争斗的一面,有友好的一面,有怨,有恩,恩大于怨。     

安清翘关于岁差的认识

岁差是中西天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概念。19世纪初的中国学者安清翘对流行于我国明清直到鸦片战争之后的托勒密的岁差理论予以了反驳,并由此独立于近代西方建立起地心体系下关于岁差原因的解释,即黄道轴周日沿自东而西即逆时针的左旋方向自转(本体正转)一周的同时也绕北极自东而西圆锥形地公转(斜转)一周,由于这种自转稍迟于其公转,作为相对运动的结果,反而是黄极环绕北极(赤极)的缓慢东移,这就是岁差产生的原因。就视运动而论,安清翘关于岁差的解释与现代的岁差理论其实是一种相对运动的关系,即北极绕黄极转和黄极绕北极转在效果上是等价的。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形成发展论析

在中国古代选士制度和九品中正制度的基础之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度，从隋唐之际到清朝光绪年间，历时1300余年，经历了自身的演化发展过程。在中国教育制度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对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注重客观标准、考察真才实学的合理性、开放性，于今天的教育改革、考试制度改革应有启迪意义。     

15-16世纪中西商业算术的宏观比较

15—16世纪，中西方商业算术不但从传统的实用数学中分离出来，而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提高，尽管二者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进程表面看起来颇为相似，但究其根源，仍存在着本质的不同．通过中西比较的方法，从思想背景、发展脉络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了中西商业算术之间的相异之处，并从数学、历史及文化等角度推究其深层次原因，得出相应结论。     

黄宗羲与韦伯的反君主专制思想初探——《明夷待访录》与《儒教与道教》之比较

面对明王朝覆灭的流血政治斗争,黄宗羲把矛头直接指向君主专制,写出《明夷待访录》.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原君》、《原臣》、《原法》三篇出发,分析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并结合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深入挖掘中国君主专制存在的原因,将黄宗羲和韦伯对于君主专制的认识进行简单对比分析.     

应用性追求: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 长时段历史考察

中国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并非新近的事情。从长时段历史考察,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探索甚至渊源于150年前的近代转型传统。与主张“君子不器”的传统高等教育不同,近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化高等教育自引入中国之日起,就一直肩负着国家层面赋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任务,甚至并未因社会制度变革而中断。晚清时期,朝廷与精英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兴办了一批具有专科性质的学堂;南京国民政府基于毕业生失业严重以及“高等教育破产”的争议,着眼于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基于“专门人才”急需而实施院系调整与专业细分;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就业制度市场化变革与高等教育分类发展需要而作出院校转型的决策部署。这些政策及措施意味着高等教育承载着国家(政府)的意志和期待、民族(社会)的渴望和要求。在中国高等教育后续发展中,应注意高等教育的理想类型与现实复杂性之间的问题,努力在创新知识生产模式中推动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